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的实践依据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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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国家领土主权的核心文化符号，对中国西藏藏南地区的标准化命名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制度化实践。2017—2025年，我国民政部分五批将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数量从6个增至89个。地名命名实践立足于多重合法性依据：历史维度上，自吐蕃至今的中央政权持续管辖构成主权连续性的实证基础；法理维度上，地名命名既依托《地名管理条例》等国内法规体系，也契合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决议》，从而形成对殖民时期非法主张的法理驳斥；现实维度上，该实践有助于解构印度“地名霸权”叙事，并强化边疆治理效能与文化安全。“地名—主权—治理”分析框架的构建，为理解领土主权建构与边疆治理提供了跨学科视角。地名标准化亦具有主权宣示、强化文化认同、推进治理现代化及提升国际话语权等多重复合功能，体现了中国边疆治理中主权维护与民生发展的协同逻辑。

关键词：中国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主权连续性

地名，作为地理空间认知与表达的基础性符号系统，其意义并非局限于单纯的地理标识功能。在政治地理学与国际关系视域下，地名承载着厚重的领土主权意涵与历史文化基因，是国家权力在地理空间中进行符号化投射与文化治理的关键载体。地名命名权（toponymy rights）、阐释权（interpretative rights）及其标准化实践（standardization practices），构成了国际领土与边界争端中一个虽常显隐性却至关重要的博弈维度，深刻反映着国家间对特定空间主权归属、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的争夺。

一、藏南地区地名问题的由来与地缘政治

深入探究中国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实践的内在依据、法理逻辑、文化战略及其所体现的国家治理逻辑，是政治地理学、边疆学、地名学及国际法交叉研究领域亟待深化的学术命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而且这一研究超越对地名标准化现象的表层描述，从学理层面系统阐释其作为国家主权空间实践与边疆文化治理核心环节的理论基础、实践逻辑与战略价值。

藏南地区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主权归属有着清晰的历史、法律、文化和国际关系依据，但相关争议的源头可追溯至1913年西姆拉会议。当时英国殖民者无视中国主权，单方面炮制“麦克马洪线”，为后续的边界问题及地名篡改埋下隐患。1938年，英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擅自篡改并再版《艾奇逊条约集》（Aitchison's Treaties），擅自篡改并再版标记为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伪造版本。同时，标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东北边界的地图也开始大量出现。印度独立（1947）后，不仅没有纠正英国殖民时期的错误行径，反而延续了殖民野心，加速推进对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非法控制。1951年，印度强行占领达旺（）；1954年，全面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同年，印度测量局绘制出版的“印度政治地图”，公然将中印东段边界线标绘在喜马拉雅山山脊，并将其错误定性为“已定界”，通过篡改地图符号，为后续推行“地名政治”（toponymic politics）埋下伏笔，进一步强化其非法主张。到1987年，印度的非法行径再度升级，宣布成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并对那些承载着中国历史文化记忆、见证地区与中国内地紧密联系的地名，开始持续遭遇系统性、有组织的篡改，“地名政治”的手段被运用到极致。

纵观这一系列行为，其本质是印度以“地名政治”为核心手段的“文化殖民”（cultural colonization）策略。通过篡改地名消解历史记忆、构建虚假边界叙事混淆认知、成立非法行政区域强化控制，试图重塑藏南地区的文化景观与符号体系。其核心目的一方面是固化对该地区的非法占领现状，另一方面是刻意切断藏南与中国在历史、文化、地理上的内在联系，妄图从根源上否定中国对藏南地区的主权。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分五批次系统性增补并公布了藏南地区的标准化地名，将官方地图明确标注的地名数量从最初的6个提升至89个，构建起一个覆盖主要山脉、河流、聚落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全域性标准地名体系。这一实践绝非简单的技术性地理信息更新，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意志在边疆空间的一种符号化实践与空间治理行为，它构成了一项融合主权宣示（sovereignty assertion）、边疆空间治理（borderland spatial governance）与文化安全防御（cultural security defense）等多重目标的系统性国家工程，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涵。

二、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的实践演进（2017—2025）

地名标准化作为边疆治理的制度化实践，其推进节奏与内容选择深刻回应着特定时空下的地缘政治语境。2017—2025年民政部对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呈现出从战略节点到全域覆盖、从符号宣示到治理赋能的递进特征。

