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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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在瑞士伯尔尼，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完成了一部书稿，书名叫《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这不是一本寻常的理论著作。
一年前，也就是1872年9月，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马克思一方与巴枯宁一方多年路线之争的最终摊牌。
马克思一方掌握多数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将巴枯宁及其同伴开除出第一国际。
巴枯宁因无法进入荷兰境内，在他缺席的状态下丢掉了席位，他连辩护的机会都没能亲身得到。
海牙大会结束后，巴枯宁回到瑞士，拿起笔，着手写这本书。
他写了整整一年，把自己对马克思理论体系长达数年的所有质疑，全部压进了这份书稿。
1873年，书稿在伯尔尼付印，很快被许多无政府主义团体奉为纲领性的著作。
书里有一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被视为对马克思理论体系最有力的一次诘问。
巴枯宁写道：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他进而写道：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
这段话，在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里激起了真实的讨论。
它触碰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学院问题，而是每一个普通工人在听说"工人阶级要掌权"这句话时都会在心里升起的那个具体疑虑：假设真的有一天，工人的代表站上了统治的位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他的阶级立场，还守不守得住？
马克思在伦敦读到了这本书。
他没有选择撰写一篇公开的反驳文章，而是将巴枯宁书中的核心段落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在每段旁边，用钢笔写下自己的批注。
这份手稿写于1874年至1875年初，后来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题目是《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这是一份极为特殊的文本，不是写给公众看的论战文章，是一个思想者在阅读时留下的最即时的反应。
无需顾及读者，无需顾虑政治策略，无需修饰任何不方便直说的内容——那些写在书页空白处的字，带着一种与马克思公开著作截然不同的直接。
那份直接里，暗藏着一个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的答复——就在马克思翻完巴枯宁那段最核心的诘问、拿起钢笔落下第一行批注的那一刻，任何人都无从预见，这份从未计划发表的私密手稿，将在他身后的历史里，以一种当初写下时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成为这场延续三十年的争论里，最让后世久久无法释手的那一份文件……
【一】巴枯宁：从彼得堡炮兵学校到西伯利亚流放地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5月30日出生于俄国特维尔省一个贵族家庭的庄园，庄园所在地叫普里阿姆基诺。
他的父亲曾留学意大利，后担任沙皇政府的外交官；母亲出生于著名的穆拉维约夫家族。
一家人住在有林木围绕的庄园里，生活安稳，是那个时代俄国贵族阶层里的典型中等人家。
按照贵族家庭对长子的安排，1829年，15岁的巴枯宁进入帝俄首都彼得堡炮兵学校学习，1833年毕业，获准尉军衔，被派往立陶宛服役。
他对军营生活毫无兴趣，想尽办法请求离开，1835年终于如愿，主动放弃军职，回到故乡。
离开军队的巴枯宁，先进入莫斯科大学就读，在那里认识了赫尔岑与奥伽雷夫，三人之间的交往构成了他此后人生路径的重要基础。
1840年，26岁的巴枯宁在赫尔岑的资助下离开俄国，前往柏林学习哲学，在柏林大学沉浸于黑格尔哲学的圈子，结识了屠格涅夫，在学习了三个学期之后，又前往德累斯顿，对学术生涯彻底失去了兴趣，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革命运动里。
1844年初，巴枯宁抵达巴黎。
巴黎是那个时代欧洲流亡革命者最集中的城市，各种思潮在那里相互碰撞。
就在这一年，巴枯宁在巴黎接触了卡尔·马克思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当时马克思和巴枯宁都是《前进报》的撰稿人，马克思比巴枯宁年轻四岁。
巴枯宁在巴黎与马克思进行过多次会谈，各自对对方形成了复杂的印象——巴枯宁钦佩马克思的渊博学识，却认为他性格冷淡、刚愎自负；
马克思则认为巴枯宁凭感情行事，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把握。这种气质上的对立，在日后漫长的路线冲突里，不断为两人的分歧增添新的燃料。
在巴黎，对巴枯宁思想影响更深的人是蒲鲁东。
蒲鲁东的府上在那个年代几乎被视为欧洲各地革命者的"圣地"，巴枯宁深深被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理念所吸引，从蒲鲁东那里吸收的对国家与权威的根本性拒绝，此后成了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骨架。
1847年11月，巴枯宁在一次纪念波兰革命的会议上公开演说，批评沙皇对波兰的统治，俄国大使随即向法国政府交涉，法国基佐政府于1847年12月下令将他驱逐出境。
他离开巴黎，辗转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再度遇见了马克思。
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席卷大陆，巴枯宁先后参加了布拉格起义和德累斯顿起义。
1849年5月3日，德累斯顿街头竖起108个街垒，国民自卫军背弃政府，国王和大臣出逃，起义坚持至5月9日，被普鲁士军队介入平息。
