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南京的地理形胜与人文标识

题图摄影：©️BLan

“龙盘虎踞”这四个字，道尽了南京得天独厚的地理形胜，也沉淀了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人文底蕴。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胡阿祥教授这篇文章，带我们回到“龙盘虎踞”的起点。他细数南京山水形胜如何成就“帝王之宅”，又考辨那句著名评语究竟是诸葛亮说的还是刘备说的——这场千年“版权之争”，恰恰折射出历史叙事与民间情感之间微妙而有趣的分野。

文章不仅是一篇精彩的地理人文分析，更是一次对南京城市精神的深度解读。南京从来不是一座“偏安”的城市，而是一座坚韧而进取的城市。六朝烟水、唐诗宋词、明清兴亡，“龙盘虎踞”在无数吟咏中被不断擦亮，当南京以"文学之都"的身份闪耀世界，"龙盘虎踞"的故事远未结束——山水形胜不朽，金陵文脉常新。

作者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六朝博物馆特聘馆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南京的地理形胜与人文标识

文 | 胡阿祥

来源 | 《江苏地方志》2026年第2期

在“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历史中国时空中，曾经有200多处地方做过都城，而都城的兴废变迁，又常与山水地理互为表里。至若论及地理形胜孕育与塑造一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命运与品格，则南京必是其中最具典范意义者。这座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明代以降延及北岸）的卓越都城，历经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及中华民国等朝代与政权的经营，享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美誉。而其跨越1700余年、累计450多年的建都史，不仅使南京成为今人称羡的中国第四大古都、中国南方最大的古都，更积淀了一份雄浑与悲情交织的政治、民族与文化记忆，至于这份记忆的核心密码，又或许可推那句广泛流传的定评——“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乃至“龙盘虎踞”成为南京的独特别称。追源溯流，历经久远的历史过程，“龙盘虎踞”早已超越了对自然地貌的简单描摹，它既是中华古典地理学的精辟总结，也是华夏传统风水观的理想模型，更在“弦歌不辍”的文学吟咏、历史叙述与民间传说中，升华为深刻的文化意象、显著的人文标识，从而奠定了南京这座古都最为坚实的认同基石。

傅抱石 1960年所作 《虎踞龙蟠今胜昔》

天赋形胜：山环水抱的帝王基业

南京能够成就千年王气，首赖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从军事防御的角度审视，其形势之胜，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天然防御体系。

第一重，亦是终极的屏障，即是浩荡长江。在冷兵器作战时代，特别是在唐代以前，长江入海口呈现为巨大的喇叭形三角湾，这就致使南京段江面异常开阔，所谓“旧阔四十余里”，加上“科氏力”造成长江右岸（南岸）冲刷、左岸（北岸）沉积的自然规律，遂使利于防守的临江矶头多在南岸，于是形成一道难以正面逾越的“天堑”。魏文帝曹丕南征至广陵（今扬州市），面对汹涌波涛，只能发出“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的慨叹，无功而返。那些有志南下的北方雄师，也多避开南京的正面，而选择从有江心洲可当跳板的和县—马鞍山一线或扬州—镇江一线渡江，这就是南宋陆游所总结的“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得南京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获得了宝贵的战略纵深，避免了兵锋直指城下的压力。

然而，长江之险，可依而不可恃。一旦上游失控，顺流而下的水师将使天堑变为通途，所以南京军事防御的第二重关键，在于控扼江防与内河交通的咽喉之地——石头城。这座雄踞于淮水（秦淮河）入江口的要塞，依石头山（今南京国防园、清凉山）崖壁而筑，“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古秦淮河远比今日壮阔，本有“小江”之称，它从城南、城西而过，与西面、北面的长江共同构成了环绕都城的水上防线。石头城的存在，如同一根坚固的门闩，既防御来自长江的威胁，又监管着通过秦淮河进入都城核心区域的水上通道，并与东面的钟山、北面的幕府山、南面的雨花台与牛首山等制高点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可以相互支援的立体防御网络。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南直二・应天府》中即指出：“府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孙吴建都于此，西引荆楚之固，东集吴会之粟，以曹氏之强，不能为吞并之计也……金陵在东南，言地利者自不能舍此而他及也。”此言点明了南京军事地理的核心优势：它不仅是凭险据守的堡垒，更是背靠江南富庶经济区、可进可退的战略基地。