（一）第一批（2017年）：主权符号的破局性建构

2017年4月13日，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一批）的公告》（第404号），公布了第一批藏南地区地名，增补乌间岭、米拉日、曲登嘎布日、梅楚卡、白明拉山口、纳姆卡姆6个地名，覆盖达旺至瓦弄的战略通道。这些地名并非随意选取，每一个地名都承载着特定的地理与战略意义，如乌间岭地处藏南地区北部要道，是连接达旺与周边区域的关键节点；米拉日位于藏南中部河谷地带，既是当地传统游牧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沟通东西交通的纽带；曲登嘎布日则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化地位著称，在藏传佛教典籍中早有记载，是当地信众心中的神圣之地；梅楚卡坐落在藏南东部边境附近，历史上便是边境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见证了汉藏及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白明拉山口是藏南地区南北走向的重要通道，常年有牧民和商旅往来，是区域内人员物资流动的重要枢纽；纳姆卡姆位于藏南西部，是守护该区域西侧安全的重要地理标志。

在此背景下，我国增补上述6个地名，首次以当代官方标准化形式系统性纠正国外地图长期使用印方地名的偏差。中国对藏南地区的官方地名记录可追溯至元代《汉藏史集》等文献，并非2017年才开始命名；印方所谓“早期官方地名”实质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非法命名，早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却不具备主权合法性。此次公布的地名均源于当地历史传承与藏语文化体系，是对该地区地名本真面貌的恢复，通过恢复“曲登嘎布日”等承载宗教文化意涵的藏语地名，构建主权法理框架，直接驳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殖民叙事，夯实“地名即主权历史延续”的话语基础。

（二）第二批（2021年）：地缘博弈中的战略对冲

2021年12月29日，民政部发布《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二批）的公告》（第520号），新增色拉（西山口）、申隔宗、打陇宗等15个地名，重点覆盖山南市、林芝市所辖藏南地区，涵盖山口、山峰、河流、居民点。美国“印太战略”加速推进，美日印澳共同参加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西太平洋和孟加拉湾举行，印度借势强化与美日澳军事合作，不断在边境制造紧张氛围。中国公布15个地名，一方面通过恢复民族语言地名强化当地民众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以命名关键地理坐标在战略上削弱印度借“东进政策”渲染区域的影响力，从国际舆论和地缘政治角度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的认知，打破美国“印太战略”下印度企图制造既成事实的幻想，表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

（三）第三批（2023年）：行政管辖制度进一步深化

2023年4月2日，民政部发布《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三批）的公告》（第548号），新增邦钦、江卡宗等11个地名，同步推进错那“撤县设市”。印度此时在边境地区动作频繁，加速修建色拉隧道等军事设施。同时，印巴关系因恐袭事件恶化，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印度试图通过强调边境问题转移国内对印巴关系紧张的注意力。命名与行政区划调整的协同，本质是通过“地名一政区”绑定，将主权宣示转化为治理准备。错那市的设立为后续治理资源配置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增地名锚定未来基建与公共服务布局方向（如规划医疗点、边防哨所区位），使“有效管辖”从抽象原则具象为制度规划，形成对印度基建渗透的反制，明确中国对藏南地区的主权管辖权，不受印度非法实控现状影响。

（四）第四批（2024年）：对“人口实控”策略的解构

2024年3月30日，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四批）的公告》（第566号），新增哈东山口、赤朗错、白则林等30个地名，覆盖错那市、墨脱县、察隅县和隆子县争议核心区，包含印度非法移民聚居点（命名对象为地理实体本身，如聚落所在的山体、河流，并非采用印度新地名，而是恢复该区域历史传统地名）。当时印度迎来人民院（议会下院）第18届选举，竞争激烈，总理莫迪所属的印人党为获取选票，激化民族主义情绪，大肆炒作“伪阿邦”议题，试图转移国内对经济、民生等问题的关注，并企图通过强化“人口实控”巩固其非法主张。中国公布这30个地名，通过恢复聚居点所在区域的历史传统地名，明确地理实体的主权归属，否定印度非法移民点的“合法性”，有力回击了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非法行径，打破了印度企图通过“人口实控”来巩固非法主张的策略。

