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草堂、王安石半山园、李渔芥子园，古代文人如何安居？

《桃源深处有人家：中国古代文人置业志》

作者：黄强 黄沐天

版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6年6月

购房置业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词汇，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没有居住的所在，还有什么资格谈安居、谈乐业？安居才能乐业，古人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何以才能安居？何以才能乐业？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中，必须有房、有家。上古的文字将“家”剖析得非常透彻。所谓家，外面是个房子，里面养了一头猪，猪表示的是财富。可见家与房屋有关，与财富有关。

衣食住行，“住”在第三位，其重要性无须赘言。安居的核心就是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就是买房置业行为的要求。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稳定与否，取决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富裕，也就是说以拥有私有财产的人群是否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为标杆。根据统计资料分析，美国的富裕是因为中产阶级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主导地位。学者研究表明，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流阶级和支撑阶级。一个社会只有大部分人富裕起来，才会有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稳定。那么，稳定生活、社会财富的标志是什么？无非是有良好的居住空间，有属于自己的私有房产。房产作为不动产，始终是衡量财富的一个重要标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重土地、重房产的封建社会，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农村，仍然保留着房屋代表财富、代表富裕的遗风。几十年前，或由此上溯一百年、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前，如果某户人家有几间大瓦房，无疑为该户人家娶媳妇，乃至在村庄中的地位带来积极的影响。所谓大户人家，必然是家有良田、有若干房屋、宅院深深的富裕人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家庭肯定是贫寒人家。无地无房乃是贫困的表现，如果单纯从财富论方面着眼，乃是经济不成功的体现，对家庭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对家庭人员的成长、成才都有制约。不过，财富的积累固然有智慧、勤劳、机遇的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官本位、腐败也不无关系，官宦阶层掌握着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这类人一旦失去道德的制约，中饱私囊，或者权钱交易，则社会的财富会流向个人的腰包，清代弄臣和珅富可敌国，便是一例。从这个方面讲，古代置业成功者并不都是以勤劳、智慧致富的面貌出现的，他们的置业或许就是腐败“藤”上结出的“瓜果”。

居室也影响着文人的创作

历史上文人修筑房屋者甚多，如杜甫成都草堂、王安石半山园、李渔芥子园等，而且这些居室也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尽管房屋的规模大小、装饰风格不一，但是有一处安身立命的居室，可以安心创作，则是不争的事实。白居易初到长安，遇到顾况调侃“久居长安大不易”，庐山草堂的建立则对他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让“江州司马青衫湿”忘却郁闷，讴歌自然。魏源在清凉山下乌龙潭边构建湖干草堂小卷阿，闭门著书，写出《圣武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魏源批阅十载完成的《海国图志》，风行于世，对近代的影响最为久远。

通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同为筑园，社会反应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行为，因为当事人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说法。李渔没有官职，外出演出、写稿拿润笔费，被称为“打秋风”。袁枚翰林出身，做过知县，系江南总督尹继善的门生，富人向他索文，袁枚堂而皇之赚取高额润笔费，没人说他是“打秋风”，他在《遗嘱》中说过：“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他以诗坛盟主自居，收费选诗出书，从不手软；名头大，底气足，收费高，袁枚比李渔手段高了许多。从这个方面来说，研究文人置业，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文人，出身背景不同，所遭遇的世态炎凉是有所区别的，时代的审美倾向、价值追求也是千变万化的。

对于文人的艺术创作，以往研究多从其出身、思想等方面入手，而对经济、生活等方面相对关注得少。家庭生活背景、个人成长经历、思想意识形态，固然对创作影响很大，但是经济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杜甫吟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主义诗篇，其“诗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的形成，除了仕途的不得意，不能不说与他人生坎坷、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有关。

文学研究侧重的是与文学有关的研究，经济研究侧重与经济相关的研究，而相对忽视的是文学与经济的结合，文人生活中琐碎的经济因素，比如说他的收入多少、他的经济来源。大概因为文人清高，羞于“孔方兄”，而淡化了对这方面的关注，加上多年以来，我们对于具有政治倾向的文人研究，强调其革命性，而有意回避其经济生活因素，唯恐贬低了他们的革命性，不利于他们光辉形象的塑造。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又比如说芥子园对于李渔、秦淮水亭对于吴敬梓，尽管是其定居南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李渔、吴敬梓的著作中，都没有修筑房屋的经济记录。只有很少的文人，在其房屋、园林修筑中有经济记录，如袁枚购置随园有“三百金”的记载。袁子才何以会有购园的经济记录，因为袁枚在文人之中，是一个喜欢追逐金钱，善于经营的人物，在当时就颇有争议。他“三百金”购得此园，大加修葺，“为置高楼”“为置溪亭”“为之桥”“为之舟”“缀风灿”“设宦窔”（《随园记》），并且自言“二十年来，朝斯夕斯”（《随园五记》），甚至于园中葬其“先君子”，并“为己生扩”（《随园六记》），以为终老计，但他在园中住得并不安逸，经常外出。

