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凌晨六点，手风琴声准时炸开。
我他妈正做着梦呢，梦里我媳妇薛秀华还没走，在厨房给我下面条。琴声一来，梦碎了，面条没了，媳妇也没了。
我从床上弹起来，拖鞋都没穿就跑进客厅。
墙壁在震，地板在震，窗玻璃也跟着嗡嗡响。
那台破百灵手风琴拉的什么玩意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像有人捏着一只快死的猫往墙上摔。
我操他娘的死老头子，何家兴，你又来。
我冲到他门口，抬手就要砸门。手悬在半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昨天晚上我下楼扔垃圾，看见何家兴站在单元门口，对着路灯发呆。
我绕着他走，他忽然抬头看我，眼神涣散，像不认识我似的，问了一句：“小伙子，你看见我家老马了吗？”
我当时以为他故意的，装疯卖傻气我。
可现在想起来，他那个眼神，不像是装的。
01
我叫马永福，今年五十八，退休前在厂里干了三十五年。
三年前我媳妇薛秀华走了，胃癌，从查出来到走，四个月。
儿子马超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两三趟。
我一个人住在这套六十平的六楼老房子里，日子过得跟白开水似的。
三个月前，隔壁搬进来一个老头。
老头姓何，叫何家兴，六十二岁，退休教师。
他搬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不对劲。
他搬了整整一卡车的东西，别的不多，光手风琴就有三台。
大的一台是百灵的，小的是鹦鹉牌的，还有一台看起来像古董。
我当时站在门口抽烟，心想这老头是来开琴行的？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知道了答案。
那台百灵手风琴拉起来的声音，就像一个铁匠在敲一个漏气的皮球。
何家兴根本不会拉琴，他的手指是僵的，手掌是硬的，按下去的每一个键都像在砸钉子。
而且他只拉一首曲子，反反复复地拉，拉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了——是《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被他拉成了铁亭外，碎道边，破草糊一脸。
我第一天忍了。
第二天，我七点才醒，他六点就拉了，我少睡一小时。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天天六点，雷打不动。
我试过早上五点起来出门遛弯，等他拉完了再回来。但你知道那琴声有多响吗？我在小区门口都能听见，整栋楼都跟着他的节奏抖。
第六天早上，我终于忍不了了。
我穿了条裤衩就冲到他门口，啪啪拍门。
他开门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
“何老师，你这一大清早的拉琴，能不能消停点？”我尽量压着火。
他看着我，像是在辨认我是谁。过了好几秒才说：“我在练琴。”
“你练琴也分个时候啊，六点，正常人还没起床呢！”
“我习惯了。”他说完就要关门。
我把脚卡在门缝里：“你习惯了你，我呢？我是你邻居，你天天吵我，你有没有公德心？”
他低头看了看我的脚，又抬起头，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我练我的琴，不犯法。”
然后他把门关上了，我的脚差点被夹住。
那一整天我都气不顺。
我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没办法，人家在家里练琴，不违法。
我给社区打电话，社区说他们去调解一下。
调解的结果是，何家兴答应把琴声拉小一点。
所谓拉小一点，就是把窗户关上再拉。
但琴声还是能穿过墙壁传过来，像一把钝刀在割我的神经。
我跟儿子马超打电话说这事。马超在外地做销售，忙得很，电话里说：“爸，你忍忍吧，一个老头子，你跟他置什么气？”
我说：“他吵我睡觉！”
马超说：“你白天又没事，他拉完了你再睡呗。”
我被儿子这话气笑了。他根本不懂，一个人退休后，没什么盼头，唯一能享的福就是睡个好觉。你把他觉搅了，等于把人家的天给捅了个窟窿。
我跟何家兴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最开始我还能忍到七点去敲门，后来变成一个星期去敲三次。每次他都像第一天一样，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一句“我在练琴”，然后把门关上。
有一次，我在门口堵到他买菜回来，跟他面对面说了二十分钟。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不替别人想想？
他说他想了，他都是清晨六点拉的，不影响别人上班上学。
我说我不上班但我要睡觉！
他说那你把耳朵塞上。
我差点没当场脑溢血。
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在国外，一年到头也不回来。他老伴呢？谁也不清楚，有人说去世了，有人说跟人跑了，反正从没见过。
一个孤老头子，三台手风琴，每天清晨六点，准时把人吵醒。
我觉得他就是闲的，存心找不痛快。
02
事情在第四周彻底闹大了。
那天早上六点，琴声又响。
我破天荒没出门，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盯着天花板。
琴声从墙壁那头传过来，一阵高一阵低，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我的血压一点一点往上窜，手开始发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当烦人的声音持续足够久之后，它就不再只是声音了，它变成了一种折磨，一种像有人在拿指甲刮黑板一样的折磨。
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了鞋，走到门口，又折回客厅，拿起茶几上媳妇的搪瓷杯，猛灌了一口凉茶。然后我又放下杯子，走到何家门口。
我没敲门。
我直接踹了一脚。
门没开，但里面琴声停了。过了几秒，门开了，何家兴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琴带。他的头发有点乱，衬衣扣子扣错了一颗，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你又来干什么？”他问我，语气里带着不耐烦。