（五）第五批（2025年）:战略要地的精准标识

2025年5月11日，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五批）的公告》（第580号），增补龙桑拉、鲁古塘、同马等27个地名，涉及错那市（11个）、墨脱县（9个）、察隅县（6个）、隆子县（1个），涵盖山口、河流、湖泊、居民点等地名类别，特意标注达旺地区多个点位及印度军事设施周边的地理实体。达旺作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出生地、1962年中印战役核心战场以及印度非法设立“伪阿邦”后重点经营的战略枢纽，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印巴冲突暂歇，印度在军事冒险中未达预期且陷入外交孤立，国际社会期望双方和平解决争端，同时美国副总统访印，试图拉拢印度作为“遏华棋子”，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公布这27个地名，以“命名+主权主张”强化立场，精准标注达旺地区及印度军事设施周边地理实体，再次强调了对藏南地区的主权。

三、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的多重依据

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是植根于该地区深厚历史积淀、依托严谨法理框架、回应现实复杂挑战的系统性工程。从历史维度看，中央政权的持续治理、文献记载的连贯印证及当地民族的文化认同，构成了中国对藏南地区主权归属的坚实根基；从法理层面看，国内法体系明确授权地名管理的主体与程序，国际法中“先占原则”为其提供了国际准则支撑，同时有力驳斥了基于非法殖民遗产的不实主张；从现实斗争角度看，面对印度长期的非法侵占、文化同化与政治炒作，地名标准化成为打破“地名霸权”、强化实际管辖、对冲外部遏制的重要手段。

（一）历史依据：主权连续性的实证基础

1.吐蕃政权时期（7—9世纪）。历史主权理论强调，持续且有效的管辖实践是领土主权的核心根基。藏南地区的管辖史至少可追溯至吐蕃政权时期，那时已将藏南纳入吐蕃行政体系，设立“门域四宗”管辖当地族群。823年设立的《唐蕃会盟碑》的藏文碑文提到“南方之门”等地，“莫不臣服神圣赞普，争相朝贡，俯首听命。”《红史》记载松赞干布“划分吐蕃四茹千户所等，将南面的珞、门，西面的象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这些记载说明，吐蕃对门隅、珞隅地区实施了有效统治。

2.元朝时期（1271—1368）。1271年元朝设“宣政院”总领政务，藏南归入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其下的万户府、千户所等建制，已涵盖门隅、珞隅等地的具体地名，作为元朝与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贸易节点，其名称在《汉藏史集》中被记载为“茶马古道南陲”。据《西藏王臣记》记载，阔端的大将多达入藏，“东起工布以上，西至尼婆罗和南至门域以内，所有坚寨，皆被削平，定立森严法律，强制藏民皆遵王命，不得违反，”此治理实践为当地地名的传承与标准化提供了行政基础。

3.明朝时期（1368—1644）。明朝在西藏地区推行“都司卫所”制度，藏南地区属于乌思藏都司（后分为乌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管辖范围。当时，西藏地方的帕竹政权逐渐崛起，不丹及门隅一带由竹巴噶举派管辖。至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时期，格鲁派的影响扩展至门隅地区，不丹与藏巴汗联手抗衡格鲁派。另一方面，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支持格鲁派，于1642年率军南下征讨不丹，其中一支蒙古军队跨越波拉山脉，抵达娘江曲河谷北部边界，门巴族群众聚集于基巴村进行抵抗，此后双方达成和议，门隅地区从此臣服于和硕特蒙古，并转而皈依格鲁派。

4.清朝时期（1644—1912）。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委派其弟子梅惹·洛珠嘉措管理门隅地区的政教事务。梅惹·洛珠嘉措将当地原属宁玛派的达旺寺改宗格鲁派，并被授予任命下级官员和征税等权力，“达旺”作为核心地名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后纳入多批标准化地名）。18世纪，为加强管理，西藏地方政府将门隅划分为32个“措”或“定”，并设立“达旺细哲”机构（驻于达旺）统管日常事务，“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名（后纳入标准化地名）成为行政建制标识；1853年，西藏地方政府规定由错那宗的僧、俗两位宗本负责管辖门隅地区，“错那”作为历史政区名称，其行政层级与所辖聚落地名之间形成了清晰的统属体系，为当代错那市及相关藏南地区的标准化地名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治理基础。

