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维基百科·李士英词条、《银元之战》史料、《解放日报》1949年历史档案、《从"银元之战"到"两白一黑"》（求是理论网）、网易历史频道相关纪实文章、中央特科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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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底，上海刚刚易手。
枪声还没完全散去，陈毅就坐进了上海市长办公室，面前摆着一份让人头疼的名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位子，空着。
这个空缺不是小事。上海在1949年是整个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内有将近600万人，有租界时代留下的各路帮派，有国民党败退前秘密布置下来的特务网络，有来历复杂的外国侨民，还有刚刚易主之后尚在观望的大批商人和市民。
谁来掌管这座城市的安全，走错一步，局势就可能一发不可收。
上海不是普通的城市。从晚清开埠以来，这里就是整个东亚最复杂的一块地盘。十里洋场的繁华背后，是几代帮派、几套特工系统、几方利益势力共同盘踞出来的暗流。
租界时代，这里曾经是"国中之国"，各方势力在这片土地上明争暗斗了将近一百年，留下了无数看不见的网络和说不清楚的关系。
国民党败退之前，更是提前在城内布下了大批潜伏特务，有意让新政权接手一个烂摊子。
就在陈毅为此焦虑的时候，一个人找上门来，说有个合适的人选。说这话的人是陈赓，被推荐的，是一个名叫李士英的人。
陈毅当场拍板：就是他。
但陈毅心里真正认定的，不只是陈赓提到的那把枪法，而是另一件事——一件藏在李士英经历深处、比枪法更耐用的东西。
然而，当这件事最终浮出水面，所有知情者才意识到，陈毅当时究竟看中了什么……
【一】上海，1949年5月的真实模样
很多人对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印象，是从新闻纪录片里来的：解放军整齐地开进城区，市民夹道欢迎，城市秩序井然，一切都显得那么平稳而有序。
这只是表面看到的一层。
真正的上海，在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全面进城之后，其实是一锅正在沸腾的粥。
国民党败退前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潜伏特务，青帮、洪帮的势力依然在码头和街巷深处盘踞着，散兵游勇混在市民里头找机会惹事，黑市交易在旧租界的弄堂里从未停止。
更麻烦的是，整座城市的金融秩序在那段时间几近崩溃——解放军进城之后，大批投机商人看准了新政权立足未稳的机会，疯狂炒作银元，把人民币逼到了边缘。
银元的问题，比特务还让人头疼。
这里有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那段时间上海的经济状况：上海解放后的短短13天里，这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暴涨了将近2.75倍。大米的价格上涨了两倍多，棉纱上涨了将近一倍半。
那段时间，从西藏路到南京路、从外滩到旧租界，马路上到处都是手里拿着银元叮叮当当互相敲响的贩子，人群里飘荡着银元特有的金属声。
6月5日那天，上海城内游荡着的银元贩子有足足两万人，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膨胀到了八万。
投机商人把上海汉口路422号的证券大楼当成了大本营，每天里头都聚着几千人在倒卖金银外币。
刚开始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一块银元值人民币100元；到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然蹿到1100元。到了6月7日，一块银元已经换到了1800元人民币。
银元在上海市场上俨然成了真正的本位币，人民币反倒成了找零用的辅币。一些投机分子在当时甚至公开放话："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这句话，在当年的上海滩流传甚广。
与此同时，治安的问题也一刻不停地压着陈毅。城内有多少国民党潜伏特务，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有说法称超过一万人，有说法称数字更大。
这些人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藏在弄堂里、混在工厂里、躲在各种身份的掩护之下，等待机会行动。
青帮和洪帮的人还在码头上收着保护费，旧警察系统几乎全面瘫痪，新的公安力量又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就是陈毅接手的上海。
用陈毅后来的一句话来形容：打上海，不担心；管上海，睡不着觉。
在这种局面下，公安局长的人选，就成了重中之重。上海的公安系统，要同时面对潜伏的特务、横行的帮派、复杂的旧警察队伍，还要应对外国侨民引发的涉外事务。
找个只会打仗的人来，镇不住这套复杂的局面；找个不了解上海底细的外来干部，又摸不清水深水浅。
陈毅翻来覆去想，一时定不下来。
原本这个位子拟定让陈赓来兼任——陈赓在特科时期就在上海工作过，了解这座城市，资历也足够压得住场子。但随即陈赓就接到了命令，要南下继续参加军事行动，根本抽不出身来。
这样一来，局长的位子就彻底空了出来。按照惯例，理应在三个副局长中选一个升任，但局势这么复杂，陈毅对这个方案并不放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赓临出发前找到了陈毅，说有个合适的人选。
【二】李士英是什么人
陈赓提到的这个名字，让陈毅沉吟了片刻。
李士英，这三个字在1949年的中共系统里，不算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不像陈赓、粟裕那样在战场上打出了赫赫战功，也没有在党的高层机构里留下显眼的职务记录。
但在那些了解中央特科历史的人当中，这个名字有着另一种分量。
