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柳鸣九 柳尽染：他把信任当作最深的爱｜以父之名

开栏语

如果有机会，你最想对父亲说什么？

这是《以父之名》栏目策划之初，拟定的问题。

父爱如山！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中，父亲通常是负重隐忍的，克制内敛的，甚至不善言辞的。

即便我们寻找的这些父亲，他们的名字注定闪耀在历史长河，但作为父亲的他们，留给后世的背影更多是——大爱无言。

当这些父亲老去，甚至离去，子女怀念他们时在怀念什么？如何看待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使命，以及他们的心愿、遗憾。作为子女，又如何怀抱父辈的期望，赓续传承？

父·女

柳鸣九（1934年-20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文艺批评家、法语翻译家、作家、出版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译作包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小王子》《局外人》等。上世纪80年代初，他系统将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介绍给中国读者。

文艺批评家、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受访者供图

柳尽染，出生于北京，1978年进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赴美留学。1991年回国工作，在香港、北京、上海就职，曾任英孚教育中国区企业事务部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企业事务官。

柳鸣九（左二）与夫人朱虹和女儿柳尽染（右一）一家。受访者供图

柳尽染一直记得，父亲很少直接告诉她答案。

讨论历史时，他不断提出问题，引导自己思考；谈到人生时，他强调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甚至小时候看她的作文，总会认真阅读、提出建议，但从不代笔修改，只提醒要写下真正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

许多年后，她才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对话和相处，其实早已塑造了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

对柳尽染来说，父亲留给她最深刻的东西，并不是那些享誉学界的著作和荣誉，而是一种她用了很久才真正读懂的影响——父亲很少讲大道理，从不替孩子规划人生，却始终坚持让孩子独立思考、自由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外界眼中，柳鸣九是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的重要学者，是萨特研究的重要推动者；而在女儿眼中，他更是一位把信任当作爱、把尊重当作教育的父亲。

由于时代原因，柳尽染真正与父母同住的岁月不过六年，但那些零散而珍贵的片段，却深深印刻在她的人生里。

“他把信任当作最深的爱。”回望父亲，这是柳尽染最深的感受。

值此父亲节，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柳尽染。女儿眼中的柳鸣九，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温和而坚定的父亲。他将一生献给文学与翻译，也将认真做人、认真做事的底色悄然留给下一代。正如他始终相信的——人不能白来这个世界一趟，总要留下点什么！

柳鸣九先生译作。图片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

问·答

封面新闻：在您眼中，柳鸣九先生是怎样的人？

柳尽染：在我眼里，父亲首先是一个对学问极其认真、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很多时候，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东西。翻译时，他总是反复求证、精益求精。阅读原著之后，还会专门找不同译本对照，检验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

他曾和我谈过自己的翻译理念。在他看来，翻译不仅是把文字准确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理解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思想、精神和文学气质。译作最终是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除了准确，还必须具有文学性，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原作者思想的深度和作品本身的魅力。

上中学的时候，我帮他抄过不少稿子。那个年代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一篇文章往往要经过反复修改、反复誊抄。稿纸上常常密密麻麻全是修改痕迹，有时十几页内容都会被推翻重写。我见过他一遍遍推敲文字的过程，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但在生活中，他其实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严肃，反而很有幽默感，在家里也喜欢开玩笑。他对周围的人和事始终保持着兴趣，很接地气。后来我出国学习和工作，每次回国，他总会问许多国外生活和社会变化的情况，对外面的世界始终保持关注。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多年来一直坚持锻炼身体，生活作息极有规律，按时起床、按时午休、按时休息。即使后来经历过一次轻微中风，行动已经不如从前方便，仍然坚持散步锻炼。

封面新闻：您如何描述与父亲的关系？

柳尽染：我和父亲的关系不能算特别亲密，但一直很有默契。认真算起来，我真正和父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加在一起大概只有六年。

小时候，我主要跟外公外婆生活，只有周末或月底才能见到父母。后来，我搬回在东四头条的大院，但父母当时也常常在单位，我更多时候寄宿在邻居家。后来又到长沙，与祖父母一起生活、读书。1976年回到北京，两年后考上大学，很快又出国留学。所以从小到大，我们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和邻居家一起遭遇煤气中毒。事情发生后，父亲专门来征求我的意见：是继续寄宿，还是尝试自己独立生活？我选择了后者，父亲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认真教我怎样照顾自己、注意卫生和安全，最后反复叮嘱我别把买饭的粮票和零钱弄丢。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把我当作一个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人来看待。

后来，祖父病重弥留时，父亲没能及时赶回湖南，是我代替他与叔叔轮流守在病床前。每次提起这件事，他都会有遗憾，觉得自己没能尽到做儿子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他因此更加相信我能够把事情处理好。

现在回头看，父亲很少把爱直接说出口，而是把信任当作最深的爱。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彼此陪伴的时间并不多，但我们之间始终有一种默契——未必时时在场，却都知道对方靠得住！

《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图片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封面新闻：您觉得成长于这样的文化家庭，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柳尽染：父亲对我的学习其实管得并不多，我印象里他甚至没有参加过家长会。但他特别重视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