5.民国时期（1912—1949）。宣统二年（1910），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派遣程凤翔、段鹏瑞等官员赴藏南查勘桑昂曲宗、察隅等地区。程凤翔曾将象征清朝的旗帜插在瓦弄南面亚必曲聋的三台山木里岔路，其在察隅梭里村发放的“梭里村护照原件”与相关中外文档组成完整的证据链，确凿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对察隅境域，包括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下察隅、杜莱河谷所属地方在内的领土主权；段鹏瑞在其绘制的《杂瑜全境舆图》《闷空全境舆图》等舆图中，特别注明传统习惯边界线、军队驻地、插旗处以及荒地等具体位置，明确了舆图的特殊用意和特别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其绘制的舆图中，有“Walong”（中国官员标记为“瓦弄”“窪隆”“娃隆”）、“Tinai"（中国官员称作“得哩”“德能”）、“Dong”（中国官员标记为“浪巴”或其附近）、“Kahao”（中国官员称作“喀耗”“呷荷”）等地名，其地名发音能明确看出是被后来英国殖民者划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村落。清政府还将“桑昂曲宗改为科麦县，杂瑜改为察隅县，妥坝改为归化州、原梯龚拉改为原梯县，木牛甲卜改为木牛县丞”。根据调查，这些县区界址清晰，走向明确，各村户数具体，村长落实到人，委任了保正，建有基层政权，如处于察隅河流域的上察隅有12小村、89户，村长格冗；下察隅10小村、71户，村长阿登。这些地名证据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对上下察隅，包括后来被非法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领土主权。

6.新中国成立后（1949—现今）。2002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中，藏南地区仅标注了达旺、德让宗、邦迪拉、哥里西娘、尼乌木、格当、里戛、阿帕龙、瓦弄9个核心地名。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版本地图虽标注更多地名，但未经过官方标准化认定，此次“增补”是在历史地名基础上进行官方标准化命名，而非“从零开始”。这些地名主要源自历史行政建制（如达旺为清朝“宗”级单位驻地）、战略要地标识（邦迪拉山口、瓦弄等军事与交通节点）、宗教文化中心（德让宗作为门隅重要寺庙所在地）。

2010年2月，中国科学院郝晓光团队发表《中国地图上的藏南地名补白研究》。此后连续发表系列论文，参考1935版、1951版和2009版《西藏地图》及2005版《西藏分县地图》，对《中国地图》藏南地区东段内的地名点进行了重新编制，将标准化候选点从9个点增加至36个。如恢复“博沙拉雪山”（Boshala Snow Mountain）藏语原名，纠正印度“Dapha Bum”的殖民命名。2016年确认仁布峰（Rinbo Peak）为卡马普曲源头，以藏语“珍宝”命名，构建起自然地理与文化归属的双重证据链。

自2017年起，中国民政部严格遵循《地名管理条例》，结合藏语传统、地理特征及行政需求，采用汉字、藏文、拼音三语标注并附精确经纬度，分五批增补89个藏南地区标准化地名，覆盖山峰（如扎西拉峰）、河流（如格拥河）、居民点（如塔克新）等地理实体，实现从“点状分布”到“全域覆盖”的质变。

（二）法理依据：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双重支撑

1.国内法框架。国内法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藏南地区作为自古以来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地名管理属于中央政府职权范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2022年修订）第四条明确将“地名管理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作为地名管理的重要原则，同时该条还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命名、更名，以及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外交、国防等重大事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党中央”，直接赋予中央部门对藏南地区地名的命名权。在2025年第五批增补的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中，如“鲁果岗日”等地名的确定，就是依据该条例，以维护国家对藏南地区主权为核心要义进行的规范化命名，确保了地名与国家主权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可能对主权造成模糊或损害的命名方式。根据《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我国通过错那、米林“撤县设市”等行政调整，构建起“地名一行政区划—治理体系”的主权闭环。

