影坛泰斗之子53岁客死异乡，遗下年幼儿子

2013年冬天，一个中国男人在美国一间出租屋里停止了呼吸。

几天后，消息才慢慢传开。

他躲了一辈子，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谜。

赵劲走的那年，五十三岁，一个人在洛杉矶的出租屋里，身体慢慢凉下去。

时间是2013年12月4号。

没有追悼会，没有同行发来的唁电，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星期，消息才零零星星在网上传开。

传出来的方式也简单，一个叫“编剧赵华”的朋友在微博上写了几句，说刚知道赵劲走了，太突然。

底下的转发和评论，加起来不到一百条。

他的微博停在那一年五月。

最后发的动态是十二个“亲亲”的表情符号，排成一排，没有配一个字，也没有点谁的名。

妻子，儿子，还是上海那位快九十岁的妈，外人没法猜。

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发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人已经不行了。

癌症，发现就是晚期，十一月确诊，十二月人就没了，快得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而他什么都没说，没在网上讲自己的病，没跟朋友开口借钱，连国内的亲戚，好多都是人走了以后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那么难。

赵劲是导演，但他身上更显眼的标签，是“赵丹的儿子”。

这个标签，他顶了一辈子，也躲了一辈子。

赵丹这个名字，老一辈中国人太熟了。

从三十年代演到六十年代，银幕上那张脸，是多少人心里“中国电影”的代名词。

后来评世纪奖、评百年百优，赵丹全是排在最前头的那个。

他的太太，赵劲的妈，叫黄宗英，也不是一般人。

四十年代在上海演电影，“甜姐儿”红遍半边天。

不光爹妈厉害，黄家那一辈兄妹几个，个个有名堂。

二哥黄宗洛，北京人艺的老戏骨，《茶馆》里的松二爷，谁看了都忘不了。

话是有点过，但搁在那个年代，倒也不算多离谱。

赵劲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1960年，赵丹和黄宗英最小的一个儿子。

小时候住上海，家里进进出出的全是些后来写进历史课本的名字。

可是这种好日子没几年。

赵劲的整个少年时代，正好把这十年填得满满当当。

一个孩子，在最容易崇拜父亲、依赖父亲的年纪，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打倒，看着家门口变天，

这种经历搁在谁身上，性格都会被打下一层底子。

赵劲后来的脾气，那种死活不肯靠别人的劲儿，多半就是从这儿长出来的。

1980年，赵丹在北京走了，胰腺癌，六十五岁。那一年赵劲刚二十。

父亲去世以后，照理说，路并没有绝。

赵丹的名声太大了，他生前那些朋友、同行、受过他提携的后辈，都愿意照顾他的老婆孩子。

他偏偏不。

赵劲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绝不靠父亲的名字吃饭。

不是嘴上说说的那种，是当真刻在骨头里的。

但他就这么干了，一干就是一辈子。

1982年，他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比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那拨人晚了四年。

在学校里，他不声不响，穿衣吃饭都朴素，话也不多，专业课交出来的东西扎扎实实，但不爱出风头。

同班同学后来接受采访，说整整四年，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爸是赵丹。

他的毕业作品是一部短片，叫《红鞋带》。

片子拍得很安静，没有当时流行的那些大时代大场面的东西，就是盯着日常生活的细处，一点一点往下挖，带着一种克制的实在劲。

这部片子后来被北电收去当教学参考，也是赵劲导演生涯里为数不多能找到完整记录的作品。

从这里就看得出来，他跟“宏大叙事”这四个字不太对付。

毕业以后，赵劲没有留校，没有进体制内的电影厂，也没有踩着家里铺的路往圈子里钻。

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算冷门的事——去美国。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出国潮正热，但搞艺术的出去，大多是奔着开阔眼界、学点技术去的，过几年还打算回来。

赵劲不一样，他跟朋友聊过，说自己在国内，“永远逃不开赵丹儿子的身份”。

只有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爹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这话说得挺实在，也挺狠，对自己尤其狠。

美国没给他留什么情面。

一个中国来的毛头小子，手里就一部学生短片当简历，在好莱坞那个工业机器面前，什么都不算。

赵劲在洛杉矶的头些年，日子过得跟大多数底层移民一模一样：

他住便宜的公寓，花销抠得很紧。

他妈黄宗英后来在上海的报纸上写过一句，很淡，说“劲儿在美国很苦，但他从来不说”。

就这么一句，没了。

九十年代中期，赵劲回国待了一阵子。

那段时间他参与了几部戏，最让人记住的是一部电影，叫《新十字街头》，1999年上映的。

这片子光是名字，就躲不开他父亲——赵丹1937年的成名作，叫《十字街头》。

儿子用了父亲的名字，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时代背景挪到了世纪之交的上海，风格是轻喜剧，刘若英和他自己主演，他既导演又出镜。

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里，唯一一次公开地、正面地跟父亲的名字发生关系。

血缘他认，但路子不照着走。

可惜《新十字街头》没什么声响。

1999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日子正不好过，好莱坞大片压过来，国产片票房缩得厉害，

对一个铆足了劲想证明自己的人来说，这一下，打击不轻。

进入两千零几年，国内电影市场开始疯狂地往商业化方向转，钱哗哗往里涌，票房成了唯一的标准。

赵劲那种脾性，那种拍法，跟这套玩法完全对不上。

他不擅长跟投资人周旋，不肯在剧本上改来改去迎合市场，更不可能在酒桌上拿父亲的名字给自己换项目。

他又走了，再一次去美国，这一次带上了妻子。

走得更彻底，几乎断了跟国内影视圈的往来。

在美国的日子比国内清苦得多。

他有一个习惯，每周给母亲打越洋电话，时间固定在北京的周六上午。

电话里永远是“生活还行”“最近在谈项目”“剧本有人看上了”。

这些“谎话”一编就是很多年，黄宗英那边听着，也不追问，母子俩就这样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平静。

一直到2013年冬天，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断了。

赵劲的妻子和孩子留在了美国。

两人有一个儿子，父亲走的时候，孩子还小。

他没给家里留下什么财产，多年打零工、写剧本攒下的那点钱，只够日常开销。

现在回头看，赵劲这辈子留下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数不出几样：

一部学生时期的短片《红鞋带》，一部上了院线但没什么动静的《新十字街头》，剩下是一些没来得及拍出来的剧本手稿。

中国电影史里提到他，大多还是放在赵丹、黄宗英的词条下头，作为“家庭成员”顺带写两句。

他那个当了一辈子主角的父亲，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小儿子，最终活成了一个远离聚光灯的人。

2020年12月14日，黄宗英在上海去世，九十五岁。

跟赵劲走的那一天，同一个月份，差了十天。

母子俩像是约好了似的，隔了七年，在同一个月里把故事收了尾。

赵劲那十二个“亲亲”表情，后来被一些注意到他故事的人反复提起。

有人猜是给妻子的，有人猜是给儿子的，还有人觉得是隔着一个太平洋，发给上海那位白发苍苍的妈。

这些猜测其实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一个一辈子都在拒绝被父亲名字定义的人，最后用了一种谁也模仿不了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署了名。

没有第二个赵丹，这里只有赵劲，唯一的赵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