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情谊诉忘年之交 以珍藏档案寻林海音《城南旧事》

林海音寄赠给傅光明的照片 供图/傅光明

■对谈阵容

主持人：王兰顺（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

嘉宾：傅光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部《城南旧事》，写尽北平南城的巷陌烟火、人间离别，作家林海音笔下的惠安馆、驴打滚儿、老胡同和骆驼队等意象，镌刻下民国时期北平南城的市井百态，李叔同《送别》一曲更随作品深入人心，成为一代人的旋律印记。

槐影依稀，城南如故。2026年6月12日午后，“档案见证北京”文化大讲堂活动在北京市档案馆一层报告厅温情启幕，活动主题是“档案会客厅·回望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由北京市档案馆人事处、北京市档案学会主办，北京青年报协办。活动由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主持，特邀《林海音：城南依稀梦寻》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光明为嘉宾。

去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南柳巷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本次活动依托馆藏考据的晋江会馆、华州会馆、新帘子胡同等小说中提到的实景旧址，以二人对谈的形式解读《城南旧事》文本中的离别内核与人性思辨，辨析艺术虚构与史实原型的异同。

作为林海音的忘年交，傅光明教授还慷慨分享了自己早年与林海音交往十年的独家往事，追忆两人间跨越地域、时间和年龄的深厚情谊与感人故事，通过这样口述回忆的方式，侧面呈现出林海音的人生轨迹。

令人动容的是，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原为林海音母校厂甸小学）的同学们上台演唱经典歌曲《送别》，由申春兰博士手风琴伴奏，悠扬的童声与质朴怀旧的手风琴交织，让林海音笔下的那份忧愁和离绪跃然而出。傅光明教授现场又在手风琴伴奏下为观众带来配乐诵读《忆儿时》（李叔同词），让活动气氛达到高潮。

以档案勘旧事，以文学忆故交，打通史料与文学边界，细读小说文本写作匠心，让尘封档案活化老城烟火，让文学温情接续京城文脉。

恩师牵线与林海音缔结家人般情谊幸得十年书信交往奇缘

王兰顺：您和林海音有过多年书信往来，您亲切地称她林奶奶，她待您如同家人，给予很多关心，能否与我们分享二位的结缘故事和珍贵过往。

傅光明：特别幸运，从1990年到2000年，我跟林海音先生有近十年的忘年相交奇缘。我的文学导师兼人生导师，是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记者萧乾。我与林先生的相遇，完全由萧乾先生牵线。说起我和林先生相识，不得不说他们二位如何相识相知并成为挚友。

1988年，汉城国际笔会召开，萧乾担任大陆代表团团长，林海音担任台湾代表团团长，两位久闻彼此大名，作为同有北平底色的作家，他们各自远赴韩国，第一次相见，却一见如故。

这里要厘清一点：林海音祖籍台湾苗栗，五岁随父乘船来到北平，北平是她的第二故乡。在大众固有认知里，林海音好像只写北平，这其实是误解。除去《城南旧事》，她创作过长篇、中篇、短篇、散文、童话，同时深耕翻译工作，是全能型文人，绝非仅靠一部作品立足文坛。

汉城笔会相识之后，两位文人开启书信往来。1990年前后，在萧乾建议下，我开始和林海音通信。很多晚辈不太会与文坛长辈交往，单纯问好寒暄，对话很快终止，长久相交一定要有对等文学话题。我和她深入探讨文学创作，书信往来自然得以延续。彼时大陆没有林海音完整文集，我提出为她编撰大陆版文集，她毫无保留，把全部著作海运寄来。

1918年出生的林先生，为何会对一个1965年出生的北京小伙子给予这样的关怀，她为什么愿意跟我交往，我觉得是我还算勤奋好学的一面让她看到自己年轻时奋斗过的影子。

编选中遇到问题，她直接打电话来。她一口地道京腔，有时我不在家，她就和我母亲在电话里闲聊，时常一聊就是三四十分钟。这已经脱离了文学工作，变成家人式相处。她真心把我当成孙辈疼爱，我也早已在书信里称呼她林奶奶。