石头城

南京这样的军事地理优势，换作古代中国的语境，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哲学与神秘主义色彩，即与传统风水的理想模式完美契合：钟山蜿蜒于东，如青龙盘伏，石头山雄峙于西，似白虎蹲踞，幕府山屏障于北，为玄武靠背，雨花台、牛首山等屏护于南，作朱雀翔舞；加上“玄武湖注其北，秦淮水绕其南，青溪萦其东，大江环其西”的水系格局，中间为“以容众大，以宅壮面”的“宽平宏衍之区”，遂构成了一个“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天然之池”，这正是理想的“四神砂”格局，在风水学说中被视为孕育“王气”、缔造“帝王之宅”的绝佳吉壤，而历久流传的“东南有天子气”“金陵有天子气”“金陵王气”的说法也皆因此发生，此诚如南宋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所云：

其地据高临下，东环平冈以为固，西城石头以为重，带玄武湖以为险，拥秦淮、青溪以为阻，是以王气可乘，而运动如意。

关于南京有“天子气”的说法，起源甚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帝东巡，途经今南京时，为镇压这股潜在的“王气”，下令凿断方山，掘开淮水，并改先秦楚国的“金陵邑”为“秣陵县”。“陵”意即牧马的草场，联系秦人祖先因养马得以立国，则秣陵自为秦帝国看中的东南要地，这又证明至少从秦朝起，南京的地理形势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时，这类传说与旧事又被孙吴集团巧妙地利用了。据《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张纮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谋士张纮进言吴主孙权：

秣陵，楚武（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

张纮将古老传说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为孙权定都秣陵提供了“天命所归”的舆论准备。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孙权果决地将政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市）迁至秣陵，次年又取“建功立业”之意，改“秣陵”为“建业”。这次决策，彻底改变了南京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军事上看，建业比京口更靠近长江中游，便于控扼整条长江防线；从经济上看，建业坐拥秦淮河与长江交汇之利，水运便捷，腹地富饶；从军事上看，建业山水环抱，易守难攻。这样的“规模之远，又可为（东晋、宋、齐、梁、陈）五世法”。比如百余年后的东晋初年，面对苏峻之乱后满目疮痍的建康城和群臣迁都豫章（今南昌市）或会稽（今绍兴市）的提议，丞相王导力排众议，理由之一便是：“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孙权与刘备这两位英雄的“认证”，成为后来南京迭为“六朝古都”乃至“十朝都会”的重要依据。

南宋《景定建康志》之“龙盘虎踞图”

南京之“山环水抱”的理想地理格局，在明代达到了人工表达的巅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修筑的旷世城垣，其宫城、皇城仍遵循着儒家礼制原则，都城、外郭则显示了道家自然追求。以最具显示度的都城言，即彻底放弃了中国传统都城方正规整的形制，既因形随势，依照自然山川走向蜿蜒起伏，又象天法地，以南斗与北斗的聚合进行整体的布局。这样的都城墙仿佛一条巨龙，不仅将钟山余脉的富贵山、覆舟山、石头山、狮子山等制高点全部揽入怀中，而且巧妙串联起玄武湖（后湖）、燕雀湖（前湖）、秦淮河等水系，构成较为完备的护城河体系。尤为意味深长的是，在都城墙东北隅环抱富贵山的“龙膊子”段，为保护从钟山绵延而来的“龙脉”不被挖断，明初筑城时特意未在此处开挖护城河；也因这样的防御缺口，湘军克太平天国天京、近代侵华日军攻南京，尤多争战于此。这种将风水理念付诸工程实践的决策，生动揭示了在都城规划中，精神信仰与实用理性之间的复杂互动。这座“非方非圆”的都城，可谓“龙盘虎踞”地理格局最忠实、最壮丽的人工勾勒与人为强化，它以朴素的砖石工程，将充满布局玄机的“帝王之宅”固化在南京的山水之间。

南京城墙龙膊子段今貌

千古悬案：“龙盘虎踞”的版权之争

“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内涵与外延，已如上节所述；然而有趣却也复杂的是，这句形容金陵地理形胜、关乎南京帝王基业的名言，其版权归属竟是一桩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而其流变本身，更堪称一部生动的文化建构史。

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说法，是将其归在东汉末年刘备“军师”诸葛亮的名下。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注引西晋张勃《吴录》云：

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

此说亦见于后来的诸多地志中，如晋宋之际庾仲雍《九江记》：

建业宫城，孙权所筑。昔诸葛亮劝都之，云：“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有王者气”。权从之。