刘声木在《袭楚斋随笔》卷七“论袁枚出游”中说，袁子才“坐享山林之福者四十年，后人羡慕之者众矣。实则随园当日广通声气，肆意逢迎高位，以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门，以为间接之光荣。随园遂借此为渔猎之资，收为点缀山林、放浪形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观其后半生，大半出门遨游，在家时少，实为避难而起。不知者，以为真好”。也就是说，袁枚居住在随园，当时比较张扬，作风、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袁枚后来又不常居随园，经常外出实际是为了避难。刘墉做江宁知府时，有人阴告袁枚放浪，为害群之马，刘墉就要拿袁枚开刀，“欲以法诛袁枚”（章学诚《论文辩伪》）。袁枚爱钱，善于挣钱，其行为风流，不拘于时，所以会在著作中留下金钱交易的记录。

文人购房置业有哪些要求？

置业是现代热门的经济活动，却是前人研究不足或忽略的经济行为。文人置业与创作的关系，往往也为研究者忽视。从经济生活角度探究影响文人创作的因素，从文化角度探究历史上的名宅建筑特点，糅合文学与历史、建筑与经济多方面知识，探究文人的创造历程，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得到客观乃至更为科学的结论。纯粹从意识形态探究文人创作，失去了影响创作的经济基础，也使某些结论缺乏依据，有失真实，甚至不科学。

置业不仅是对建筑艺术形式的选择，还体现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每一个居住者，都有自己对建筑环境地理的选择和建筑风格、形式的喜爱。唐代诗人王维置业辋川，追求诗中画、画中诗的意境，将辋川建设成山居田园和诗意的王国；大诗人白居易在庐山构建草屋，以亲近自然，亲近佛寺梵音，表达他对佛陀的礼拜和对佛教的敬仰。

置业也不单纯是一次购房的经济活动，有生活中的无奈，有对故土的眷念，有对新故乡的向往。清代讽刺小说家吴敬梓离开桑梓安徽，迁往南京，固然有对南京的热爱，也是为了离开伤心之地，开始自己的新生。大诗人杜甫于成都建草堂，是他安居生活的开始，离开草堂乃是由于经济靠山、政治庇护的崩塌。他眷念成都草堂，却又不得不离开。

文人购房置业对人文背景也有特殊的要求。袁枚修筑小仓山，不就是看中了小仓山的文化底蕴吗？一脉承天地，人文出大家。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为的是“而无车马喧”，因此才能“悠然见南山”。坐看钟山，寄情山水，王安石选择了半山园，实践他建筑人文景观、感悟自然的理想。

文人置业还与政治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置业既是居住者对艺术、人生、环境的一次综合考察，也是对置业者经济能力的检验（是否具备独立置业的能力）。甚至，通过置业的投资额可以看出置业者的经济收入能力，检验经济来源的合法性，分析置业主人为官是贪还是清。阮大铖的石巢园就是他玩弄权术、祸国殃民的见证。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在心仪的环境，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抛开尘世的烦恼，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边云卷云舒，沉下心来，创作文艺作品。这是笔者研究文人营造家园对其艺术创作影响究竟有多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谢灵运喜爱山水，始宁园让他亲近自然，寄情山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王维归隐辋川别业，欣赏田园的美景，感悟生活的真谛，形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风格；成都草堂让一生颠沛流离的杜甫有了家的感觉，四载安居，诗情勃发，创作诗作240余首，不乏《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以及千古绝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渔建筑芥子园之后，主要作品写成于芥子园内，刻印的《芥子园画谱》也完成在芥子园里，芥子园成就了李渔；龚贤居住半山园是他绘画创作的盛年，鸿篇巨制和精细入微的册页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没有秦淮水亭的置业，就没有《儒林外史》，就不会有吴敬梓的犀利笔法，没有中国讽喻小说的巨大成就……

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天地，文人的家园是他们心灵的归宿，也是温馨的港湾，是艺术创作的画室，是孕育激情的场地。没有自己的居所，没有文人的家园，就没有文人安身立命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平台。

正因为如此，对置业经济的分析、研究，不仅有探究置业者经济收入的数据分析，还有着欣赏、鉴别建筑的审美意味，更有以史为镜的现实意义。

亲近中国文化的过程，对今天的房地产文化开发、构建最佳人居环境也会有所帮助。可以说，《桃源深处有人家》既是置业经济史的专书，又是中国文人创作心态、历程的记录，可以归属大文学史概念的著作，属于文学与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专著。

本文选自《桃源深处有人家：中国古代文人置业志》，是作者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撰文/黄强 黄沐天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