1993年冬天，她来北京，我们约好在萧乾家中见面。下午一点半，我早早跑到萧先生家恭候。门铃一响，我去开门，看见身形娇小的林先生。她早在电话里跟我逗趣地说过：“我个儿矮着呢！”

真见到林先生，我还有点拘谨。尽管写信时奶奶长、奶奶短的，但当面一下子竟没叫出口。我张口叫“林先生”。没想到她一绷脸说：“叫奶奶！”一下子让我卸下所有局促，如同亲人相见。她惦记我的人生大事，关心我的婚恋，时常问我“三十岁了，有没有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我三十岁时，她特意托朋友送我而立之礼，她还送过我一块手表，希望我要珍惜时光。这表我一直戴着，戴到它老旧停走，它的情感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我把它捐给了林海音故居。

她喜欢给我寄照片，前后加起来有一大沓，背后常写点什么。我今天特地拿了来，比如这张，是她跟长子夏祖焯合影。她写：“送给光明，儿子祖焯回台领奖，赶上母亲节，拍了母子照。”夏先生是孝子，母亲节之前要赶回来看母亲，跟妈妈合影，落款时间：1994年5月。

读懂林海音笔下的淡淡哀愁解码《城南旧事》里的多重送别意蕴

王兰顺：绝大多数读者把《城南旧事》当成林海音的童年随笔、怀旧散文来读，在您看来，小说里的小英子，是否就是林海音本人呢？能否结合原文给大家拆解作品的写作特点。

傅光明：八成是本人原型，但一定要分清，自传体小说不等于自传。林先生也在信里明确说过，惠安馆里的秀贞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不是编造。我们可将《城南旧事》的文体界定为散文体小说，但小说是艺术，它一定要有结构把故事串联起来。这需要经营和虚构。

如果认为《城南旧事》是拼凑起来的五个小故事，只是随手记录童年见闻、市井旧事、童年片段，是没有读懂。全书采用线性时间结构，顺着童年时间线推进故事，看似流水叙事，实则暗藏结构伏笔，这能见出小说家的艺术功底。

以篇幅最长的《惠安馆》为例，全篇的核心伏笔是“泪坑儿”（小酒窝），五次写到，它与脖子后的那块青记，都是秀贞辨认亲生女儿妞儿的核心凭证。同时文中埋下另一处伏笔：小英子通过各种特征预判二人是母女，在拉着小桂子去见秀贞之前，“但身上还是有些凉意，不禁打了一个哆嗦”。这时她已在发低烧。最后雨夜送别母女，自己高烧晕倒。这处“哆嗦”似在不经意间为结尾高潮提前做好铺垫，行文全然不露痕迹。这是小说结构上的功力，不是流水账故事。

王兰顺：感觉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里总是在讲一场场的送别。

傅光明：林先生的行文总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带的淡淡哀愁，其实这五个短篇结尾并不愉快，它藏着离别主线和成长主线。比如《驴打滚儿》里的奶妈宋妈，是最能体现“送别”内核、最有思想深度的一个人物，也是林海音刻意塑造的时代典型人物。

我们先聊“送别”到底体现在哪里？不只是生死离别、亲友走远，当我们目送骑在驴背上远去的宋妈背影，这就是最沉重、最无声的一场送别。看着那个落寞单薄的背影，我们心里会五味杂陈，会看透那个年代女性逃不开的宿命。林海音耗费大量笔墨刻画宋妈，绝非单纯在写一个佣人、一个保姆，这是文学典型人物的作用。文学里塑造的典型人物，从来不是单独某个人，而是折射出人物所属整类群体，背后有时代的缩影。宋妈就是民国时期，从乡下进城务工谋生女性的典型代表。细看宋妈一生，满是苦难：嫁了满口黄板牙、懒惰自私、嗜赌成性的丈夫；一双儿女，儿子夭折离世，女儿被丈夫私自送人弄丢，骨肉分离，终生不得相见。她心里恨不恨丈夫？一定是恨的，怨丈夫无能、不负责任；怨他毁掉自己和儿女的一生，但最残忍、最现实的一点来了：恨丈夫，却离不开丈夫。旧社会底层女人，依附男人才能活下去。所以最后，她只能收拾行囊，坐上毛驴，跟着伤害自己一辈子的丈夫回乡，继续麻木、痛苦、隐忍，过完余生。这是林海音藏在文字底下极其深刻的思想性。