“何老师，我今天跟你说最后一次。”我指着他的鼻子，“你再拉，我就跟你没完。”
“我拉我的琴，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拉琴吵到我了，这就跟我有关系！”
“那你搬走。”他说。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
“你说什么？”
“我说你搬走。”他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你不喜欢听我拉琴，你搬走就是了。”
我气炸了。
我一把推开门，闯了进去。他往后退了两步没拦住我。我看见客厅里摆着那台百灵手风琴，琴谱摊在沙发上，密密麻麻的符号我看不懂。
“你看看你这屋子，”我说，“你把琴摆这儿天天拉，你考虑过别人吗？”
“我不需要考虑别人。”他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
他没说话，走到沙发边，弯腰去捡琴谱。
我看着他弯腰的样子，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莫名其妙的气。我走过去，一脚踩在琴谱上。
他猛地抬头看我，眼睛里终于有了情绪——不是愤怒，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说不清的东西，像痛，又像怕。
“让开。”他说，声音发颤。
我没让。
他咬着牙又重复了一遍：“让开。”
我还是没让。
他忽然蹲下来，伸手去扯琴谱。
我的脚踩在上面，他扯不动，就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抠，把琴谱从我的鞋底下抠出来。
他的动作很慢，手在抖，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
我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我松了脚，转身走了。
回到自己家，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得很。何家兴那副蜷在地上的样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觉得自己好像做过了头。
但我又想，是他先吵我的，我没错。
当天晚上，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物业小张。小张三十出头，是我们这片的物业管理员，人很热心。
“马叔，你今天又跟何老师吵架了？”小张问我。
“你怎么知道？”
“整栋楼都听见了。”小张苦笑，“马叔，你消消气，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天天吵我，你让我怎么消气？”
小张犹豫了一下，压低了声音：“马叔，我跟你透个底，何老师的脑子……可能有点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他儿子跟我打过电话，说他爸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儿子都认不出来。”小张说，“而且他儿子在国外，一年回来不了一趟，根本管不了。”
我愣了一下。
回想起白天何家兴看我的眼神，那种涣散和茫然，确实不像正常人。
但我很快又硬起心肠：“他脑子有问题，跟我没关系。他吵我，我就找他。”
小张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马超。马超沉默了一会儿，说：“爸，要不你搬来我这儿住？”
“我才不去。”我说，“你那地方我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那就回乡下老屋吧。”
“老屋多少年没住人了，破得很。”
“我出钱给你收拾，”马超说，“你一个人在这边跟邻居闹矛盾，我不放心。”
我沉默了很久。
乡下的老屋是我爹妈留下的，三间瓦房一个小院，院子里还有一棵枣树。
薛秀华在世的时候，我们每年夏天回去住几天。
她走了之后，我再也没回去过。
“再说吧。”我挂了电话。
但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何家兴的琴声像一根刺，扎在我的耳朵里，也扎在我的脑子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拔掉它。
03
事情在一个星期后有了转机。
那天下大雨，我下楼拿快递，在楼道里碰见了何家兴。
他穿着一件黑色雨衣，头上没戴帽子，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
他手里拎着一袋垃圾，走得很慢，像每一步都要用力才能迈出去。
我本来想绕开他，但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我儿子是音乐教授。”他说。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关我什么事？”我说。
“他教钢琴的，在国外的音乐学院。”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神气，像是骄傲，又像别的什么，“我拉琴，是想让他听听。”
“那你直接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天天早上六点拉，谁受得了？”
他不说话了，低下头，继续拎着垃圾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他不接我电话。”
雨声哗哗的，他的声音在雨里飘忽忽的，像随时会被风吹散。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心里莫名有点发堵。
那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马超。马超沉默了一会儿，说：“爸，要不你还是搬去乡下吧。”
“为什么？”
“我怕你跟他处出感情来。”
“你放屁。”我说。
但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搬去乡下。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收拾东西。