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二《形势门・石城》：

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钟阜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

元人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一《金陵山川封域图考》：

诸葛亮所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南京更因此衍生出大量与此相关的遗迹与传说，如清凉山麓有诸葛亮挽缰的“驻马坡”，乌龙潭畔是诸葛亮的饮马处，城南秦淮河边还有一条“军师巷”，传为诸葛亮下榻之地，旧时立有诸葛祠。在这些民间叙事中，诸葛亮俨然成了南京的“地理之神”，既与南京的“规划之神”明初的刘基前后辉映，其“帝王之宅”的预言，也真的多次应验在这“龙盘虎踞”之地。

清凉山驻马坡

然而，若以严谨的史学眼光审视，“诸葛亮说”又可谓疑窦丛生。

首先，从行程上看，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孙吴，目的地是孙权当时的驻地柴桑（今九江），从夏口（今武汉）出发，无论怎样都不可能绕道数百里外的秣陵。

其次，从时间上看，诸葛亮使吴是在建安十三年（208），而彼时的孙权尚无迁都秣陵之意。

再次，从政治伦理上看，作为刘备阵营的核心谋士，诸葛亮应该不会对时为汉朝讨虏将军、会稽太守的孙权之都城选址发表如此断语，盖“帝王之宅”云云“决不是诸葛亮的口气，这是一般的逻辑推理就可以明了的”。

最后，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是从文献上看，“如果确有其事，不应该不见于《三国志》，就《三国志》本文也好，裴松之的注也好，都没有提这事”，而“提这事”的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的注引，其实存在自相矛盾，既引述了西晋张勃《吴录》的“诸葛亮说”，又在同一条自注的前面，引述了西晋虞溥《江表传》的“刘备说”：

汉建安中，刘备尝宿于秣陵，观江山之秀，劝帝居之。

这样的“刘备说”又非孤证，如《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张纮传》裴松之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

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

《资治通鉴》卷六六《汉纪五十八》建安十七年（212）：

初，张纮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及刘备东过秣陵，亦劝权居之。权于是作石头城，徙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

以至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张纮传》乃有言：

诸书皆云刘备劝都秣陵。

那么如何理解上述“诸葛亮说”与“刘备说”的分歧呢？

一言早期的相关史料，西晋张勃《吴录》主“诸葛亮说”，西晋虞溥《江表传》主“刘备说”，裴松之注《三国志》则取《江表传》之“刘备说”，而弃《吴录》之“诸葛亮说”。按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云：《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据此，裴松之显然很不认可张勃《吴录》的“诸葛亮说”，甚至没有将之“抄内以备异闻”。唐刘知几《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也说“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

次言并非孤证的“刘备说”，因其更符合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所以大多学者倾向乃至采信此说。当建安十五年（210）时，“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刘备此时劝孙权从京口移镇秣陵，或许含有减轻孙权对荆州地区的关注、为自己的发展创造空间的私心；而在孙权方面，“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所以维持与刘备的结盟，也是基于现实政治的战略考虑。

再言“诸葛亮说”的生成与盛行，则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多重的文化动因。

其一，这是孙吴政权强化自身合法性的需要。相比曹操的“汉相之后”与刘备的“皇叔”身份，孙氏势力奠基人孙坚的出身相对寒微。而将“帝王之宅”的论断系于归属“汉室正统”阵营的诸葛亮之口，无疑能极大地提升此预言的天命色彩与权威性。

其二，此说可能产生于孙吴内部关于定都地点的摇摆不定。孙吴曾两度（221年至229年孙权时期，265年至266年孙皓时期）迁都武昌（今鄂州），这引发了江东大族的强烈不满，“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大概因此而起，至于制造或传播诸葛亮盛赞秣陵（建业）的说法，也成为反对迁都武昌的有力政治工具。

其三，随着诸葛亮形象被不断放大，乃至在后世演变为智慧与忠诚的完美象征，于是借助这样一位亦人亦神亦仙的卧龙孔明先生的金口玉言，自然可使“龙盘虎踞”之说更具传播力与说服力，这在今日南京仍然如此。笔者检索日记，记有2013年3月16日的场景：应“新城市市民学堂”的邀约，笔者为南京市民讲“品味南京”，也讲到了“龙盘虎踞”的版权不属于诸葛亮，清凉山公园里的驻马坡只是附会的“古迹”，结果中场休息时，几位“认真”的老者来到笔者面前，径直指责：“胡教授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这么说，很伤我们的心。”由此看来，诸葛亮是否在南京发出过“龙盘虎踞”的点评，已经无关历史考据，因为它已沉淀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真实”，在社会大众那里，已成不容置疑的“乡土感情”。

