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波士顿脱欧10年，补贴退场，农民100英亩改铺太阳能

克里斯·雷站在家族耕作了五代的土地上，说出了一句在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时几乎不可想象的话：“我连自己的孩子都雇不起。”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或许只是钱的问题。可对一个农场家庭而言，这更像是一篇讣告的开头。不是因为农场马上就要消失，而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在这片由同一家族耕作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地上原本近乎荒谬的问题：这里是否还会有第六代农民。

他的曾祖父母在这些田地里务农，祖父母扩大了经营规模，父母把农场交到他手中时，也相信儿子会照样传下去。脱欧10年后，站在波士顿郊外一个被雨水浸透的院子里，望着支撑家族熬过战争、衰退和政府更迭的700英亩土地，雷已无法自信地说，自己的孩子将来继承的不仅是土地，还有一份能维持生计的事业。

这位46岁的、育有四个孩子的父亲说：“我的人生早就被安排好了，但我没法对我的孩子也这么说。”2016年6月，英国投票决定离开欧盟时，波士顿给出了全国最强烈的“脱欧”支持票。超过75%的居民支持脱欧，使这座位于林肯郡的集镇成为一场政治反叛的象征。这场反叛建立在挫败感、愤怒，以及一种信念之上：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对边境、经济和未来的控制。

在此之前多年，波士顿早已成为英国移民争论的缩影。2004年欧盟扩员后，大批来自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等地的工人来到这里，填补农业、食品加工和物流行业的劳动力缺口。变化来得非常快。

商业街上，不同语言变得司空见惯；新商铺不断开张；社区面貌迅速改变。许多居民感到，这座城镇变化得太快，快到他们来不及施加影响。

这种怨气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很多人也觉得，威斯敏斯特既不理解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奈杰尔·法拉奇、英国独立党以及更广泛的脱欧阵营正是在这种情绪中介入，他们的信息简单而反复：结束人员自由流动，重新掌握控制权，把英国工人放在首位，英国将因此繁荣起来。

波士顿全力支持了这一选择。10年后，当初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已难以忽视。最具讽刺意味的，正是农业。那些曾成为政治愤怒焦点的工人，恰恰也是支撑波士顿所依赖产业的人。他们在周边田地里采摘蔬菜，在食品加工厂工作，填补本地雇主长期难以招满的岗位。没有他们，当地经济很大一部分根本无法运转。

雷在公投前就明白这一点，现在依然坚信如此。他说：“你和东欧人打交道时，会发现他们有一种老派的工作伦理，让你想起父母那一代人。他们拼命干活，整天都在干。英国人就是不愿意做这种工作。”

在这座移民问题仍是核心政治议题的城镇里，这种看法依然极具争议。27岁的雅克·佩尔多当年年纪太小，2016年没有投票权，但此后一直在承受脱欧带来的后果。他说：“很多人对移民不满。你现在走在街上，很少能看到本地人在购物，因为大家都去别处了。人们走进某些商店时，会感到很强的威慑。”

他说：“我们让他们进来时，需要加以监管。就在昨晚，我走路回家时，还看到有人在偷慈善回收箱里的东西。我们不会这么做。这是最基本的礼貌。”

失业中的佩尔多表示，如果明天投票，他会支持法拉奇，也认同英国改革党在福利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但即便是他，也很难说事情的发展符合当初的承诺。

“所有人都在怪政府，”他说，“这个体系有问题。”几条街外，伊加·邦托夫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波士顿。她来自波兰，已在这里生活16年，一直纳税，并经营“林肯郡欧盟社群支持组织”，为林肯郡各地移民社区提供帮助。她拥有无限期居留权。按常理说，她本该感到安心。

但她并没有。“我们当中没有谁真正觉得安定，”她说，“有太多不确定性。我一直认为，给出去的东西就不能再拿回来。既然给了，那就是我们的了。”

邦托夫警惕把所有移民都归入同一类别的做法。她认识一名66岁的卡车司机，每周工作72小时；也知道一些有很多孩子、在英国一天都没工作过的母亲；她还认识一些为躲避战争而来的难民，而法律并不允许他们工作。可在政治争论中，所有这些人都被打包成同一个议题。

“你可以谈上几个小时的移民问题。你可以把我算进去——我在这里工作并纳税16年——也可以把一个有6个孩子、一天都没在这里工作过的母亲算进去。移民、移民、移民、移民。外国人、外国人。”