李士英，原名时遇英，1912年12月22日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说不上富裕的小镇，父亲会梅花拳，从小就教他习武。
李士英身手从小就练得扎实，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然而家境贫寒，7岁进村里小学念书，到了13岁，家里再也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进了井店镇一家布店做学徒。
布店学徒的生涯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李士英在这一年加入了共青团，在井店小学以校工身份作掩护，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同年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中共清丰县委青年委员、共青团县委书记，以中山图书馆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0年春，因为遭人举报被通缉，李士英不得不转移，到直南特委工作。
同年秋天，形势进一步紧张，北方局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调来干部充实北方局的力量，李士英就在这个时候，从直南特委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担任交通保卫工作。
在北方局期间，李士英的工作是负责党在河北、山西、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几条线上的联络工作，接待前来接头的同志，传递党的秘密文件和党内重要指示。
为了掩护工作，他在天津日租界的中原公司附近开设木器行，在法租界劝业场附近开设棉行，又在法国教堂附近的大吉里设了秘密联络点。
几条线来回穿梭，神出鬼没，从未出过纰漏，还在北方局书记贺昌那里留下了不错的口碑。
随后，他被调入中央特科行动科，正式开始了在上海的秘密工作生涯。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陈赓担任科长；行动科，又叫红队，内部称"打狗队"，负责武装保卫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电讯科负责无线电联络培训。李士英所在的行动科，是整个特科里风险最高、工作最烈的部门。
红队的成员，每人配备一把手枪和一把匕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租界里。他们在闹市里行动，在人群中隐形，随时可能面对生死之间的判断和抉择。
李士英进入红队之后，凭着从小练就的武艺底子和过人的胆识，迅速成长为骨干成员。枪法尤其出众，在红队里被称作"神枪手"，没有人对这个称号有异议。
陈赓虽然在情报科，和李士英并不同属一个部门，但在那个体系里，各科之间协作密切，谁的底细，彼此心里都有数。
陈赓后来在推荐李士英的时候，说的"特科的神枪手"，靠的就是这份交情和了解。
然而，李士英真正的分量，不只是那把枪。
【三】法租界弄堂里的两声枪响
要搞清楚李士英究竟是什么人，得把时间拨回到1932年的上海。
那个年代的上海滩，是出了名的险地。外表繁华的十里洋场之下，各方势力你争我斗，党的地下组织随时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从事秘密工作，不是一般人能撑下去的。
那段时间，中央特科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队伍里出了叛徒，而且是出了力气、帮着敌人追捕同志的那种叛徒。
两个人被提上了名单。一个叫王斌，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另一个叫曹清澄，时任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组长。
这两人都有过地下工作的背景，叛变之后，正是凭着对地下党活动规律的了解，成了追捕同志的急先锋。手上沾了不少鲜血，危害极大。
特科接到命令，必须将这两人清除。
任务落到了李士英所在的行动科。
找人是第一道难关。王斌和曹清澄知道特科的行事方式，行踪极为谨慎，轻易不在固定地点出现。
李士英带着几个人，挨家挨户在上海滩的照相馆里翻查橱窗里展示的集体照，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地比对，最终在一张集体照的人群里锁定了目标的面孔，把两人的样貌彻底记清楚了。
接下来是等待。
通过外围的摸排和跟踪，李士英掌握了王斌的活动规律，确定了他经常走过的路段和时间。
1932年4月22日下午，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王斌刚刚准备上人力车的瞬间，李士英从埋伏的位置走出来，迅速靠近，抬手两声枪响，王斌当场毙命。
李士英随即跳上预先安排好的车辆，消失在法租界的车流里。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查的线索。
第一个目标解决了，第二个更棘手。曹清澄行踪不定，难以锁定，每次追到线索，对方都已经转移。
李士英和同事们花了更长的时间反复摸底，终于在1932年5月16日，找准时机，对曹清澄发动了行动。曹清澄当场中弹，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然而这一次，情况出了变故。
枪声在闹市区引来了法租界的巡捕，李士英来不及脱身，被当场抓住。先是被关进巡捕房，后来被引渡给了国民党当局。
审讯开始了。
国民党方面当然知道，这样精准的行动不可能是普通的雇凶杀人，背后一定有党的组织在操控。
审讯人员试图通过逼问从李士英口中撬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同伙的姓名、联络的地点、行动的指令来源。
李士英始终只有一套说辞：自己是河南农民，来上海投亲没有着落，被一个姓陶的人雇来打黑枪，三块银元一条命，那个姓陶的长什么样、住在哪儿，一概不知道。
这个说辞，他从第一次审讯说到最后，从来没有动摇过。