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衣服，一床被子，一只搪瓷杯，还有一个相框——薛秀华活着的时候，我们俩在院子里拍的。
我把东西塞进后备箱，锁好门，下了楼。
走到单元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何家兴买早点回来。他手里拎着一袋油条，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要出门？”他问我。
“搬走。”我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忽然放下油条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你不能走。”
他的手劲很大，掐得我胳膊生疼。
“你松手。”我甩了几下没甩开。
“你不能走，”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发急，眼睛里又有那种涣散的神色，“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
“有什么好说的？”我使劲甩开他的手，“你拉你的琴，我过我的日子，咱俩谁也不欠谁。”
“不是的不是的，”他摇着头，嘴唇发抖，“我不拉琴了，你不走。”
我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一半是烦一半是烦之外的一点点不舒服。
“何老师，你耍我呢？我东西都搬上车了。”
“我不拉了，真的不拉了。”他举起右手，像发毒誓一样，“我再也不拉了，你别走。”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他的眼神很着急，不像是在耍花招。
“你说话算话？”
“算话，算话。”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后备箱关了，把东西搬回楼上。
我想着，如果他真不拉了，两清，大家各自安好。
事实证明，我信错了人。
第二天早上六点，琴声如约响起。
我躺在床上，听着那刺耳的手风琴声，心里的火噌噌往上冒。
我不知道他昨天为什么求我别走，也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又拉琴了。
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个老东西在耍我。
我穿上衣服出门，没去找他，直接去物业办公室。
“小张，你给我查一下何家兴儿子的电话。”
小张看我脸色不对，没敢多问，翻了系统找到了一个号码。
我当场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对面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点疲惫：“你好，哪位？”
“你是何家兴的儿子？”
“我是。您是？”
“我是你爸的邻居。你爸天天早上六点拉手风琴，吵得我没法睡觉。你这个做儿子的，能不能管管？”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问一下，我爸是每天早上六点拉琴吗？”
“雷打不动。”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麻烦您了，给我几天时间，我来处理。”
“你处理得了吗？你在国外，一年回来几次？”
“叔，对不起，我实在是……”
“别跟我说对不起，管好你爸就行。”
我挂了电话。
当天下午，何家兴的儿子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只知道何家兴接完电话后，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很久，从天亮坐到天黑。
那天晚上，我下楼倒垃圾，看见何家兴的阳台上亮着灯，他坐在一把藤椅上，面前摆着那台百灵手风琴，一动不动。
我心想，这下总算清净了。
可我又错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琴声准时响起，比之前更响。
04
我彻底疯了。
我去社区投诉，去街道办投诉，甚至打12345投诉。来来去去调解了好几次，每次何家兴当面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该拉还是拉。
有一次调解的时候，社区主任问何家兴：“何老师，您能不能换个时间段练琴？上午十点行不行？”
何家兴坐在椅子上，双手交握，眼神直直的，说了一句话：“我必须在六点拉。”
他没回答。
社区主任又问了两次，他都沉默。
最后调解员只能打圆场：“何老师，您这样会影响邻里关系。”
何家兴忽然站起来，看着我说：“他要搬走的，他自己不肯。”
他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像是已经把整件事定论了一样。
我气得当场想掀桌子。
那天晚上，我给儿子马超打了电话，说我决定搬去乡下。
“这么快？”马超有点意外，“行李弄好了吗？”
“没什么行李，就几件衣服。”
“那我给你转五千，你收拾收拾，到那边缺什么再跟我说。”
“不用转，我有钱。”
“你拿着。”
我挂了电话，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盯着墙上的钟。分针一格一格地走，像人的命一样，走着走着就走完了。
何家兴拉琴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我站起来，打开门，走到他门口，用力拍门。
他没开。
我又拍，他还是没开。
“何家兴！”我拍着门喊，“你再拉，迟早遭报应！”
琴声停了两秒。
我以为他会开门跟我吵一架，结果琴声又响了起来，比之前更大声。
我站在他家门口，胸口堵得慌。我不知道这股气该往哪儿撒，只能攥着拳头，盯着那扇防盗门。
第二天一早，我搬走了。
车开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老楼。六楼的阳台上，何家兴站在那里，像个雕塑一样看着我离开。
我踩了油门，头也不回。
乡下的老屋在城南三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叫柳河村。
三十年前我爹妈还在的时候，我每年回来几次。后来他们走了，老屋就荒了。薛秀华在世时她还会来收拾收拾，她走后，我再没回来过。
