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直新闻）
最近热播的韩国电视剧《铁拳教育》第三集，讲了一个极端而沉重的故事：女学生诬告男教师性侵，并通过其网红身份煽动网络暴力，最终导致男教师在舆论压力和网络暴民对家人的现实骚扰中绝望自杀。
表面看，这一集的切入点是“性诬告”；但更深一层，它其实讲的是流量社会里的残忍现实——当掌握流量的网红把公众情绪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当未经核实的信息被包装成“正义”，舆论可能先于真相，对一个现实中的人完成毁灭性的“定罪”。
但“女学生诬告男教师性侵”的剧情也引出了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为什么这部以“反霸凌、反校园暴力”为主题的电视剧，会选择“性诬告”作为第三集最具冲击力的情节爆点？
或者说，性诬告至少在现实中，是否已经严重到成为了一个和霸凌与暴力需要被同等重视的普遍问题？
如果回到可查证的数据，答案其实并不支持这种直觉。
以电视剧发生的韩国社会为例，根据韩国最高检察院和女性政策研究院2019年共同发布的资料，2017到2018两年间，韩国检方共处理性暴力犯罪案件人数80677人，扣除可能重复统计的8937人，还剩71740人，其中因为“捏造性暴力犯罪事实”而被起诉的嫌疑人为556人，占比0.78%。
相较而言，更常见的反而是性暴力犯罪嫌疑人反诉诬告。根据韩国检方的数据，由性暴力嫌疑人反诉“性诬告”的案件中，84.1%被驳回；而在所有指控“捏造性暴力犯罪事实”的案件中，最终被认定有罪比例为6.4%。
换言之，韩国的司法数据并不支持把“性诬告”描绘成一种普遍风险。
而在欧美社会，美国临床心理学家David Lisak等人在2010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根据对美国东北部一所大学10年间136起性侵报案的分析，虚假报案的比例在5.9%；美国学者Claire E. Ferguson与John M. Malouff在2016年的研究也显示，向警方报案的性侵案件中，确认虚假报案的综合比例为5.2%，95%的置信区间在3%到8.9%之间。
也就是说，性诬告当然存在，也确实如同《铁拳教育》第三集所描绘的那样，可以给被诬告者造成毁灭性伤害，但性诬告本身与这种行为所引起的社会舆论争议，完全不成比例。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个低频事件，因为具备极强的性别对立色彩和戏剧性、反转感，很容易被舆论渲染成一种高频恐惧。于是，极少数极端个案被不断推到舆论前台，逐渐制造出一种错觉：仿佛每一次性侵指控背后，都潜伏着“撒谎”“报复”“敲诈”的诬告可能。
这恰恰是舆论严重失衡的地方。
性侵案件本身就有取证困难、隐私压力和报案门槛，很多真实受害者在开口之前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社会还要用极少数性诬告的案例反复敲打受害者“你可能是在说谎”，那么被压低的，可能首先不是性诬告的犯罪率，而是真实受害者报案、求助并获得司法救济的意愿与空间。
我们不能因为存在极端诬告个案，就把性侵报案者普遍“疑罪从有”预设为怀疑对象；也不能因为大多数性侵报案并非虚假，就轻视被诬告者的痛苦。真正成熟的公共讨论，应该同时坚持两大原则：保护受害者开口的权利，也保护被指控者接受公正调查的权利；反对网络暴力和二次伤害，也反对用舆论替代证据、用流量替代司法。
《铁拳教育》第三集最值得讨论的，不应是“女性会不会撒谎”，也不应是“男性是否更危险”，而是一个更现代的问题：在流量社会里，公共正义为什么如此容易滑向网络私刑？当事实尚未查明，公众是否还有耐心等待证据？当情绪被迅速点燃，我们是否还能守住程序正义，而不是急着进行某种朴素的道德审判？
作者：张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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