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五中将一少将六个重病号，最顽固的是黄维徐远举还是文强？

原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黄维，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顽固不化，也不是宁死也不学习改造，而是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对他的帮助十分感激。

我们看那张1978年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两位副组长杜聿明、文强等人批示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稿件处理单》就会发现，在特赦前十多年，黄维就写了《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同为文史专员的宋希濂为黄维申请甲等稿酬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此稿据作者说明，是对一九六一年初稿进行整理增补的第二稿，为第一稿未付稿酬（当时作者尚在押），我同意杜聿明同志的意见，按甲级稿付酬。”

两位副组长杜聿明文强先后签字表示同意宋希濂的意见，黄维得到了九十元稿酬——统计资料显示，1978 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615 元，月均约51 元，黄维一篇稿子差不多挣了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再加上他每月的二百元工资，在当时绝对属于“高收入”了。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承认，是功德林救了他的命，要是一直替老蒋卖命，真就要把老命送掉了：“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

事实上在功德林被救活的不止黄维一个，老蒋用人一向是往死里用，亲信如陈诚可以小病大养，小圈子之外的高级将领，那就是“活着干，死了算”，不榨干最后一滴心血不罢休，其中最典型的牛马就是同时担任过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杜聿明了——杜聿明被老蒋拉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时候，并没有免除其在徐州的职务，从东北葫芦岛撤走一批残兵败将后，杜聿明又回到徐州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逃跑，逃到双堆集就被全歼了，杜聿明和他的副参谋长文强都成了俘虏。

黄维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杜聿明和文强：“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曾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新生之路》中也证实了黄维的说法：“岂止是黄维和我两人，杜聿明、范汉杰、康泽、徐远举等人，都是从九死一生的重病中抢救过来的。”

文强和黄维两人的回忆，都提到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功德林六个重病号”，这六人中，杜聿明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于1960年第二批特赦，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特务头子，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的康泽于1963年第四批特赦，黄维和文强于1975年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于1973年病逝，没等到跟他的“搭档”周养浩一同特赦那一天。

这六大病号将军得的病五花八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介绍，唯一需要解释的是徐远举——他是脾气太爆，把自己气得脑溢血全力抢救无效才病逝的。

我们看相关人员回忆录，就会发现徐远举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顽固落后，甚至说他是改造积极分子也不为过，文强在《新生之路》中对功德林《新生园地》批评表扬专栏责编徐远举的改造态度是十分肯定的：“批评表扬专栏比较集中于生活问题，徐远举性情暴躁、作风强悍，这些年来几次重病，都是政府派医生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他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学习劳动也积极，但性情和作风依然故我。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清洁卫生不负责、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

当时“战犯同学”将《新生园地》视为“功德林机关刊物”，徐远举能成为专栏编辑，说明他的学习改造态度是积极认真的——当时《新生园地》设四个专栏，理论专栏有宋希濂、廖耀湘、陈林达三位编辑，挑战应战专栏编辑为李帆群，批评表扬专栏责任编辑徐远举，文艺专栏责任编辑文强。

笔者参加工作不久就在报社和电视台工作，对各版面的性质和“肥瘦”有一定了解，功德林的《新生园地》各栏目当然不存在肥瘦之分，但徐远举能负责批评表扬专栏，就足以说明他已经得到了所方和同学（战犯互称）的认可。

徐远举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故意制造事端，而是发现有人不好好改造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曝光，如果他不当特务当记者，搞一些调查报告应该还是很称职的。

徐远举不抗拒改造，而且表现应该还不错，所以才能经常代表“待特赦人员”在历届特赦仪式上发言，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有两次记载：“第二批特赦时，徐远举代表未赦同学发言，在没有获赦的同学眼里，徐远举却是一个仅次于被特赦同学的值得羡慕的角色。因为在首批特赦时，庞镜塘代表没有获赦的同学发了言，在第二批就得到了特赦。同学们都认为徐远举被安排在会上致辞，那一定能在第三批获赦了。会后，徐远举和我两人高兴地抱着跳了一顿。他祝贺我获得新生，我预祝他第三批得到特赦。我俩激动地说：‘过去我俩一起为国民党效忠，危害人民，以后我们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携手为人民多做贡献。’第三批、四批、五批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送走一批接一批。”

徐远举因为病逝有点早，所以没能跟沈醉、黄维、文强等人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再做同事，但我们看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还是能看到徐远举写的揭露军统（保密局）罪行的文章，徐远举在文章中认罪：“国民党反动派策划了一连串的反革命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徐远举并没有顽固到底，《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虽然是最后一批特赦，但他跟徐远举一样，表现得也算积极，他在《新生之路》和《口述自传》中不但说自己“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负责图书馆，过年过节写些纪念的文章”，还说自己跟管理所所长和管理人员相处都很融洽：“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了。’”

姚伦就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历史原型，他跟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没有旧怨，后来一起拍的那部电影，应该就是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决战之后》，在那部电影中，文强以真实姓名出现，但演员跟他的实际形象似乎有很大差别。

文强、徐远举在学习改造中都有“突出表现”，还当了《新生园地》编辑，黄维说自己也改变了：“从1956年3月开始，战犯管理所就组织我们参观，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震动，确实受到很深的教育。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不久，我就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1978年3月，找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是副部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

不同史料记载的黄维特赦后履历有些不同，但肯定黄维的回忆文章更为准确，因为他绝不会把自己人生重大转折的时间记错了，他觉得自己享受副部级待遇受之有愧也是很正常的——他在蒋家王朝只是中将兵团司令，离“国防部次长”获“参谋次长”那个级别还差得很远呢。

六个欠了救命之恩的重病号战犯，杜聿明、范汉杰、康泽等三人早期特赦，杜聿明是功德林缝纫组组长，他特赦后沈醉接任组长，然后沈醉也上了第二批特赦名单，看来那个工作组还是很重要的，这也能从侧面证明杜聿明在学习改造方面，是要强于其他同学的。

范汉杰表现也很好，他没能在第一批特赦，其实是另有原因，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透露：“对政治学习，范汉杰相当认真，特别是他学有专长，除了军事方面外，他在测量方面也是能手。除了爱开玩笑外，不发牢骚，所以特赦第一批的名单中便列有他的名字。后来由于原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中一些高级将领反对，第一批便没有他。”

在战犯管理所爱开玩笑，说明范汉杰已经放下了包袱认真学习，对改造也没有抗拒，所以第二批特赦的时候，就没有太大反对声音了，而黄维则是上了名单而被管理所否决了，黄维认为管理所的作法是正确的：“第一批特赦时，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黄维的回忆文章表明，起码在1959年之前，黄维还是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而康泽能在第四批特赦，应该也是另有有原因。《纵横》2000年第十二期的《“功德林”“秦城”记事》中有这样的描述：“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名单中，不包括在押的原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特赦时，宣布准予康泽监外就医。康泽是1963年4 月9日第四批正式获特赦释放的。”

康泽是1904年出生的，1961年的时候还不算老，看起来是为老蒋卖命累垮了，这个搞了多年“别动总队”的中将，被俘前绝对算得上作恶多端，王耀武在《特赦1959》中怒斥他的话，都能找到史料依据。

学习改造，顽石点头，花岗岩脑袋总有开窍的一天，最后一批特赦时，只有周养浩等十人要去投奔蒋家父子，黄维文强则坚定地表示哪也不去，这也可以说明这两位“重病号”虽然是最后一批特赦，但已经彻底洗心革面觉今是而昨非，至于功德林战犯中这五中将一少将六个重病号，最顽固的是黄维徐远举，还是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这问题还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