车开进村子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路。
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路边多了好几栋新盖的小楼。
那棵老槐树还在村口，只是树冠比记忆里大了很多。
老屋在三排靠东头，瓦房顶上长满了草，院墙上的石灰掉了大半。
我打开锁的时候差点拧不动钥匙，费了老大劲才转开。
推开门，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
院子里那棵枣树还活着，只是枝干歪歪扭扭的，像一个老人弯着腰。地上落满了枯叶，踩上去沙沙响。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间老屋，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薛秀华走了，爹妈走了，老屋也快塌了。
我一个人，守着空房子，还有什么意思？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老马啊老马，你被一个疯子逼到这种地步，你也是没出息。
骂完了还是得收拾。我先把堂屋的灰扫了，又把厨房的窗子打开通风，再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两包挂面和几榨菜。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厨房里煮了一锅面，就着咸菜，蹲在门槛上吃完。
村子里的晚上特别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我坐在院子里，吹着夜风，第一次觉得，原来世界上不只有手风琴的声音，还有蛐蛐叫，还有风声，还有远处狗叫的声音。
我以为我终于解脱了。
可我错了。
头三天，我睡得很好。尽管床板硬了点，但没了噪音，我一觉能睡到天大亮。我甚至觉得，这日子过得，比在城里舒坦多了。
可到了第四天，不对劲了。
那天早上我六点醒来，躺在床上，等着什么声音。
等了很久，什么也没等到。
我才反应过来，我在等手风琴声。
没有琴声。
我松了一口气，又觉得有点空。
这感觉很怪，像一个天天吃辣椒的人，突然给你吃白米饭，你嘴里没味道，心里也不踏实。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六点醒来，每次都等几秒，确认没声音之后才起来。
我开始觉得，我好像没那么恨何家兴了。
我甚至有点好奇——他每天都拉琴，到底是为什么？
05
一个半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喝茶。
手机响了。
我一看，是物业小张打来的。我心情不错，接起来还跟他开了个玩笑：“小张，怎么想起我了？是不是我那屋子漏水了？”
电话那头小张的声音很急，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马叔，你在乡下吗？”
“在啊，怎么了？”
“何老师出事了。”
我的手一抖，搪瓷杯里的茶洒出来一半。
“什么事？”
“他儿子从国外回来了，俩月前发现的，去查了查，查出来是……”小张顿了一下，“阿尔茨海默症，中期。”
我手里的搪瓷杯掉在地上，茶水溅了我一裤腿。
“什么症？”
“就是老年痴呆，马叔。”小张说，“医生说何老师的记忆力会越来越差，到最后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你现在在哪儿？何老师他……”
小张的声音在电话里断断续续，有些话我没听清。
“他怎么了？”
“他一直在找你。”
“找我干什么？”
“他脑子糊涂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但每次清醒过来，就念叨着你的名字，说欠你一句话。还到处跑，满小区找你，我们拉都拉不住。”
我握着手机，浑身的汗在太阳底下都凉了。
“马叔，你先别急，我给你发个地址，是何老师住的养老院。你要是有空，来看看他吧。”
我挂了电话，坐在枣树下，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一群蜜蜂在耳洞里钻。
何家兴……找了我一个多月？
他不是最烦我吗？他不是说让我滚蛋吗？
我的手又开始抖了。
我站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好几圈，脑子里乱得不行。
我告诉自己，别去了，去了又能怎样？
那老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吵得我觉都睡不好，我凭什么去看他？
可我又想起他站在阳台上目送我离开的样子。
那个苍老的、孤独的、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的人。
我忽然觉得嘴里发苦，喉咙里像堵了块棉花。
我掏出手机，翻了翻相册。
手机里存着的照片不多，大多数是薛秀华活着的时候拍的。
我翻着翻着，忽然翻到一张老照片——是我的手机翻拍的老相册。
照片上，何家兴的妻子李玉兰和我媳妇薛秀华站在一起，站在何家兴的老房子里，两个人挤在一台手风琴前，笑得很开心，像一对姐妹。
那是很多年前的照片了。
薛秀华活着的时候给我看过一次，说李玉兰是她最好的朋友。
两人一起长大，一起嫁人，嫁到同一个小区，成了邻居。
后来李玉兰得了肺病，走得比薛秀华还早。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一件事——
薛秀华走之前大半个月，有一天她精神特别好，让我扶着去楼下走走。
走到小区花园里，她指着何家兴家的窗户说：“老马，何老师那人啊，嘴笨，人应该……不坏。”
我当时没当回事，以为她就是随口说说。
可现在想起来，她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
我翻着翻着，又翻到另一张照片——何家兴拉琴的背影，我什么时候拍的？
对了，是某天早上被他吵醒后，我站在阳台上拍了这张照片，本来是想拍下来当证据投诉的。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心里越来越慌。
我又给小张打了回去。
“小张，何老师住哪个养老院？发给我。”
收到地址之后，我连夜赶了回去。一路上，我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跳得停不下来。我告诉自己别慌，去了也没用，但也想见他一面。