2.国际法原则。先占原则是国际法上确认主权归属的基本原则。中国对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的核心国际法依据即是“先占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对无主地或未被有效管辖的领土，通过最早、持续、和平的主权行使行为确立其管辖权。对无主地或争议地命名并通过法律程序上升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准地名是实践先占原则的重要手段。中国自吐蕃时期即对藏南行使管辖，远早于英国殖民入侵（19世纪）与印度独立（1947），完全符合“先占原则”下“最早且持续行使主权”的要求。按照英国著名法学家奥本海对于“占领要素”的阐述，我国对藏南的主权“是由以取得国的名义并为该国而占有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建立行政管理而实现的”，是真正的“有效占领”，而印方宣称的所谓“有效管辖原则”（该原则不适用于已存在历史主权的领土，印度所谓“有效管辖”是非法占领后的行为，不具备国际法效力），实为非法的“虚构占领”。中国对藏南的历史管辖与地名标准化，正是“最早管辖行为”的延续，与印度非法“管辖”形成本质区别。中国对藏南地名的命名，与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地名管理、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命名行为逻辑一致，均基于“先占原则”行使主权，驳斥他国非法主张，非“支持印度主张”。

印度主张对藏南地区的所谓“主权”，其依据是1914年英国殖民者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但该线从未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当时的北洋政府明确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一条“倘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系经另一谈判国直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取得，该国得援引贿赂为理由撤销其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自始不具备国际法效力。此外，中国对藏南地名的命名完全符合《第八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第三章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宣传少数民族群体和土著人地名”的原则。在藏南地区，当地有着独特的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文化，中国在命名时充分考虑并尊重这些文化元素，如“白马岗”“马尼岗”等地名的确定，直接源自门巴族对圣地的称谓。

（三）现实依据：边疆治理与反制博弈的需求

1.解构“地名霸权”的认知斗争。印度长期在藏南地区推行恶意的“地名替换”策略，妄图从文化与认知层面动摇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根基。多年来，印度陆续将“达旺”“瓦弄”等饱含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名，篡改为印地语名称或音译名。这种行径绝非简单的地名变更，而是通过“命名权垄断”，营造“法理占有”假象的恶劣手段。中国通过标准化命名，积极恢复具有深厚历史传承的藏语地名与少数民族地名。例如，将印度带有殖民色彩的“Dapha Bum”纠正为藏语的“博沙拉雪山”（意为“吉祥雪山”），这一举措本质上是对地理认知权的有力争夺。中国以客观、真实的历史地名体系，直接打破印度对当地地理标识的独占操控，瓦解其基于非法命名构建的“主权”谎言，彰显捍卫领土主权与历史文化的坚定决心。

2.夯实直接管辖的治理根基。印度在非法占据区域实施行政管辖、移民实边等措施，妄图将侵占行为“常态化”。地名标准化并非单纯的名称规范，而是通过明确地理坐标、关联行政体系，如与米林、错那等地行政区划调整衔接，向国际社会释放中国对藏南行使主权管辖的实际行动信号。印度在非法占据区域实施“边境活力村庄计划”，推进移民实边与军事基建，妄图将侵占行为“常态化”。地名标准化并非单纯的名称规范，而是通过明确地理坐标（如五批地名附精确经纬度）、关联行政体系（错那市与所辖藏南地名衔接），向国际社会释放中国对藏南行使主权管辖的信号。以标准化地名为依托开展治理准备，直接对冲印度的非法控制，彰显中国对藏南主权主张的现实行动力。

3.抵御文化渗透的认同建构。印度在边境地区的文化主权博弈中，抵御外部文化渗透与建构本土身份认同始终紧密相连。印度在藏南地区长期推行文化扩张策略，不仅强制当地民众学习和使用印地语，还大力灌输印度教文化理念，试图以语言和宗教为载体重塑当地文化生态。更具针对性的是，其通过系统性篡改传统地名的方式，刻意抹除门巴族、珞巴族等世居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印记，这种行为看似是简单的地名变更，本质上是文化层面的“主权侵蚀”，旨在逐步消解当地民众的本土文化认同，动摇其与中国的历史联结。与之相对，我国对藏南地区传统地名的标准化命名工作，具有深刻的文化与战略意义。这些经过规范的地名，承载着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生活智慧与文化基因，标准化命名不仅有效保护了本土文化遗产，更以具体的文化符号为纽带，强化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国家归属感。这种从文化根源处着手的认同建构，能够从思想根基上抵御印度的文化渗透，让民众在清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中坚定立场，为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发展与权益维护筑牢坚实的民意基础。