她理解波士顿的挫败感，但不接受由此得出的结论。随后，她严厉批评了那些过于轻易指责本地辛苦工作的移民的人。

邦托夫说：“如果你过得不开心，你就会去找自己不开心的原因。如果我是出生在英国的人，正在为工作和住房发愁，而我看到一个来自别国的人住着好房子、开着车、穿着好衣服——那这个移民就成了我不开心的原因。但那个人不会去看，这个移民到底工作了多少小时。”

“说别人来这里抢你的工作？你想要我的工作吗？拿去吧，求之不得。但请先像我一样工作那么长时间，然后再告诉我，我是不是占了便宜。”

对农民来说，劳动力短缺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脱欧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出现在庆祝结束之后，真正的财务现实开始显现。

几十年来，英国农业一直依赖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圈外的人来说，这似乎只是一个晦涩的官僚安排；但对农民而言，它往往意味着盈利与亏损的分界线。全英国每年大约有35亿英镑通过直接支持付款流入农业。对许多农场来说，这笔钱不是缓冲垫，而是生存所必需。

雷直言不讳地谈到它的重要性：“我们的补贴数额，本质上就是我们的利润数额。”这句话，比议会辩论中任何说法都更能说明现代农业的现实。补贴一旦取消，利润也基本随之消失。而这一现实，从未出现在公投口号里。

脱欧后，这些付款逐步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奖励栖息地管理而非粮食生产的环境计划。欧洲竞争对手仍在获得补贴，并在全球市场上压低英国农民的价格。

燃料成本大幅上升，化肥价格飙涨，机械、能源和保险费用也都显著增加。每一年都会带来新的财务压力，如今还包括农场继承税，而没有相应支持来对冲。雷说：“你的产品现在被看作太贵了，因为你已经没有过去那种补贴了。脱欧之下的利润空间已经没了。”

在整个林肯郡，情况都差不多。那些曾经投资、扩张的企业，如今转而设法控制衰退。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储蓄正在被侵蚀。农民如今问自己的，不再是什么能赚钱，而是什么亏得最少。

“没有什么能赚钱，”雷说，“关键是你在哪一项上亏得最少。很多农民都在吃老本，希望情况能有所改变。”这也正是雷和林肯郡许多农民转向太阳能的原因。

他的农场靠近一个主要电网接入点，因此对能源开发商很有吸引力。他已经拿出100英亩土地安装太阳能板，如果可以，他还愿意再拿出更多。

“这可能会让我重新盈利，”他说，“我从太阳能拿到的钱，可能比种地还多。”一个第五代农民，靠在田里铺设太阳能板赚的钱，竟然比生产粮食还多。再看看谁在代表这个选区。

理查德·泰斯在2024年当选波士顿和斯凯格内斯选区的英国改革党议员，是议会中最强烈反对“净零排放”目标的人之一。英国改革党主张把太阳能农场从农业用地上清除，称其为“外国产的生态荒漠”，并希望彻底拆除政府的清洁能源议程。正是那些给脱欧投下全国最强支持票、又把泰斯送进威斯敏斯特的农民，如今正把田地改成太阳能场，因为这是他们维持经营的唯一办法。

如今的波士顿，反而依赖于英国改革党最强烈反对的两样东西：移民劳动力和可再生能源。前者曾多年维持农业可行，后者则在如今维持它不至于倒下。英国改革党曾帮助把这两者都削弱，如今又反对所剩无几的部分。

雷并不是“净零排放”的热情支持者。“穷的时候，很难实现净零，”他说，“如果不小心，这会让我们破产。”但他还是在安装太阳能板，因为别无选择。

在商业街上，35岁的水果店老板赛义德·库坦说，他怀疑自己的生意还能否撑下去。“街上非常冷清，”他说，“这座城里似乎出现了分裂。”

驱车离开波士顿，经过如今积水的田地、太阳能农场、波兰熟食店和关门的集市摊位，很难不得出一个结论。这座城镇曾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更坚定地投票支持脱欧，因为它相信当时许下的承诺：更强的产业、更大的繁荣、更光明的未来。

但结果却是，这里的农民失去了让他们保持盈利的补贴，失去了让他们维持生产的劳动力，如今还不得不依赖本选区议员要求他们反对的绿色能源。

兜售脱欧的政客们已经转向别处，口号也早已褪色，竞选巴士消失多年。留下来的，只有后果。对雷来说，这一切最终归结为一个问题：他的孩子们，是否还能靠这片养活了此前每一代人的土地谋生。

如果他说的话听起来像一篇讣告的开头，也许正因为它确实如此。不是为农业，不是为波士顿，而是为脱欧承诺——这个承诺曾在英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座城镇这样被如此热烈地拥抱，而10年过去，它并没有兑现自己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