凌晨一点，我到了养老院门口。
值班的护士看到我，愣了一下：“你是何爷爷的家属？”
“我是他邻居。”
护士犹豫了一下，推开走廊尽头的房门。
房间里亮着一盏小台灯，光线昏黄，照在病床上缩成一团的瘦小身影上。
何家兴仰躺在床上，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他瘦了很多，眼窝凹陷下去，颧骨高高凸出来。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活生生的人，会在两个月里变成这样。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腿像灌了铅一样。最后还是走了进去，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何家兴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眼皮颤了颤，慢慢睁开眼。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神涣散，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的心凉了半截。
然后他忽然笑了，嘴唇翕动着，声音很轻，轻得像是自言自语。
“老马，你来了。”
06
我在养老院守了一整夜。
护士来换了两回点滴，何家兴睡着又醒，醒了又睡。每次醒来看见我，就盯着我瞧好久，像是要确认我是真人，不是幻觉。
护士走后，我坐在病床边，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
我伸手按了一下播放键。
琴声从录音机里传出来，是何家兴拉的那首《送别》。
音质很差，杂音很多，但一听就知道是他拉的——每一个音都走调，每一段都像生锈的齿轮在硬转。
我差点把录音机关了。
但我的手停在半空，没按下去。
我忽然想起来，薛秀华走的时候，我也做过类似的事。
把她生前的手机号码留着，每个月打一次，听那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可能是怕她走了之后，连她的声音都忘了是什么样的。
何家兴拉琴，是不是也一样？
怕忘了什么？
我在椅子上坐到了天亮，小护士来查房的时候，我醒了过来。何家兴已经醒了，靠在床头，眼睛望着窗外发呆。
“何老师。”我叫他。
他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
我看见他的眼神，心里咯噔一下。他看我的眼神和昨天不一样了，像是……不认识我。
“何老师，是我，老马。”
“老马……”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眉头皱起来，像是在努力回想什么。
“马永福，你邻居。”
“邻居？”他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你。”
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何老师，你好好想想，我们住隔壁，你每天早上六点拉手风琴……”
“我不拉琴。”他说，语气很平静，“我不会拉琴。”
我愣住了。
这时，护士走进来，往何家兴手背上扎了一针。何家兴皱了皱眉，又偏过头看着窗外，像窗外有什么东西比房间里的这个人重要得多。
我把护士拉到走廊里。
“他现在这种情况……每天都是这样吗？”
“时好时坏，有时候清醒一点，能认出人，有时候连亲儿子都不认识。”护士叹了口气，“他儿子上周来了一趟，何老师跟他聊了两句，忽然问‘你是谁’，他儿子当场就哭了。”
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他经常念叨我，说欠我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护士摇了摇头：“这个我们不清楚，他清醒的时候从不说，糊涂的时候才说。”
我回到病房，何家兴又睡着了。他的呼吸很轻，胸膛微微起伏，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落叶。
我在他床边坐了一整天。
下午两点多，何家兴的儿子何伟来了。我在医院的走廊里见过他一次，现在看到他，差点没认出来。
何伟瘦了很多，眼眶下面挂着大片的乌青，像是好几天没睡过觉。他看见我愣了一下，先是警惕，然后是意外。
“你是……马叔？”
“是我。”
何伟走到病床边，看了看他爸，又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红了。
“马叔，对不起。”
“你跟我道歉干什么？”
“我爸他……”何伟喉结动了动，“他拉琴的事，吵了你大半年。我一直知道，但我在国外，顾不上。”
“你不必道歉，那是你爸的事。”
“不，我是他儿子，我有责任的。”何伟在椅子上坐下来，低着头，两只手互相掐着，“我爸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学校教音乐。那时候他手风琴拉得特别好，学生都喜欢他。后来我妈走了，他就变了。”
“你妈……是因为什么走的？”
“肺病。”何伟说，“我妈走的时候，他才五十出头。从那天起，他开始每天早晨六点拉琴，拉《送别》。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答应过一个人。”
“答应谁？”
“我妈。”何伟苦笑，“他跟我妈感情很深，我妈喜欢听他拉这首曲子，走之前，让他每天早上拉一遍，算是替她听。他答应了，一拉就是十几年。”
所以何家兴每天早上六点拉琴，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存心气我的。
他是在兑现一个承诺，跟一个已经去世了的人之间的承诺。
我整个人都凉了。
“你妈的忌日是几月？”
“二月。”
“二月几号？”
“二月十七号。”
我拿出手机，翻到日历——二月十七号，星期六。
那天早上，我报警了。
那天早上，我踹了他的门。
那天早上，我踩碎了他的琴谱。
07
我跟何伟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
“你爸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是搬走了，他可以不拉。”我问他，“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走吗？”
何伟低着头，沉默了很久。
“我爸清醒的时候跟我说过一次。”
