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水管崩了那天，我整个人趴在他家厨房地上，拧螺丝拧得手上全是铁锈味。
刘慧敏递扳手过来，指尖碰了我手背一下。
我没在意，继续跟那根锈死的管子较劲。
等修好了，我站起来，她往我兜里塞了个东西。
我低头一看，是个信封，黄皮的。
她嘴唇抖了两下，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明天下午三点，去老槐树底下等，有人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还没问出口，她已经转身进了屋。
老槐树小区门口那棵，我每天路过三趟。
可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为它整夜睡不着。
01
那天下午三点，太阳正毒。
我在小区门口站着，手里攥着那封信，手心全是汗。信早就拆了，里面就三个字——吴玉珊。就这三个字，把我钉在原地半天没动。
吴玉珊。我堂婶。
我老家在西山沟，那地方偏，出了五服的亲戚多得很。
吴玉珊是我堂叔肖德才的媳妇。
堂叔二十多年前来县城打工，后来听说死了，怎么死的没人细说。
家里长辈提过一嘴，说是在县城医院没救过来。
我当时二十出头，在外面当兵，没赶上这事。回来以后听我妈念叨过几次，说堂婶命苦，守寡这么多年。我没往心里去。
可现在，这三个字出现在邻居老婆塞给我的信里。
我往老槐树底下走，腿有点发软。树下坐着个老头，头发全白了，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手里拄着拐杖。看见我，他点了点头。
“你是李高澹?”他问。
我说是。
“我姓杨，杨国志。”他说话很慢，像每个字都得从喉咙里往外拽，“以前在镇卫生院上班，当副院长。退了二十多年了。”
我坐到他旁边的石凳上，等他往下说。
“你邻居那家，姓肖，对不对？”
“他爹，肖英才，二十多年前给人看过病。”杨国志挺直了腰，“他开错了药，把人治死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那人姓肖，叫肖德才。”杨国志看着我，“你堂叔。”
风忽然就停了。老槐树的叶子一动不动，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打在脸上，热得发烫。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经手的。”杨国志声音发哑，“当年我是卫生院副院长，这事压下来，我签的字。”
他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靠在椅背上。手在抖，拐杖在地上磕了两下。
“那为什么…告诉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干。
杨国志没回答，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递过来。照片上是个女的，坐在轮椅上，脸上表情僵硬，眼睛望着镜头。
“我闺女。”他说，“那年才十七，感冒发烧去卫生院看病。肖英才给别的病人开错的药，配药室弄混了，我闺女也打了那一针。”
他把照片收回去，手指摩挲着边缘。
“她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说这事，到死心里都过不去。”
我说不出话来。
老槐树底下安静得很，偶尔有辆电动车过去，按一声喇叭，又远了。
“你为什么要找上我？”我又问了一遍。
“你家跟肖德才一个村的，户口本上登着。”杨国志看着我，“你堂婶还活着，在县城西边那个菜市场附近摆鞋摊。”
他站起来，拐杖撑着他慢慢走远了。
我坐在石凳上，看着那张照片在我脑子里转。过了很久才站起来，腿麻了，走一步像踩在棉花上。
晚上回到家，我给老家打了个电话。
大伯接的，听我提起肖德才，沉默了半天。
“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大伯声音不太对。
“没事，听人提了一嘴。”我说。
“你堂叔死得不明白。”大伯说，“当时他身体好好的，就是感冒，在卫生院打了针，人就不行了。你堂嫂去闹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了了之了。”
大伯又说：“你堂嫂那几年苦得很，一个人拉扯孩子。你堂叔死了半年，她来咱家借过钱，你妈借了她两百。”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边，把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
吴玉珊。三个字像三根针。
我忽然想起来了，去年冬天，我路过菜市场，有个老太太在路边修鞋，风吹得她缩着脖子，手上的活没停。
我当时还多看了一眼，觉得她年纪那么大了还在外面摆摊，不容易。
那就是我堂婶。
我翻了个身，窗外路灯亮着，照在没有拉严实的窗帘上。明天，我要去菜市场。
02
菜市场西边那条街，我走了两趟才找到那个鞋摊。
老式的修鞋机，木头架子刷了层绿漆，漆掉得差不多了。
旁边摆着几把矮凳，凳面上磨得发亮。
吴玉珊坐在小马扎上，戴着老花镜，正拿锥子纳鞋底。