巴枯宁在那场起义里担任组织者，失败后在凯姆尼茨被捕，萨克森当局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引渡至奥地利，奥地利再度判处死刑，再度改判，1851年被沙皇引渡回俄国，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后又转至什利谢利堡要塞，在黑暗的牢房里度过了数年。
1857年，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1861年，趁机逃脱，辗转经日本、美国抵达英国，在伦敦与赫尔岑重新会合，参与赫尔岑主持的《钟声》杂志的工作。
1864年，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1866年，他撰写《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无政府主义理论框架至此成型。
1868年，他在瑞士创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随即在第一国际内部大力扩张势力，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地发展支持者，与马克思一方的路线冲突逐渐走向公开化。
【二】马克思：从特里尔城到伦敦迪恩街，在贫困中写下《资本论》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城，父亲是当地一名律师，家境属于中上层。
特里尔城历史悠久，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较深，自由主义思想在当地有一定传播，这对马克思早年的思想形成有所影响。
1830年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1835年毕业，入波恩大学，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先学法律，后转向哲学。
在柏林，他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批判的方式开始成为他观察一切问题的基本工具。
1841年，他以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马克思主编《莱茵报》，因坚持批评当局政策被迫辞职，1843年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随即移居巴黎，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那里结识了恩格斯，两人的合作从此延续四十年不断。
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移居布鲁塞尔，1847年与恩格斯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出版。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马克思返回德国，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革命失败后被驱逐，1849年8月携家人抵达伦敦，此后在这座城市度过了生命中剩余的三十四年。
伦敦的早年岁月里，马克思的家庭生活极为艰难。
他先是住在切尔西区，因付不起房租被房东叫来警察，连婴儿的摇篮和女儿的玩具都被拿走，全家被扫地出门。
之后他们搬到索霍区迪恩街28号，在那栋狭小的四层楼房里，因营养不良、缺医少药，马克思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深深自责："真不该结婚生子。"他还心酸自嘲："我猜大概没有人可以在这么缺钱的情况下，还写得出关于货币的文章吧。"
贫困没有阻止他的研究工作。
1850年6月，马克思获得了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此后的无数日子里，从早9时到晚7时，马克思都会端坐在书桌前，如饥似渴地阅读。
有人统计，马克思在此阅读书籍1500多种，整理笔记100多本。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1877年申请自己读者证的信里曾写道：她的父亲卡尔·马克思，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几乎每天都来阅览室——这句话，是对那段岁月里他的日常最简洁的描述。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第二、三卷因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而未能在生前完成，分别由恩格斯整理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
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会联盟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来访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等人士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选出21个成员的临时委员会。
马克思作为大会仅有的两个德国人之一，被邀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参加会议，进入专门委员会，应邀参与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
从这一天起，马克思将长期的理论工作与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直接领导正式结合在了一起。
【三】第一国际内部：一场持续八年的路线对立
1864年至1872年，第一国际的历史，是两条路线并存、摩擦、激化、最终决裂的历史。
马克思与巴枯宁对"现代社会的罪恶根源在哪里"这道根本问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诊断。
巴枯宁认为，现代社会的罪恶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而在于国家本身，只有国家才能迫使几百万人民群众遭受资本家的剥削。
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阶级是国家消亡的前提，先废除国家是本末倒置。