“他说什么？”
“他说你长得像他年轻时候的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我妈的闺蜜，姓薛，叫薛秀华。”
我的手开始发麻。
“他说你妻子叫薛秀华吧？”何伟看着我，“他认识你妻子。她们从小一起长大，是邻居，也是最好的朋友。我妈临终的时候，唯一托付的人，就是你妻子。”
“你妈托付了什么事？”
“让我爸不至于一个人硬扛着。”
“什么意思？”
何伟没回答。
我坐在台阶上，脑子里嗡嗡的。
我想起薛秀华临终前跟我说的那句话——“何老师那人啊，嘴笨，人应该不坏。”当时我没在意。
现在想起来，她说的不是客气话，更不是闲聊。
她是在帮我铺路。
她知道自己要走了，怕我一个人孤单，托了何家兴来照顾我。
她比谁都清楚我这张嘴有多臭，这副死硬脾气有多惹人烦，所以找了同样嘴笨、同样不会说话、同样一肚子真心挂在嘴边的何家兴。
两个笨人，凑在一起，至少有个伴。
可何家兴不知道怎么照顾一个人。
他不会说话，不会讨好，连上门坐坐都觉得别扭。
他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拉琴。
他拉琴，是告诉薛秀华，他没忘记她的嘱托。
他也拉琴，是想让我听听。
他虽然笨，但他的琴声能穿过墙壁传过来，我就知道隔壁有人。
我抽出烟来点了一根，手抖得快夹不住烟。
“他想让你爸照顾我？”我声音哑了。
“嗯，我妈在的时候说过，薛阿姨也是这么托付的。”
“可你们从来没跟我说过！”
“薛阿姨不让我爸说的。她说你这个人脾气倔，要是让你知道了，你肯定觉得欠别人的，心里不舒坦。”
我蹲在地上，把脸埋在手心里。
“所以你爸每天一早拉琴，不是吵我——他是在告诉我，隔壁有人。”
何伟没说话。
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人家费尽心力陪了我半年，我用最难听的话骂了他半年。
人家怕我一个人走了，我踹门踩他的琴谱。
人家疯了傻了都不忘找我，我搬去乡下享清福，压根没想过他死活。
“你爸说欠我一句话，是什么话？”
何伟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只有他知道。”
我站起来，走进病房。
何家兴已经醒了，坐在床上，小护士正在给他喂饭。他吃了两勺就不肯吃了，把头扭到一边。
他转过头来看我，眼神依然陌生，像一个孩子看一个不认识的大人。
“你认识我吗？”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眼睛忽然亮了一下。
“老马。”
我浑身一震。
“是我，何老师。”
“你怎么在这里？”他问我，声音混沌，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你不是……搬走了吗？”
“我回来看看你。”
“我没拉琴吵你，真的没拉。”他拉住我的袖子，“你不走。”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我不走了。”
何家兴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费力地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一个老旧的牛皮信封，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给老马。
“欠你的话……在里面。”他说，声音越来越小，像蜡烛在风里快要熄灭了。
我拿着那个信封，手指捏得发白。
何家兴像是完成了最后一桩心事，慢慢躺了回去，闭上眼，呼吸渐渐平稳。
我打开信封，看见里面的东西，愣住了。
那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薛秀华和李玉兰站在我家的阳台上，一人挽着另一人的胳膊。
薛秀华冲镜头笑着，李玉兰偏过头看她，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阳光洒在她们身上，像是给她们镀了一层金边。
照片背后，是薛秀华的笔迹，字歪歪扭扭的，像是躺在床上写的。
“老马，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人很好，嘴笨，不怎么会表达，但心里比谁都明白。你俩凑一块儿啊，肯定能好好过日子。”
底下加了一句：“我不怕你一个人，就怕你心里没有一个人。”
我把照片攥在手心里，纸角硌得手掌生疼。
何家兴早就不记得这张照片了吧？但他却一直收着，收在枕头底下。
我忽然明白了他说的“欠你一句话”。
他欠我的不是一句对不起，而是一句“你妻子走之前，托我照顾你”。
可他说不出口。
因为这句话一旦说出来，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就破了。他就没办法装作一个冷漠的讨人厌邻居，我也没办法心安理得地讨厌他。
我们都用最难听的方式，去维持最笨的关系。
可我把这个关系，砸碎了。
08
何家兴在三天后走的。
那天下着小雨，我坐在他病房里，给他削苹果。
我削得很慢，一刀一刀的，怕削断皮。
他靠在床上，看着我手里的苹果，忽然嘟囔了一句：“老马。”
“嗯？”
“苹果皮是苦的。”
这是薛秀华活着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她从来不削苹果皮，她说苹果最有营养的就是皮，皮一削，果子就没意思了。
何家兴已经不认人了。可他记得这句话，不知道是从哪里听到的，从记忆的哪个角落里掘出来的。
我拿着削了一半的苹果，手指抖得削不下去。
那天傍晚，他走了，很安静。护士进来查房，发现他的呼吸停了。
何伟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哭得浑身发抖。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我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身份进去——邻居？受害者？还是那个害得他最后几个月不得安宁的罪人？
何伟办完了丧事，临走前来找我。
“马叔，我爸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你是他最后认得的人。”
我没说话。
“那封信里的东西，你看过了？”
“看过了。”
何伟沉默了一会儿。
“马叔，你别太怪自己。我爸性子倔，他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答应薛阿姨的事，就会做到底。他吵了你大半年是不对，可他……”