耐人寻味的是，本来指示南京钟山与石头山之独特形势的“龙盘虎踞”，随着其所蕴含的“形胜之地”“王气所钟”的象征意义日益凸显，于是也逐渐被用来形容其他帝都。《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传》记先锋元帅霸突鲁对总理南汉地军事的忽必烈之问曰：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阎复《尚书省上梁文》：

龙蟠虎踞，近依天阙之九重。鸟革翚飞，肇启文昌之八座。

这是以“龙蟠虎踞”形容大蒙古国燕京、元朝大都（今北京）。又明代小说《西游记》里，祭赛国国都被描绘为“龙蟠形势，虎踞金城”，大天竺国国都被描绘为“虎踞龙蟠形势高，凤楼麟阁彩光摇”。据此，“龙盘虎踞”又升华为一种代表都城形胜的经典符号与修辞范式。

然则围绕南京“龙盘虎踞”名言的版权之争，可谓折射出历史叙事与民间传说的多层性与复杂性。在史学家看来，考辨真伪是追求历史真实的责任；在民间社会，传说与附会则是构建地方认同、寄托乡土感情的重要方式。两者并行不悖，共同丰富了南京的文化肌理。其实无论“龙盘虎踞”出自何人之口，它所描述的地理特征总是存在的，它所成就的“帝王之宅”是毫无疑问的，于是“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本身，遂凝聚为南京最闪亮的地理乃至文化名片，其影响力也早已超越了或许“狭隘”的版权之争。

进取之都：历史特质的重新诠释

作为“帝王之宅”，长久以来，受到传统史观的影响，建都南京的王朝常被贴上“偏安一隅”的标签。比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有言“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其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规”，以至梁氏得出了“自古南渡偏安之局，曾无一焉能北进以恢复者”的消极结论。然而，若我们深入历史的经纬，细察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相关王朝的行事逻辑，便会发现一幅更加复杂、不乏进取的图景。

六朝疆域形势示意图（胡阿祥 绘）

首先，从军事地理上看，南京绝非“偏安”的乐土，实为进取的前沿。南京的防御体系是纵深的、外向的。六朝时期，其理想的国防线并非紧贴都城的长江，而是远在北方的淮河乃至黄河。只有控制淮泗，才能为长江赢得战略缓冲，并保持对北方的压力。因此，一部六朝史，也是一部充满北伐壮志与光复追求的历史。孙策收定江东后，欲阴袭许（今许昌市），以迎汉帝；周瑜请并吞梁益，据襄阳以图北方；东晋祖逖中流击楫，矢志恢复；桓温三次北伐，一度收复故都洛阳；谢安运筹帷幄，淝水之战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刘裕更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先后攻灭南燕、后秦，光复洛阳、长安二都，将疆域推进到黄河南岸、关中地区。南朝时代，也有陈庆之“所向皆克”、吴明彻挺进淮泗的荣耀。这些史实表明，定都南京的政权，其战略思维并非内向保守，而是根据实力对比，伺机进取。此诚如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总六朝形势论》的总结：

吴之与陈，虽皆守江，吴围合，陈攻寿春，所争常在于淮甸。东晋以还，虽皆守淮，晋讨慕容梁宋，元所争亦在于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过二道。一自建康济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齐；一自荆襄溯河，或掠秦雍，或徇许洛……北伐之师，不由于此则由于彼，中原有衅则进兵，寇盗方强则入守，史策所载，皆可知矣。况夫江南地险，其固可恃。

如此，将这样的六朝南京定性为进取之都而非偏安之都，应该更加写实！

刘裕出师北伐灭南燕示意图

其次，也是更为核心的，在于南京所承担的民族与文化使命——华夏正统的保存与延续。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中原文明的核心载体大规模南迁。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北方士族，联合江南土著大姓，在建康重建晋室（东晋），这样的“中兴”，又不仅是“宣十世而重光”的司马氏晋朝的“中兴”，更是“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责”的华夏文明在南京、在江南、在南方的延续。进而言之，华夏民族的文化正统又构成了强大的软实力，甚至影响了北方兄弟民族政权的战略决策，所以李焘有言：