而全书收尾《爸爸的花儿落了》，对应林海音真实人生，十三岁父亲离世，她的童年彻底落幕，小英子的童年结束，也就是林海音本人童年的送别。

《城南旧事》写的不是五个浅白的故事而是孩童视角下的成人善恶与复杂人性

王兰顺：书中《我们看海去》篇章，英子草丛结识偷窃青年，最后青年被捕，英子内心满是自责，她认为自己的原因间接出卖了对方，这段孩童心理，藏着这本书最深的思考。

傅光明：这是林海音文笔高妙之处，也是《城南旧事》另一个核心特点。看似是孩童视角，但它绝对不是五个浅白零散的故事拼凑而成，因为它探讨的是成人世界的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

偷窃虽然犯法，但这位青年偷窃是为了供养弟弟读书，弟弟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他心性温和、待人有礼，没有恶人样貌，这让小英子产生了困惑。小孩子分辨不了是非对错。可反观成人世界，我们就能简单界定善恶吗？并不能。孩童无法界定好坏，这份迷茫，其实是写给成人的思考题：成人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不能用单一标准评判人性对错。

再比如《兰姨娘》这篇，更是极致细腻刻画孩童心理。小英子是个小大人，林先生对于这种心理的描写非常细腻微妙：小英子有了思想，看到爸爸跟兰姨娘相处，察出他对兰姨娘心生好感，心里别扭。年幼的小英子，害怕家庭破碎、母亲受伤，便主动撮合兰姨娘与德先叔相恋。为了不让兰姨娘有机会单独跟爸爸在一起，英子找机会接近兰姨娘，同时约上德先叔到京华印书局去逛莲花灯、看电影、到三贝子花园里的畅观楼照哈哈镜……最终促成兰姨娘与德先叔相恋。

这种用孩童独有的心思保全家庭的心理，林先生是那么自然地刻画出来，不动声色描摹出孩童心思，不评判、不说教，文笔克制通透。

人间百态、生活疾苦，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孩童的迷茫，其实很多问题根源不在孩子，而在成人世界。

三贝子花园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宋妈带小英子寻女儿到过现在的崇文门大街

王兰顺：全书多处地点都可以档案溯源。比如英子就读厂甸小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舍旧址保留至今；妞儿被捡拾的地点城门，就是如今朝阳门，元代称作齐化门，旧时此地为镶白旗聚居地界；小英子搬新家之后，地点在新帘子胡同，《我们看海去》故事就发生在这儿，也就是今天的和平门内一带，民国时期紧邻老城根顺城街，房屋坍塌、荒草丛生，和书中描写环境完全一致。

在《兰姨娘》篇章里边，一开始就写了“出红差”，实际上这个情景是真实存在的。依托馆藏民国档案可客观厘清两处内容：其一，旧时犯人穿红衣行刑，俗称“出红差”；其二，当时的司法部和京师看守所就位于小英子的新家新帘子胡同的东侧，西交民巷正好是行刑途经沿线，因此书中说此地常有出红差队伍经过，这一街景贴合当时实况。

另外在《兰姨娘》篇章里，还有一处如今还留存的地址，英子主动亲近兰姨娘，同时邀约德先叔一同前往京华印书局逛莲花灯、看电影，京华印书局距离林海音居住的南柳巷旧址很近。

兰姨娘是从小就被卖了的苏州人，十四岁进京到了八大胡同，二十岁当了人家的小妾。八大胡同离南柳巷不远，穿过西琉璃厂、东琉璃厂，再向东到了观音寺街（大栅栏西街）南侧就是了。