我小学写作文，他总会认真阅读、提出建议，却从不替我修改。当时的文风是比较“格式”化的，包括中小学生写作，他有时会无奈地笑笑，嘟囔一句“新八股”，但并不解释何为“八股”。只是反复强调，不要写空话套话，要写自己真正看到、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写作首先是真实地观察和表达。

后来，他研究法国文学史时，又支持我把文学作品和历史结合起来阅读。他认为，只有了解作品所处的时代，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和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鼓励我自己思考、自己判断。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讨论历史学领域里的“欧洲中心论”。他既没有简单赞同，也没有直接反对，而是不断提出问题，让我自己思考：为什么世界历史教材里欧洲历史占据那么大篇幅？中国等同样拥有悠久文明的地域，为什么在叙述中所占比例相对有限？

后来，我的孩子在上海的国际学校学习“二战历史”时，我发现学校的教材更多从欧洲视角展开，太平洋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几乎没有。我突然想起曾经与父亲关于“欧洲中心论”的讨论。我不仅给孩子们补充了背景资料，甚至给学校写了批评邮件。

那一刻我意识到，父亲对我的影响已经不知不觉中又传递到了下一代。

封面新闻：他有没有说过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柳尽染：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大概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他跟我说：“女孩子，要能上能下。”当时我根本没明白。我心想，男孩子也应该能上能下，为什么偏偏强调女孩子？为什么好像总是要求女孩子去迁就别人？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和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所以他逐渐形成一种看法：人在顺利的时候不要过于得意，在不顺利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沮丧。很多事情未必完全由个人决定，环境和时代同样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能上能下，其实是在强调承受压力和面对变化的能力。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都要保持内心的稳定。

封面新闻：作为父亲，柳鸣九先生对您的人生道路有过怎样的期待？在您的人生选择上，他是怎样的态度？

柳尽染：他特别反对过多干预孩子的人生选择。这和他自己家庭的经历有很大关系。父亲是三兄弟里的老大，也是唯一长期在北京发展的人。他有一个弟弟原本在西安从事电机专业，那个年代这样的专业前途很不错。但因为奶奶希望小儿子回到身边，叔叔最终放弃了原来的事业，回湖南工作。虽然后来叔叔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但父亲始终觉得，如果他能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正因此，父亲特别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自己选择道路。

包括我出国留学、工作，他始终就一个原则：你自己选择，你自己负责。他很少直接教育我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也很少讲大道理。他更希望我们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我有了孩子以后，他最常问的永远是：孩子身体怎么样？至于学习成绩，他几乎从来不问。他认为家长不应该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孩子，更不应该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柳鸣九先生生前将新作赠送外孙女柳相宜。受访者供图

封面新闻：柳鸣九先生研究让-保罗·萨特几十年。您觉得萨特对父亲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父亲在家里会聊萨特吗？

萨特的思想是否渗透进了你们的家庭教育？

柳尽染：我不敢说自己真正理解了萨特的哲学，但父亲经常谈到自由与责任的问题。他说，自由当然重要，但自由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与自由相对应的是责任。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要对自己所拥有的自由负责。

在家里，他也不会专门给我们讲萨特，更多是他和母亲（编者注：朱虹，英美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讨论工作时顺带提到一些研究上的问题，比如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某个概念应该怎样理解。

他最在意的，我觉得是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正确认识萨特。父亲始终认为，无论是否认同萨特的观点，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不能简单贴标签。

封面新闻：在最后陪伴他的日子里，他有没有用自己的方式跟您谈论过死亡？您后来决定将一部分骨灰送回长沙，背后有怎样的考虑？

柳尽染：父亲晚年其实很少直接谈论死亡，也没有留下特别具体的交代。但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去医院看望一些老朋友，看到不少人在生命最后阶段承受了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国内关于“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的理念并不普及。我记得他说过，希望自己能够比较平静、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不是在长期痛苦中离开。

2022年12月，他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现在回头看，他最后并没有承受特别巨大的身体痛苦。我想，这或许也是他所希望的一种告别方式。

至于后来决定将他的一部分骨灰送回长沙，则与他始终割舍不断的湖南情结有关。父亲很早离开湖南到北京求学、工作，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但家乡和亲人始终是他心里的牵挂。他的两个弟弟，又先于他离世。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把父亲的一部分骨灰送回湖南，与叔叔和祖父母安放在一起，应该是符合他内心情感选择的。

这并不是他生前明确交代过的事情，而是我基于对他的了解所作出的决定。后来由堂妹帮助完成了这件事。

封面新闻：您觉得父亲一生最看重的使命感是什么？今天再回头看，他所坚持的那些文学与翻译的价值，对当下还有怎样的意义？

柳尽染：我觉得是学术成就，也是一种对“认真”本身的执着。他始终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人不能白来这个世界一趟。既然来了，总要留下点什么，总要做成一点事情。

这种使命感，具体落实在翻译这件事上，就是仔细，愿意花时间。做一本书，要反复推敲、反复琢磨，不追求速度，也不追求捷径。今天各种技术工具越来越发达，翻译几秒钟就能完成，但机器翻译出来究竟准不准确，是否真正理解了作者原本的意思，是否保留了作品的文学气质，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人来判断。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有价值。

封面新闻记者 张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