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十三日，桂林城的南薰门格外热闹。时值苏四十三起义平定不久，清廷严查新教余党的旨意传遍了南方各省，桂林作为广西省城，往来盘查比平日严了数倍。
守门兵丁盯着每一个进出城的行人，尤其对西北口音、回民打扮的人格外留神。就在这时，一个背着布包、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走到了城门口，他发辫稀疏，像是大病初愈后新长出来的，操着一口广东口音，一看就是远道而来。
贵中孚心里清楚，这案子要是办好了，就是自己升官的阶梯。他当即将海富润打入大牢，连夜整理卷宗上报给广西巡抚朱椿。此时的朱椿正因为查拿新教余党不力屡屡被朝廷申斥，正愁没有政绩表现，看完贵中孚的禀报，当即拍板：这是一起跨省传播邪教的大案，必须彻查到底。
朱椿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并非一时糊涂，而是精准踩中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就在一年前，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新教起义一路打到兰州城下，朝野震动。乾隆皇帝雷霆震怒，下旨各省严查新教余党，收缴违禁书籍，凡是与新教有牵连者，一律从重处置。旨意一下，各省官员如临大敌，谁都怕担上“失察”的罪名。
官场之上向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要严查，地方官就往死里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因为查错了最多是办事过当，挨几句训斥；可要是漏查了真的逆党，那就是丢官掉脑袋的重罪。在这种导向下，各地纷纷把严查范围从“新教余党”扩大到了所有回民群体，但凡带宗教书籍的、从西北过来的，都可能被当成嫌疑对象。
朱椿是乾隆二十八年的进士，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深谙此道。他此前在广西布政使任上就以办事严苛著称，升任巡抚后更是处处想表现。甘肃出事后，广西远离西北，本没什么新教势力，朱椿正愁没机会在皇帝面前露脸，海富润的案子刚好送到了眼前。
他亲自提审了海富润，弄清了书籍的来源：这些书是海富润在汉口养病时，一位叫袁国祚的南京回民赠送的，包括十卷本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以及《天方字母解义》《清真释疑》《天方三字经》各一部。袁国祚在汉口开着一家裕兴帽店，同时也是位热心刊刻伊斯兰典籍的学者，这些书都是清初著名学者刘智的著作，在南方回民中流传了几十年，本是寻常的宗教读物。
从岭南到江南，从云贵到湖广，凡是海富润游学经过的地方，凡是与袁国祚刻书有牵连的人，都没能逃过这场风波。著书的、作序的、赠书的、刻版的、藏书的，甚至只是买过一本《天方三字经》的普通回民，都遭到官府上门搜检。各地礼拜寺被翻箱倒柜，回民家庭人人自危，很多人仅仅因为家里藏有一册宗教书籍，就被抓去衙门拷打问讯，逼问同党下落。
朱椿还嫌声势不够大，特意在奏折里危言耸听，说海富润从陕西过来，难保不是新教余党，带着经书南下传教，意图不轨。他满以为这道奏折递上去，乾隆定会嘉奖自己办事得力、查察严明，自己说不定能凭此调往富庶省份，更进一步。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乾隆很清楚，苏四十三起义是新教闹事，而流传这些书籍的都是旧教回民。旧教向来顺从官府，和新教不是一回事。如果连旧教的普通经书都要查禁，把所有回民都当成逆党防范，那只会把原本安分的人也逼反。西北刚打完仗，人心未定，南方要是再因为查书闹出乱子，后果不堪设想。
六月初三日，乾隆明发上谕，毫不客气地训斥了朱椿。他在谕旨里说，旧教回民各省都有，平日里诵读的都是世代相传的宗教经典，内容都是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断无查办治理的道理。朱椿这么做，纯属办事过当、不识大体。
朱椿本想邀功，结果反被皇帝当众打脸，颜面尽失。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朝廷正式下旨，以朱椿不谙事理轻重、办事孟浪过当为由，将其革职留任，降二级调用。其余各省参与查办的官员，也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申饬。此案过后，各地地方官肆意扩大化、借查教为名滋扰回民的风气，确实收敛了不少。
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妙棋。乾隆既然已经公开说这些书没有悖逆内容，大概率不会出尔反尔。乾隆四十七年秋，袁国祚辗转抵达京城，通过内务府的渠道将书籍呈递了上去。乾隆翻阅之后，确认书中内容均为正常宗教记述，并无违碍之处，便正式批准该书公开刊印流传，还赏赐了袁国祚一些财物以示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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