五胡之盛，无如苻坚，其臣之贤，则有王猛；元魏之强，无如佛狸，其臣之贤，则有崔浩。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虽江南之险，兵不可攻，而天意佑华，亦不可以厚诬其实。

此即所谓“正统的优势”，它在凝聚人心、维系国祚等方面，的确弥补了东晋南朝军事实力的不足。反之，可以设想，若无东晋南朝的守淮、守汉尤其是守江，并且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相对落后、野蛮且具强大破坏力的“五胡”军队，跨过淮河，越过长江，则基础于农耕经济、儒家传统的华夏文明，无疑会遭遇难以想象的空前劫难！所以笔者定位东晋南朝的南京“是进取而非偏安的南方正统之都……也是中国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

及至后世，南京作为华夏（汉族）正统之都的象征意义一再凸显。在五代十国的风云激荡中，徐知诰“自以本李氏之子，既举大号，欲纂唐绪，故改号为唐”，复姓李，易名昪，都金陵，北方士大夫纷纷南下依附，华夏文脉得以在南方续接并创新。出自元末红巾军的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建立明朝，定鼎应天。孙文创建中华民国，同样定都南京，在《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中，他称颂朱元璋在“龙蟠虎踞，宅是旧都”的“郁郁金陵”，完成了“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的丰功伟业。要之，在元明、明清以及清民之际的鼎革中，南京这座“纯正”的汉人故都，屡屡被贴上“民族光复”的特别标签，而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如王导新亭、谢安弈棋、刘裕北伐、岳飞抗金、南明芳魂、清初遗民等，又总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发挥着激励人心的现实作用，南京也因此成为一座具备鲜明政治记忆、民族象征、文化标志意义的古都。

南京新街口孙中山雕像

据上，南京的历史特质绝非“偏安”二字可以概括，同时也亟待重新诠释：它时而是进取中原的战略跳板，时而是守护文明的精神灯塔，时而是民族复兴的信念源泉；其地理形胜的“险”与“固”，既可以是据守的资本，更可以是积蓄力量的凭藉。关键还在执政者的意志与时代的精神。从孙权“建业”的雄心，到祖逖“清中原而复济”的誓言，再到刘裕“气吞万里”的武功，乃至朱元璋“恢复中华”的伟业、孙文“民主共和”的理想，在南京的历史血脉中，始终流淌着一种在压力下奋起、于困境中图强的进取精神。这正是“龙盘虎踞”的地理具象与意象之下，更为深层和宝贵的人文内核，而这样的“人文之发达，有赖于天然之环境，金陵之负山带江，龙蟠虎踞，与其政治文化上之地位，关系至为密切”。

文学之都：地理意象的人文升华

南京的“龙盘虎踞”，不仅是冷峻的军事地理符号、坚韧的政治文化象征，还在历代文学的吟咏浸润下，被赋予了广泛的审美品格，进而凝聚为一幅幅充满鉴戒意味、引人哲思的“胜景图卷”。

早在六朝时期，南京的都邑山水便已进入文人的视野。西晋左思《吴都赋》铺陈“大吴之巨丽”，称誉其山水为“霸王之所根，开国之所基趾”。东晋庾阐《扬都赋》描摹“扬都之巨伟”，赞美其地理为“土映黄旗之景，峦吐紫盖之祥，岩栖赤松之馆，岫启缙云之堂”。萧齐谢朓《入朝曲》既歌颂“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自然清新与人文显赫，也抒发“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的激昂热情与进取风貌。

及至唐代，伴随着南京行政地位的一落千丈，其沧桑过往却极大激发了诗人们的怀古幽情。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之“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横分历阳树”，既将地理特征转化为壮美诗境，“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又道尽了六朝金粉与人世变迁。刘禹锡《金陵五题》之“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等句，虽是他“尔生思，欻然有得”，凭藉想象所作，却精准地捕捉并定格了旧都那种繁华落尽、时空苍凉的永恒意象，以至于白居易读后叹服：“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其他诸如杜牧笔下的千里莺啼、水村山郭，李商隐诗中的玄武湖中、鸡鸣埭口，韦庄眼里的江雨霏霏、台城烟柳，都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承载了兴亡感慨、家国情怀的文化符号。

