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胡书明
提示
若仅将《花园与父亲》视为一部照护实录或父子情感书写，便低估了作者的抱负。黄鱼坦言：“《花园与父亲》虽然被称之为非虚构作品，但它不是生活本身。它是通过叙事建立起来的一种秩序和镜像，是我对生活的一个偏见。”
很少有作者如此清醒地承认非虚构的“虚构性”——不是指虚构事实，而是指叙事本身即是一种选择和编排，是对混沌生活的一次意义赋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花园与父亲》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父子之情的书，更是一部关于“人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境况”的书。它追问的是：当一个人被抛入照护者的角色，他该如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诚实地面对那些不体面的情感，以及最终如何通过叙事来完成对自我的救赎。
《花园与父亲》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一个极其精巧的叙事结构——三种“建造”构成的轴线。在父亲患癌的最后五年，黄鱼同时进行着三种建造：为父亲治病、和父亲一起造一座花园、为父亲寻找一处墓地。这三个动作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路径：从屋内走向花园，再从花园走向坟墓。其中，花园是最核心的意象，既是生之盛放，也是死之预告。书中反复写到植物的疯长与父亲身体的枯槁之间的对应：“花园里，植物疯长，父亲的身体却日渐枯槁。两个人一起看向新栽的植物，目光却交错而过。儿子看向的是父亲去世后植物繁茂的景象，是未来的怀念；父亲看向的却是静止在此刻的植物，是自己未来永恒的缺席。”
这段文字几乎是全书的缩影：同一座花园，父子二人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时间。花园里的每一次栽种、每一个春天，都对应着父亲病程中的某个节点。这种并置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节奏感：生命的蓬勃与凋零在同一片土壤上交错发生，而叙事则在这种重复与变奏中获得了某种音乐的质地。可以说，黄鱼用一个花园，将照护五年间的琐碎、焦虑、疲惫与温情，锻造成了一个可以阅读的故事。
与大多数临终照护叙事不同，《花园与父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悲伤，而是诚实的程度。黄鱼没有将自己写成一个“孝子”，也没有将照护写成一段温情脉脉的告别。相反，他诚实地剖开作为儿子的心灵最隐秘的褶皱。黄鱼写道，当自己成为父亲治疗方案的决定者时，“我觉得自己手握大权”，照护的每一个决定都由他亲手作出，那些矛盾的、阴暗的情感也只能由他来承受。这种坦白的勇气，远远超出了一般情感写作的范畴。
在《花园与父亲》中，黄鱼反复提及博尔赫斯那首叫作《雨》的诗。博尔赫斯写道：“潮湿的暮色，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父亲生病后，这几行诗不断在黄鱼脑海中浮现，最终催生出一个决定：和父亲一起，在家门前建造一座花园。这个决定构成了全书最深层的叙事动力：以主动的建造来应对被迫的失去。诗中的父亲归来不需要条件——只需要一场雨、一个黄昏、一颗追忆的心。但黄鱼无法凭借一场雨就让父亲归来，他必须建造一座花园。这座花园首先是物质的，水泥砌成的水池，需要日常浇灌和打理的一草一木。物质的沉重对应着死亡的沉重，用石头和植物来纪念，比诗歌多了一层实在。
与梁鸿的《梁庄三部曲》相比，《花园与父亲》的非虚构品格显现出不同的质地。梁鸿以田野调查和口述实录的方式写作，用一个独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角度客观记录和叙述。黄鱼的写作恰好相反：他不是观察者，而是当事人。花园是他和父亲一铲一锄挖出来的。如果说梁鸿的非虚构是“记录他人的世界”，那么黄鱼的非虚构就是“拆解自己的内心”。
黄鱼写花园，遵循着这样一个情感逻辑：以种植来抵抗遗忘。植物死后仍在生长，替代逝者继续参与生者的世界。黄鱼的书写和花园的建造是同一个动作：都是将过往固定下来，让后来者有一个可以辨识、可以触摸的纪念坐标。文字与花园，不过是两种不同介质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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