“我知道。”我打断他，“你爸是对的，是我不对。”
何伟又沉默了，最后说：“马叔，你多保重。”
何伟走后，我一个人坐在何家兴住过的病房里，空荡荡的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床头柜上还摆着那台录音机。
我按下播放键。
琴声又响起来，走调的《送别》，像一把钝刀慢慢地锯。
我坐了很久，直到护士来催我走。
我走出养老院大门，雨还在下。我站在门口，抬起头，任雨水打在脸上。
“老何，”我说，“我这辈子欠你的，这辈子还不上了。”
没有人回答我。
只有雨声，和远处传来的、不知道是哪户人家放的哀乐。
我站在雨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何家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给他剪指甲。他躺在床上，我坐在地上，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拉直。
他的指甲很硬，剪起来咔嚓咔嚓的。我剪得很慢，他的手指很凉，凉得像是已经不是我这个世界的人了。
他忽然睁开了眼，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老马，别走。”
“我不走。”
“你住我隔壁。”
“嗯。”
“我拉琴给你听。”
“好。”
他又闭上了眼，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以为他在说胡话，没当回事。
回到家后，我把那张照片和那封信压在枕头底下，和薛秀华的照片放在一起。
我拿出薛秀华的那本日记，翻到最后一页。
“老马：说好了一辈子，结果我先走了。对不起。往后你要是闲得慌，就去隔壁串串门，何老师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好人。你们俩都嘴硬，可心里都软。多一个朋友，少一个仇人。你说呢？”
我捧着日记本，眼泪掉在纸上，把字迹浸成一团墨。
09
何家兴走后第三个月，我把乡下的老屋收拾干净，搬回了城里。
很多人不理解，说我疯了。那栋楼有什么好的？除了一个死人拉过的琴声，什么都没有。
可我想回来。
何伟走之前把那台百灵手风琴留给了我，说这是何家兴生前最喜欢的东西，他带不走，让我留着。
琴放在客厅的角落里，我一直没碰，只是每天早上看一眼。
后来有一天，我请人把它修好了。那架琴的破口被重新粘合，重新上了漆，就像从来没有坏过一样。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台琴，脑子里是空的。
然后我做了一件连自己都想不到的事。
我把它搬到阳台上，深呼吸了一口，把手搭在键盘上，胡乱拉了一下。
那声音太响了，像一盆水泼在我脸上。
我心一横，继续拉，拉《送别》。拉得比何家兴还难听，像杀猪似的。
拉完之后，我愣在那里，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撑开了。我之前觉得这个曲子是折磨，可现在它落在我耳朵里，暖烘烘的，不吵。
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把那台录音机放在阳台上，按下播放键。
走调的《送别》在清晨的空气中炸开，我靠在阳台栏杆上，端着一杯热茶，听着。
邻居们开始投诉。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楼上302的大姐，姓张，以前从来没跟她说过话。她敲开门，气势汹汹地问我：“马哥，那破琴声能不能关了？吵死了！”
我靠在门框上，对她说：“忍忍吧，琴声挺好的。”
张大姐愣了一下，像是不明白我这个以前最恨琴声的人，怎么会在自己家里放这种噪音。
“你脑子没坏吧？”
“没坏，”我说，“就是我慢慢觉得，这声音挺好听的。”
张大姐奇怪地看了看我，摇摇头走了。
之后，对面楼的李师傅也来找过我。以前何家兴拉琴的时候，他是投诉得最凶的人之一。他指着我的录音机说：“你跟你邻居一样了啊？”
“对，”我说，“跟他一样了。”
李师傅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说什么，默默走了。
但我没关录音机。
我每天放，从六点放到六点二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纪念，也不知道何家兴在天上会不会嫌弃我放的录音音质太差。
我只知道，每天早上六点，当我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隔壁的墙壁那头，好像又有人了。
有一天，我放完录音，准备关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
是物业小张打来的。
“马叔，你在家吗？”
“在。”
“我前两天进何老师的房子收拾东西，发现一封信，上头写着你的名字。”
我的手僵了一下。
“信？”
“对，就放在他那台坏掉的手风琴的琴盒里，应该是他写给你的。我给你送下去？”
我挂了电话，门铃很快响了。
小张把信递给我，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封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马永福收”四个字。
我关上门，回到客厅，拆开信封。
里面只有两张纸。
第一张，是何家兴的字。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写字被涂掉了。
“老马：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是已经走了。这封信我写了好几次，每次都写不下去，改来改去，都是废话。
我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拉琴吵了你这么久。
也想跟你说声谢谢，你陪了我这么久。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恨我，恨我为什么非得在你门口拉琴。
我现在跟你说实话吧，这是你媳妇的主意，她说你这个人，容易钻牛角尖，一个人待着容易闷出病来。
她说，你要是闲得发慌，就跟隔壁的人吵一架，心里就舒坦了。
她比我更了解你。”
我停了一下，捏着纸的边缘，指尖用力得发白。
“老马，你媳妇走的时候，我在医院楼下的走廊里站了一下午，不敢上去。我不知道怎么见她最后一面，又怕她走了我没送她。