在革命策略上，巴枯宁主张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自发暴动，在二十四小时内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反对任何纪律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则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通过政治斗争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待阶级对立消失后，国家才能自然消亡。
在组织结构上，巴枯宁主张第一国际各支部完全自治，反对总委员会拥有任何约束权力，攻击马克思是国际内部的"独裁者"和"共产主义的教皇"。
对此，恩格斯在1872至1873年间撰写了《论权威》，专门回应了巴枯宁对于"权威"问题的攻击，指出即便是一个纺纱厂的日常运转、一列开出的火车、一艘行进中的轮船，都需要权威与服从，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工人运动同样无法在没有任何组织纪律的条件下推进。
第一国际从1869年9月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开始了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阴谋宗派集团的斗争。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给巴枯宁分子以打击，1872年9月，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举行了第五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关于巴枯宁分子破坏国际活动的调查报告，系统揭露了巴枯宁及其死党自1868年来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
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
大会之后，马克思支持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美国纽约，这次转移导致第一国际加速走向衰落，于1876年正式解散。
而被开除的巴枯宁，回到瑞士后拿起笔，完成了那本将在欧洲各地流传的书。
【四】1873年伯尔尼，巴枯宁写下了那段话
1873年，《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在瑞士伯尔尼出版。
这本书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里最系统的一部著作，也是他被开除出第一国际后向马克思理论体系发起的最完整一轮文字攻势。
该书认为，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任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无产阶级专政同国家一样，也是奴役人民的政治制度，全部差别仅仅是表面上的。
"它们都是反动的：两者的直接目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都是巩固进行管理的少数人的政治和经济奴役。"
书里那段被后世一再引用的话，目标极为明确地对准了马克思理论的关节处——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巴枯宁在书中还进一步写道：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
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作被管理的畜群。
多么美好的解放啊！
这本书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它所触碰的，不是一个学院式的抽象命题，而是每一个普通工人在听说"工人阶级要掌权"这句话时都会在心里升起的那个最真实的疑虑。
马克思在伦敦读到了这本书。
【五】那份私密手稿里的批注
马克思于1874年至1875年初，完成了《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这份手稿的形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他把巴枯宁书中的核心段落逐段摘录，在每段紧挨着的空白处，用笔写下逐条批注，一摘一批，逐步推进。这不是写给公众看的论战文章，没有任何需要顾及的读者，没有需要照顾的政治策略，没有为自己的论点需要刻意修饰的措辞。它是马克思在一个极为私密的阅读状态里，留下的最真实的思维痕迹。
针对巴枯宁那段最具冲击力的诘问，马克思在批注里写下了他的回应：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这个类比看起来简洁，内里却暗含着一个马克思在公开著作里从未如此直白点破的逻辑——工厂主当了市政委员，他的阶级属性没有因为职位的变化而消失，他还是资本家；同理，工人代表掌权之后，他的阶级出身与阶级立场，也不会因为坐上了统治位置就自动消失。
阶级特质，与职位是分开的，两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替换关系。
针对巴枯宁关于"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的追问，马克思在手稿里留下了另一段更为直接的批注：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
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在这段批注里，马克思承认了一件他在公开著作里通常用更审慎措辞来处理的事情——过渡期的强制性是真实存在的，是历史进程中无法绕过的环节。
这不是对巴枯宁的让步，而是他一贯持有的判断，在这份无需顾虑读者的私密手稿里，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批注里的字迹平静，措辞克制，像是一个人在独自读书时随手写下的边注，并不像是一篇正式的辩驳。
而就在马克思写完那几行字、放下笔，翻向《巴枯宁摘要》下一页的那一刻，从那枚批注的字迹下面，有一道隐线通向了另一份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