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平均主义 按劳动时间和等级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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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勇谈经济

　　笔者按：从实践上看，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体制，并没有带来城乡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也并不理想。经济发展的挫折，不得不使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时，选择了改革开放。然而，目前与一些年纪较轻的人士交谈，还有看一些新闻文章，他们不知道1957年到到1977年那段计划体制造成的艰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原则。对过去回顾，以使人们不要忘记那些苦难的历史，敬畏改革开放，并且继续推进其深化和扩大，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以实现我们现代化的发展伟大目标。特在这里设一专栏，今天发出之一。

　　周天勇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城镇和农村形成了一个以“按劳分配”为理论基础的收入分配体系。城镇实行等级工资制和八级工资制，农村实行工分制，试图将劳动时间与工作等级作为分配的主要尺度。

　　一、城镇职工工资等级分配

　　城镇职工分配方式为按不同职业的工资形式进行发放。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此后近四十年工资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工资分”制，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按产业和部门统一职工的工资等级制度。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别；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等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并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级别确定的依据主要是职务和资历——职务是现成的，比较容易确定，资历则相对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工作年限、学历和原工资水平等因素。这次工资改革的受益面很广，从各地执行情况来看，调资范围大、幅度也较大，一般调高一级，有的调高二级甚至三级。

　　这套等级工资制的建立，使全国城镇职工第一次拥有了一套相对统一、等级分明的工资标准，在制度层面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者根据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年限获得相应的工资级别，级别越高则工资越高。在工作时间方面，城镇普遍实行每周六天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工时制度相对规范。

　　在工资级别确定上，具体操作中并非完全按照劳动贡献和绩效来评定。级别确定的依据除了职务这个客观因素外，“资历”即工作年限在评定中占有相当比重。按职务对照等级线，同时结合德才表现，适当考虑经历的标准来综合衡量是否需要升级。初次定级之后，职工升级的方法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有时采取考工升级，即通过技术考核来确定是否具备升级条件；有时采取群众民主评议、领导批准的方式；也有时采取由行政领导按条件拟定升级名单、报上级审批的办法。1959年曾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过一轮调资，1963年又进行过一次较大的工资调整，升级面占职工总数的40%左右。

　　然而从1966年到1977年，城镇职工工资水平的基本上调工作陷入停滞状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劳动部门机关工作停止，整个劳动工作陷于瘫痪，工资分配等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在企业层面，计件奖励被取消，曾一度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甚至有一段时间工资处于“冻结”状态。这种工资长期不调整、工龄增加却无法晋升级别的状况，严重削弱了按劳分配原则对劳动者的激励作用。

　　二、农村农民按工分分配

　　与城镇职工不同，农村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劳动等级主要通过“工分制”来量化和体现。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挣取工分为主要分配依据。农村的工作时间也与城镇有所不同：虽然是每周六天的工作节奏，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使劳动时间在闲季和忙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忙季时普遍没有星期天休息，生产任务繁重，劳动时间远超八小时标准；闲季则相对宽缓。

　　在生产队中，每一个劳动力根据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甚至阶级成分被评定一个“底分”。这个底分指的是在严格的定额标准下完成一个工作量所对应的工分，壮劳力底分较高，弱劳力底分较低。分配的主要方式是劳动出工记作工分，年终统一结算，以工分分配实物。到了年终，每个生产队都要进行分配决算，按工分多少分粮、分钱、分油、分棉。决算分配方案有县政府统一印发的正规方案纸，各生产队按照方案纸规定条文实施核算。社员的粮食分配普遍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相结合的办法，例如人劳各半或人六劳四等分配比例。生产队还需要向上级缴纳公粮，上缴公粮后会得到一部分现金收入，加上有些生产队有副业经营，也能获得集体获利现金收入，这些现金收入也在年终按照工分分配给社员。

　　初级社阶段实行评记工分，10分为一个劳动日，男劳动力每天8到10分。随着合作化程度的提高和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工分制成为农村分配的核心制度。生产队通常设一名记工员，负责记录社员的出工情况，实行评工或定额记工。工副业人员则将收入或工资交生产队，按金额记工分，参加年终决算。

　　然而，工分分配并非单纯按劳动贡献的多寡来分配。“底分”的确定本身就包含了体力和技能之外的诸多因素——阶级成分、政治表现、人际关系等非劳动因素都影响着每个人的工分水平。那些劳动力少、需要供养人口多、家里有病人的家庭，年终结算时得到的现金分配往往较少，甚至可能向生产队倒欠款项。这种分配方式虽然在表面上是“按劳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工分标准难以精确量化劳动贡献、定额管理复杂繁琐、评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等，实际分配结果往往趋于平均化，难以体现不同劳动强度和技术水平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杨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实现形式研究，2022，硕士论文，湖南科技大学，中国知网。

　　肖钊：安化县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研究（1962-1978），2021，博士论文，湘潭大学，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