花白的头发，缩在脖子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对襟褂子，袖口磨出了线头。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她抬头看我:“修鞋？”
我摇头，蹲下来:“你是吴玉珊？”
她手停了，透过老花镜看我:“你谁？”
“我叫李高澹。”我说，“西山沟李家的，我爸叫李国才。”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慢慢把眼镜摘下来:“你是…高澹？你小时候我见过你，那时候你才这么高。”她比了个高度。
“我叔的事，我大伯跟我说了。”我开门见山。
她手一抖，锥子差点扎到手上。
“你听谁说的？”她声音变了。
“一个叫杨国志的老医生。”我说，“二十多年前卫生院的事，他都跟我说了。”
吴玉珊手里的锥子掉在地上，她没捡。低着头，肩膀在抖。
我等了一会儿，把锥子捡起来递给她。
“婶子，这事我得管。”我说。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你管什么？二十多年了，谁管过？”
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劲。旁边的路人看了我们一眼，又走了。
“我叔死得不明白。”我说，“你这些年受的苦，也不能白受。”
吴玉珊没说话，拿起锥子继续纳鞋底，手却不听使唤了，扎偏了好几次。
“你走吧。”她说，“我不想再提这事。”
“婶子。”
“走！”
我没再坚持。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她低着头，肩膀抖得厉害，手里的活也停了。
我往小区走，路上想了很多。
二十多年前的事，谁对谁错，我还不完全清楚。
但有一点我能肯定肖英才用错药是真，杨国志签了字压下这事也是真。
至于肖乐和刘慧敏知道多少，那是另一回事。
到了小区门口，碰见肖乐从工地回来，一身灰，脸上也是灰。他看见我，咧嘴笑:“高澹，这两天没见，忙啥呢？”
“没忙啥。”我说。
“晚上喝一杯？”他拍我肩膀，“我买了猪头肉。”
“改天吧。”我说。
他没勉强，扛着工具包上楼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别扭。这人平时对我挺好，大大咧咧的，有啥说啥，从不藏着掖着。可他爹的事，他知道吗？
我决定先不跟肖乐提。等弄清楚再说。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找了杨国志。
他住在一栋老楼里，三楼，房间不大，收拾得干净。客厅墙上挂着他闺女的照片，好几张，从小到大都有。
“她妈走得早。”杨国志倒了杯水给我，“就剩我们爷俩。她现在住在福利院，我隔两天去看她一趟。”
他坐在我对面，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一直在抖。
“那针药到底是什么？”我问。
“兽用的土霉素。”杨国志说，“大剂量，打进血管里。肖英才给牛用的量，他按人的体重估算了一下，打下去三分之二。”
“他哪来的兽药？”
“他是兽医。”杨国志说，“镇上的兽医站，平时给猪牛羊看病。那天卫生院忙，人手不够，他过来帮忙。药房的人也不知道那是兽药，看瓶子上没标签，就以为是普通抗生素。”
“然后呢？”
“肖德才打完针，不到半小时就开始吐，浑身抽搐。”杨国志闭上眼，“送到县医院已经晚了。他媳妇后来来卫生院闹，说给药不对。肖英才慌了，他儿子也来了，跟院里谈。”
“谈了什么？”
“当时卫生院院长是我。”杨国志苦笑，“他们找了我，说这事传出去，卫生院的名声完了，肖英才也得坐牢。院里开会，决定把这事压下来，对外说是突发心梗。肖家赔了五万块钱，这事就算了了。”
我听到这儿，胸口堵得慌。
“我闺女的事，也是后来才发现。”杨国志声音低了，“她那天也在卫生院打针，药房拿错了药。当时没注意，过了半年，她走路开始晃，说话也不清楚。去省城检查，说是神经系统受损。”
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我知道这是报应。”他说，“所以我这些年，不敢见她。”
我坐了很久，看他去厨房倒水，背影弯得像只虾。
“那封信。”我突然想起来，“刘慧敏给我的信，你怎么知道她会给我？”
杨国志转过身:“我没让她给。那信是她自己写的。”
我愣住了。
“我找过她。”杨国志说，“半年前，我到她家楼下等她，跟她说了这事。我说我快死了，想把这案翻出来。她当时没说话，我以为她不同意。”
他喝了一口水:“后来她找到我，问我要了你堂婶的名字。她说她有办法让你去查。”
我脑子转得飞快。
刘慧敏。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跟肖乐过了二十年，有两个孩子，日子虽说不富裕，但也过得下去。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男人的底掀了？
我忽然想起她平时看我的眼神。不是那种，是另一种我形容不出来。
她可能早就想翻了。只是她一个人，翻不动。
03
接下来几天，我白天干活，晚上到处打听。
二十多年前的事，当事人不多。
肖英才、杨国志、吴玉珊，再加上当年卫生院的几个医生。
我问了杨国志，他说当时参与压事的，还有一个姓马的医生，退休以后回了老家，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我又去找了吴玉珊。