乌衣巷

这样的文化符号，在宋元明清时代又不断重复、持续加强。如北宋苏轼“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南宋苏洞《金陵杂兴》之“青山渺渺水迢迢，王气千年久未消”，元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之“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明王叔承《金陵览古》之“三吴往事秋涛急，六代新愁暮雨生。龙虎只今余王气，江山千里护神京”。及至清初，孔尚任《桃花扇》最后一曲《离亭宴带歇指煞》，尤其令人潸然泪下：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然而另一方面，在南京的怀古文学中，却也从不缺乏催人昂扬向上的“励志”。这样的“励志”，由王导新亭的故事即可窥斑见豹。新亭滨江依山，故址在今南京城区西南小行附近。先是，《世说新语・言语》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因为这则故事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新亭遂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意象，并具备了深刻而广泛的象征意义。李白《金陵新亭》咏叹：

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顗情。四坐楚囚悲，不忧社稷倾。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

朱偰先生直陈：

其民族意识之浓厚，可以想像。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更推崇道：

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进而言之，类似这样层出不穷、既“怀古”也“励志”的金陵文学，又弥散着历久弥新的神奇力量：南京，既是“龙盘虎踞”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也是文人墨客的“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既拥有辉煌灿烂、令人缅想千古的山水都邑文学，也成为沉郁沧桑、超越时空的怀古文学巅峰；既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学现象的生动体现，也堪称“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历史规律的鲜活例证；既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沧桑意味的古都，也被尊为华夏文明中最富哲学深度的“圣城”……于是2019年10月31日，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之中国首个“文学之都”，这份殊荣的获得，又在某种意义上综合反映了南京“龙盘虎踞”之具象与意象，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凝视、描绘与吟咏，已完成了从自然地理到军事要冲、从文化符号到审美典范的人文升华。

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麓、北极阁旁的“世界文学客厅”

形胜不朽，文脉常新

纵观南京三千余年的发展历程，“龙盘虎踞”的地理形胜，始终是理解其城市命运与精神品格的不二法门。它首先是一种理想的、卓越的自然禀赋：长江天堑提供了终极屏障，秦淮河、金川河、玄武湖、燕雀湖等滋养了城市肌体，钟山、石头山、幕府山、雨花台、牛首山等一众山峦虽不高峻，却也各具形势，于是共同勾勒出南京之起伏有致、藏风聚气的独特地貌骨架，构成了冷兵器时代难以逾越的防御体系，也奠定了“帝王之宅”的自然基础。

然而，南京的伟大与坚韧，还远不止于这天赋的形胜，更在一代代生活于此、经营于此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普罗大众如何认识、利用并不断赋予这片山水以新的意义。从孙权基于现实政治与战略眼光的定都，到刘备或诸葛亮或假托诸葛亮“帝王之宅”论断的文化加持；从东晋南朝士族在此保存华夏衣冠、铸就文明高峰，到朱元璋因形随势地修筑明城墙，将风水理念与国防巨构完美融合；从历代文人以诗词歌赋反复题咏都邑山水、提炼怀古母题，到近代以来“龙盘虎踞”成为激励民族精神的政治象征——南京的地理形胜，始终在与人文活动的深刻互动中，被不断地激活与诠释，被持续地升华和超越。

（清）陈作仪《金陵四十八景图》之“钟阜晴云”

这样的“龙盘虎踞”所加持的“金陵帝王州”，其历史角色也是多元而辩证的。它既是分裂时期屡遭兵燹、饱尝兴废的“悲情城市”，更是危难之际守护文明火种的“文化堡垒”；它既是进取之时志在统一的“战略基地”，更是高攀民族复兴旗帜的“精神原乡”。其地理形胜的“险”与“固”，既可以是偏安的资本，更应是励精图治进而图远的凭藉。决定历史走向的，终究是“人事”而非“地形”。刘禹锡“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警句，王安石“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的诘问，毛泽东“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言，至今仍振聋发聩。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今日之南京，明城墙与摩天楼古今辉映，秦淮灯影与科创流光彼此激荡。昔日的军事险要，多已化为市民游憩的公园；传说中的“金陵王气”，也早已沉淀为这座城市博雅、厚重且具创新活力的文化气质。但“龙盘虎踞”的风水格局依然清晰可辨，它不仅是城市美丽的天际线，更是南京人一份深沉的文化家底与顽强的身份认同。

保护“龙盘虎踞”这份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理解其背后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叙述与民间传说，便是守护古都新城南京的灵魂。山水形胜不朽，金陵文脉常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不朽而常新的篇章，正由我们每个人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