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母亲在我十来岁时亲口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哦，你去跳窗好了。” 没有上下文铺垫，没有事后解释，就像关掉一盏灯那样随口。那时候我还不会分辨什么是“气话”，只记得自己站在原地，把一个“哦”字含在嘴里很久，然后转身走回房间，把门关得特别轻。轻到像在道歉。
后来很多年里，我一直努力把他们这种反应合理化——他们只是脾气急、他们只是不会表达、他们小时候也没被好好对待过。直到我慢慢意识到：他们不是偶尔失控，而是持续的情绪不成熟。在那个家里，说“不”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我得到的回应永远是“你刚刚说什么？”犯错不会换来沟通，只会换来没完没了的吼叫、威胁，以及那种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被生出来的贬低。从莫名其妙的吼叫到一句“你去跳窗吧”，中间从来没有修复连接的对话，从来没有人坐下来说：“刚才我反应太大了，对不起。” 一次都没有。
我记得自己主动求助的时刻。那时数学作业不会做，走投无路去问妈妈，而她连题目也没看就甩给我一句话：“我怎么懂？你才是学这个的人，你自己做。” 那一瞬间的难堪不是因为她不会，而是她让我觉得，我的无助本身就是一个麻烦。于是我很早就学会不再信任他们任何事——所有事情只要落到他们手里，都会被放大成一桩灾难，然后变成评判我的理由。哪怕我还在刚刚学习怎么活，他们却仿佛默认我从出生就该全知全能。学校里的挣扎也因此变得更重，因为课外没有支撑，只有羞辱。
这种“什么都得自己扛”的惯性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拿到了两次灵气疗法的认证，我写了书并且自己出版了，我还有很多他们不知道的成就，但我至今没有告诉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说。他们这些年确实变温和了些，可那份信任早就碎得太彻底。况且他们从来没有道过一次歉，没有承认过那些年给我带来过任何痛苦。于是我只能一如既往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往前挪，一边慢慢重新学习信任，一边去结交一些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见到的朋友。
小时候我常常在没人的地方突然崩溃。表面上可以“没事”好几个月，然后某一天或某一个深夜，那道闸门忽然就打开了。没有任何具体原因，也许只是刷着手机，也许只是做着日常里最普通的事，然后就一个人哭好几个小时。我的房间是我的避难所，可房间里能抱住我的只有我自己。那时候母亲的声音又会浮起来：“你有什么好难过的？你是个小孩儿。” 在她的逻辑里，她才是那个辛苦拉扯我的大人，而我连占用情绪空间都是错的。至于隐私，父亲也并不喜欢这个词。我隐约记得他曾经威胁要拆掉我的房门——虽然最终没有做，但那个悬在头顶的威胁一直留在那里。我害怕他们，而这本身就很痛。
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被生进这样的环境里。不管别人怎么谈论我的灵魂旅程，我只知道一个年幼的孩子再怎么擅长适应，也绝不应该被训练成去应对情绪敌对、忽冷忽热的生存模式。零售店员也天天面对各种人的情绪，但至少他们还应该得到足够匹配的薪酬；而小孩什么都没有，只能靠那一点本能去消化。有时候我也会惊讶，经历了这一切，我居然还能保留住善意和柔软，没有变得冷漠或刻薄。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私底下哭过太多次，每一次哭完，我都替那个没人撑腰的自己又撑了一点点。
最近我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有些人需要去哀悼自己从未拥有过的那种父母——去承认你需要的他们，和现实中你得到的他们，两者之间永远隔着一段距离。这哀悼不像一场仪式，它更像是漫长的、反反复复的确认：确认他们不会给你那个迟到的道歉，确认数学作业那晚的无助不会有人重来弥补，确认那句“你去跳窗吧”不会被收回。然后你才能把为他们留了太久的那个期待的位置空出来，放进去一点你自己重新栽种的、不再问他们索要的东西。
你也许也有一个类似的版本。你可能一直在等他们说一句“对不起”，等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已经不等了。那都没关系。有些事情不是原谅了才能继续往前走，而是你终于看清了，过去的那些缺口，不会再由他们来填。而你依然可以成为一个对他人温柔、对自己稍微宽容一点的大人——不是因为得到过够多的爱，而是因为你看懂了什么叫缺爱，所以不想再这样对待自己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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