刑罚极重。那个年代，审讯政治犯的手段不需要多说，能扛过来的人已经是极少数。李士英扛住了，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最终，国民党当局拿他没有办法，判了死刑，给他钉上将近二十斤重的镣铐，扔进了死牢。
这一关，一坐就是将近五年。
五年死牢，是什么概念，很难用文字完整描述。镣铐不离身，牢房阴暗潮湿，随时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拉出去执行死刑。在这种处境里，一个人的精神能不能撑住，是最难的考验。
李士英撑住了。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飞机对上海展开大规模轰炸。国民党当局根据参战部队的要求，把监狱里的在押犯押送到真如，给参战军队当民夫，在江湾、吴淞一带的前线运送弹药。
8月18日早晨，前线遭到日机狂轰滥炸，民夫被炸死了一批，幸存者趁乱四散奔逃。
李士英在混乱中脱身跑到市区，找到了熟人唐豪帮助联系党的组织。随后，他在路上碰到了已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老同事吴成方，吴成方把他引荐给了时任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
潘汉年为他写了介绍信，安排了沿途的接应关系，让他取道南京、西安，辗转前往延安。
1937年11月，李士英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和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学习。
五年死牢，没有让这个人垮掉，反而让他在后来面对任何复杂局面的时候，都保持着一种旁人很难具备的沉稳。
这种沉稳，后来在1949年的上海，成了最有用的东西之一。
【四】从延安到丹阳，等待接管上海
从延安开始，李士英的工作轨迹一直没有离开过保卫和情报这条线。
1937年11月抵达延安之后，他先在中央党校和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接受系统培训，1938年2月训练班第一期结业，随即被分配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之后被派往陕北公学旬邑分校政治部，以"李克文"的化名担任学生总会指导员，负责接收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1939年，李士英进入中央社会部，协助主管干部工作。这是党内专门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核心机构，能进这个部门的，无一不是经过严格考验的可靠同志。
同年8月至9月间，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落到了李士英头上——护送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病。这趟行程需要穿越多个敌对势力的控制区域，沿途暗流涌动，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纰漏。
随行人员除李士英外，还有邓颖超、陈昌浩等人。任务顺利完成，这段护送经历，再一次证明了李士英在执行秘密任务方面的可靠程度。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李士英作为华东代表，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
会后，他遵照中央指示，带队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执行任务，8月18日从延安出发，10月抵达乌兰巴托，在当地活动了两三个月。
因对方态度冷淡，未能达到预期目的，遂按中央指示妥善处置后，于1946年春回到延安，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解放战争爆发后，李士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1946年9月兼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公安总局副局长。
此后随着战局变化，又转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长期在保卫和情报系统里处理复杂局面。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让他对如何在乱局中建立和维持地下秩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思路。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组织上开始着手安排接管工作的班底。李士英奉命抵达江苏丹阳，参与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准备工作。
丹阳在当时是接管上海的主要准备基地，大批南下干部聚集在这里，研究城市管理的政策和方法，做好接手这座复杂大城市的各项准备。
李士英在丹阳期间，直接参与了接管上海警察系统的方案研究和人员部署，对上海公安工作的整体架构有了清晰的预案。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赓在临出发前找到了陈毅，提起了这个名字。
陈毅听完陈赓的推荐，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句"你陈赓推荐的人准差不了，当年中央特科可是卧虎藏龙"，随即拍板，任命李士英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任局长。
消息传达下去的时候，知情者都觉得这个任命顺理成章。陈赓的理由是枪法和特科的背景，够硬，够压得住场子。
然而，陈毅当时真正相中的，不只是这一条——而是另一件隐藏在李士英全部经历背后、远比枪法更难得的东西。
直到李士英上任之后一件事的处置方式，所有人才彻底看清楚了，陈毅当初那眼光究竟落在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