后来她让小护士下来找我，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老何，帮我看着老马，别让他一个人待着。’”
我的手抖得快拿不稳信纸。
“我看不住你，你太倔了，拍个门都像要把墙拆了。
我就想着，我拉琴吧，你要是嫌吵，至少会过来骂我，至少不会一个人待着发呆。
我拉得不好，我知道难听。但我没别的办法了，老马。我真没什么本事，只会拉琴。
现在连琴都不会拉了。
老马，我走后，你别恨我，也别恨自己。
咱俩打打闹闹大半年，也算缘分。
薛秀华和李玉兰在天上看着咱们呢，别让她们难过。”
我把信纸贴在胸口上，坐在沙发上，埋头哭了起来。
第二张纸上只有一句话，用铅笔写的，很轻，像是落笔的人已经没什么力气了。
“老马，你别走，住我隔壁。我还想听你骂我。”
10
何家兴走后半年，我还是住在老小区里。
每天早上六点，录音机准时响起，那首走调的《送别》飘满整栋楼。邻居们投诉了几次之后也就不投诉了。
有一天，楼下的王奶奶在小区花园里叫住我：“小马啊，你天天放的那个曲子，是什么歌啊？”
“《送别》。”我说。
“谁唱的？”
“隔壁何老师拉的。”
“哦，何老师啊，我记得他，以前天天一早拉琴，闹得大家都不安生。”王奶奶说，“你怎么放他的录音了？你不是最恨他吗？”
我站在花园里想了很久。
“恨算不上，”我说，“就是怪我明白得太晚了。”
王奶奶没再问了，像是懂了我的意思。
何伟后来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他辞了国外的工作，回国找了份音乐学院的教职。
有一天晚上他来敲我的门，手里拎着一瓶酒。
“马叔，我陪你喝一杯。”
我们俩在阳台上坐下，就着一碟花生米，喝着散装二锅头。
“马叔，我听物业说，你现在每天早上六点放我爸的录音。”
“邻居没投诉？”
“投诉了，我没理。”
何伟笑了一声，笑得很轻。
“我爸要是知道你这么干，肯定乐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何伟忽然放下杯子，看着我。
“马叔，你恨不恨我爸？”
“我有什么资格恨他？”我说，“该恨的人是我。”
何伟摇了摇头。
“他跟我妈的感情很深，我妈走了以后，有很长时间他都走不出来。他知道薛阿姨托他的事，他想做到，可他用错了办法。”
“他没错，”我说，“是我错了。”
那天晚上何伟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
“马叔，我爸床头这些年一直压着一张照片，是薛阿姨和我妈的合影。他走的那天，翻来覆去地找那张照片，我找到之后递给他，他把照片翻过来，指着一行字，说：‘你看，我说到做到了。’”
何伟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角落里的录音机。
何家兴说到做到了。
他兑现了对薛秀华的承诺，哪怕用最笨的方式，哪怕讨了我大半年的骂，他也没放弃。
而我呢？我做了什么？除了踹他的门、踩他的琴谱，我还做了什么？
我靠在沙发上，闭着眼，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放那半年的每一个细节。
何家兴被我骂的时候，他是什么表情？
何家兴被我踩琴谱的时候，他是什么心情？
何家兴看着我搬走的时候，他站在阳台上，是什么眼神？
我想不起来了。
我把那些细节都忘了，我光顾着生气，光顾着恨一个人，却忘了好好看看他。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照常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琴声响起来，在清晨的空气中扩散。
我端着搪瓷杯，站在阳台上，阳光从东边照过来，在阳台地面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何家兴已经不在了，可他留下的声音还在。
那首《送别》还在我耳朵里。
那句话还在我脑子里。
他住在我隔壁的时候，我嫌他吵。他走了之后，全世界都安静了，我反而觉得太安静了。
安静得让人害怕。
安静得像自己又变成一个人了。
我走进卧室，从枕头底下翻出那张老照片。
薛秀华和李玉兰站在阳台上，笑得很好看。
我坐在床边，用指腹抚过照片上的薛秀华的脸。
“你啊，”我低声说，“你临走前都想好了，是不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硬，脾气倔，不肯低头，所以找了个比我更硬、更倔的人来磨我。”
“你成功了，我被他磨圆了，也磨软了。”
“可他也走了。”
我把照片贴在胸口上。
“老何啊老何，你这辈子欠我的那些觉，算是还不上了。我欠你那些话，估计也还不上了。”我对着照片说，“下辈子吧，下辈子咱俩还住隔壁。你别拉琴了，咱俩下棋。”
“你输了就把琴收起来，我赢了就少骂你两句。”
我把录音机关掉，窗外彻底安静了。
满屋子的《送别》刚好停在那句“芳草碧连天”。
我端着搪瓷杯，走进客厅。路过墙角的时候，我停下来，看了看那台修好的百灵手风琴。
琴身锃亮，用一块绒布盖着。我一直没敢碰它。
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拿了起来。
我想起何家兴的手指在键盘上方的样子，想起他那布满老茧、僵硬的指节，想起他拉琴时皱成一团的眉头。
我把它搬到阳台，靠在栏杆上，像之前何家兴那样站着。
深呼吸了一下，把手搭在琴键上，胡乱拉了一个音。
特别响，像整个世界都被震了一下。
我好像听见隔壁的何家兴在喊：“老马！你又在发啥疯？”
又好像听见他说：“老马，你终于懂了啊。”
我站在清晨的风里，拉完了这首《送别》。
琴声走调得厉害，和何家兴活着的时候一样难听。
但我没停下来。
我拉完了，最后一个音在晨光里碎开了，像一阵风，吹过两个笨拙的、用了一辈子才学会说爱的人。
我把琴放下来，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回墙角，然后用绒布盖好。
下次再拉吧。反正时间还长。
我回到屋里，把那盘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走调的《送别》又响起来了，慢慢地飘出阳台，飘向邻居们的窗台。
我知道肯定有人又在骂，但我不打算关。
因为这是我欠何家兴的。也是我欠薛秀华的。
也欠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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