四、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藏南地名标准化超越了单纯的地名管理范畴，在主权建构、文化认同、边疆治理与国际博弈中具有多重意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一）领土主权的符号建构与法理强化

从历史角度看，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大量的历史文献、行政管辖记录等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然而，自1914年英国殖民者炮制“麦克马洪线”后，印度非法占据该地区，并在1987年宣布成立“伪阿邦”，妄图将侵占行为合法化。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对藏南的主权主张坚定不移。在国际法中，对领土的命名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基本权利和重要体现。中国通过系统化的地名标准化工作，为藏南地区的山川、河流、居民点等地理实体确定规范名称，并附上经纬度坐标及所属政区，构建起完整且符合国际法的“主权证据链”。中国公布的89个藏南地区标准化地名，将“抽象主权”转化为“可识别、可验证”的地理标识——此举核心目的是反驳印度所谓“有效管辖”的法理基础。印度在藏南的“管辖”是非法占领后的行为，中国通过持续公布历史传统地名、明确主权主张，形成对印度非法“管辖”的长期反对证据链，证明其“有效管辖”自始无效，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清晰的主权认知坐标，强化“藏南为中国固有领土”的法理与舆论基础。

（二）民族文化认同的唤醒与巩固

藏南地区是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些民族在藏南地区生活已久，拥有独特且深厚的文化传统。许多当地古老的藏语地名，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文化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例如“德让宗”，它见证了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轨迹，“勒布沟门”作为重要关隘，在连接区域往来中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印度在非法占领期间，推行文化侵略政策，设立大量学校强制推行印地语教学，强行灌输印度教文化，将喜马拉雅一带藏传佛教寺庙主持由藏族人换成印度人，替换佛经，更改具有藏族特色的地名，企图磨灭当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中国恢复藏南地区的藏语地名，不仅是对印度文化侵略的有力回击，更是在唤醒和强化当地民众的民族文化记忆与认同，让他们铭记自己的文化根源，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

（三）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地名标准化是边境地区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规范统一的地名，能够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准确清晰的地理定位和标识，有助于各级政府更高效地开展各项管理事务，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进行资源开发利用等。以藏南周边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例，米林、错那两县撤县设市，配合藏南地名标准化工作，进一步优化了区域治理结构，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行政管理更加顺畅。如错那市以第三批公布的“邦钦”“江卡宗”等地名为基础，编制藏南区域发展规划，明确基建与公共服务布局方向；依托地名标注的地理坐标，通过“五共五固”机制强化边民对主权区域的认知，形成快速响应的治理协同，推动治理从“外部推动”转向“内生驱动”，为藏南地区未来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四）国际话语权与舆论场域的重构

在国际舆论和外交博弈中，中国对藏南地名的标准化工作意义重大。我国依据《地名国家标准化手册》开展地名标准化工作，并将相关信息同步更新至全球地理信息数据库，通过权威的《中国国家地理》多语种期刊进行解读传播，向国际社会全面、准确地展示藏南地区的真实归属情况。随着我国在藏南地名标准化工作上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际地图开始采用中国标注的地名，有效削弱了印度在国际上关于藏南地区的不实舆论带来的负面效应，增强了我国在藏南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在国际舆论和外交舞台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为解决藏南问题创造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藏南地区地名标准化命名是我国在新时代维护领土主权、推进边疆治理的创新性实践，其核心逻辑在于以历史连续性为根基构建主权合法性，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为支撑完善法理框架，以现实治理需求为导向破解外部挑战，形成“历史—法理—现实”三位一体的主权维护体系。从学术价值看，该实践构建了“地名政治”的分析范式，为领土主权研究提供了“符号建构—治理嵌入一认同强化”的跨学科视角。从实践意义看，其经验为边疆地区的主权宣示、文化保护与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操作路径，彰显了我国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系统性智慧与战略定力。

作者：朱德涛、田建强

来源：《西藏研究》2026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杜佳玲

审订：宋柄燃

责编：江 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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