另外，他们也结伴去过三贝子花园。在三贝子花园里的畅观楼照哈哈镜。三贝子花园就是现如今的北京动物园，英子此举意在撮合兰姨娘与德先叔，守护自己的家庭。

还有在《驴打滚儿》篇章中，为寻回女儿，宋妈带着英子出行寻人，二人途经路线有据可查：从绒线胡同穿行至兵部洼，抵达西交民巷，宋妈还在中国银行门口，给英子买了驴打滚儿；随后再向东走进入东交民巷，行至美国同仁医院门口（现同仁医院），此处便是热闹的哈德门大街（现崇文门大街），但宋妈此行寻人无果，最终没能找回女儿。

用档案定格城南街巷厘清文学作品里的虚实旧址

傅光明：《城南旧事》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对当时北京城南地区居民生活的记录和反映，京味儿民俗浓厚，也映照时代变迁。

王兰顺：结合北京市档案馆宣南片区民国会馆、街巷、户籍档案，我们对照了文本，勘定了书中地点虚实，还原林海音真实生活街巷。首先就是核心场景惠安馆。林海音叙述的这个故事里边，跟档案史料是有吻合关系的。书中的惠安馆，其实是晋江会馆艺术化改名。晋江会馆在南柳巷。南柳巷可算是英子一生居住中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她在丧父后的十年成长过程中，读书、就业、结婚都是从这里起步。这里留下了她的努力、她的艰苦、她的快乐、她的忧伤。

南柳巷会馆林立，紧邻晋江会馆的还有建宁会馆，片区内规模最大的是陕西华州会馆，华州会馆规模较大，位于胡同偏北口的路东、路西门对门的两个院落，属陕西省渭南地区的会馆。在这座会馆路西的院子里曾有水井，林海音小说里说的去到井边打水也许指的是这里，而对门也是华州会馆，门口是否就是那个疯女人秀贞经常站立的位置呢？

华州会馆成立于明代，明清时期是为华州地区来京参加“科举”的学子们提供住宿的场所，民国以来虽然废除了“科举”，但仍然沿袭为学生们来京上学提供住宿的场所。《惠安馆》这篇里提到的思康三叔，就是旅居会馆的外地学子，人物身世、居住环境，和华州会馆档案高度吻合。

傅光明：林先生自己说过，她的文学起步从南柳巷的家开始。她生活的南柳巷也可以叫做报业一条街，南柳巷再往南，实际上就是魏染胡同，那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京报馆，当时是邵飘萍先生办的。南柳巷里边还有个寺庙，当报房用。

王兰顺：她家住的斜对面，就是南柳巷永兴寺的报房，这座寺庙曾面积较大，民国四年（1915年）就被查封了，后来这里主要是各报社放报纸的地方，当时这里居住的主要是报夫（卖报人），并在院中成立了报夫公会，所以每天都能听到报夫的叫卖声，看到他们为生计忙碌的身影。

傅光明：每天卖报的声音，对林海音也有一定影响，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从事传媒出版行业，林海音早年就读成舍我创办的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入职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任记者编辑。她与丈夫夏承楹，便是任职《世界日报》期间相识结缘，夏承楹时任报社编辑，跟她共用一个办公室，二人共事相知、志趣相投，最终结为伴侣。

王兰顺：最后请傅老师做收尾分享，我们该如何读懂林海音？

傅光明：林先生做了一辈子职业女性，却从未放弃照顾家庭。她亲口跟我说过，自己待在厨房的时间，不亚于待在书房里的时间。她能玩，爱玩，对朋友热心。大家深爱着她，封她一个绰号：“生活者林海音”。她的组织能力、运筹能力和编辑能力，一点不输于写作能力。她主编《联合报》副刊十年，后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提携一大批台湾新生代作家，成就许多后辈文坛之路；丈夫坚持五十余年撰写专栏笔耕不辍，她为丈夫出版26卷本《何凡文集》。林海音身上，藏着人性与人类情感里极为闪光珍贵的特质，她的情感专一、热忱赤诚、自儿时起打拼奋斗的“闯练”，恰是当下时代我们许多人内心缺失和急需滋养的品质。而对于北平这个第二故乡，南城胡同、会馆槐树、市井烟火，是她终生割舍不下的乡愁。

文/本报记者雷若彤

供图/北京市档案馆（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