这次她不赶我了，让我坐。她一边修鞋一边说话，语调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德才那年四十二，身体好得很，在家种地，农闲了来县城干瓦匠。那年秋天感冒了，没当回事，去卫生院开了点药回来吃了没好，后来又去，就打了那针。”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进卫生院大门那天的样子。”她手里的锥子停了，“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买半只烧鸡等我回来吃饭。我等了一夜，等来的是他死在县医院的消息。”
她没哭，眼神却空空的。
“那五万块钱，我没动一分。”她说，“给德才办丧事花了三千，剩的存着，给儿子娶媳妇用了。儿子现在在市里上班，娶了媳妇，买了房，日子还行。”
“他知道这事吗？”我问。
“不知道。”吴玉珊摇头，“我没告诉他。他知道又能怎样？他爹已经没了，我不想让他活在过去里。”
“那你想让肖英才怎么样？”我问。
她沉默了好久。
“我不知道。”她说，“就算枪毙了他，德才也回不来了。可我要他认。要他当着我面，说一句对不起。”
我点点头。
回家路上，我给刘慧敏发了条信息:“明天下午有空吗？想跟你聊聊。”
她回得很快:“老槐树底下，两点。”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到老槐树底下的时候，她已经在了。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扎起来，看着憔悴。
“你查了？”她问。
“查了。”我坐下来，“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去年。”她说，“杨医生找到我，把这事从头到尾说了。我当时不信，回去问我公公，他没否认。”
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我这二十年，跟他过得啥日子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脾气差，动不动就骂人。可我想着，男人嘛，在外头累，回家发发脾气也正常。”
她抬起头看我:“可我心里有根刺。我公公害死过人，我男人瞒着这事。我跟他睡在一张床上二十年，他从来没提过一个字。”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她笑了，笑得很苦，“我怕说了，这个家就散了。我闺女还在上学，我不能让她没爸。”
“那你现在怎么又说了？”
她没回答。
风吹过来，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
“我看了你堂婶的鞋摊。”她低声说，“我看她那么老了还在街头摆摊，手冻得全是口子。我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那肖乐呢？”
“我跟他过了二十年，对得起他了。”她说，“可他爹害死人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忽然发现这女人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她比我想的有主见，也比我想的决绝。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想先找你公公聊聊。”我说。
她点点头，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
“他在家。这会儿就他一个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肖英才住在肖乐家对门那栋楼，一个老两居。
门没锁，我一推就开了。
屋里光线暗，窗帘拉着。
老头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音量很小，他没看，就那么坐着。
“伯伯。”我喊了一声。
他慢慢转过头，看着我。
“我知道你是谁。”他说，“修水管的那个。”
“对。”
“你找我干啥？”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电视里放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
“二十年前，卫生院的事。”我说。
他没说话，也没动。
“我今天来，就想听你说一句实话。”我说，“那药，是不是你开的？”
安静了好久。
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声音。
他身子忽然往前倾了一点，嘴唇抖了抖。
“是。”他说。
他说完这个字，整个人就缩回去了，像是被抽干净了力气。眼睛看着电视，但根本没在看。
“我那天不该去的。”他说，“我本来是帮人，结果害了人。我吃了二十多年的后悔药，吃到现在都没吃完。”
“那你为什么不去自首？”
“我怕。”他直截了当，“我怕坐牢，怕我儿子抬不起头，怕我孙子将来让人指脊梁骨。”
“现在呢？”
他看了我一眼:“你来了，不就说明，躲不过去了吗。”
04
从肖英才家出来，我站在楼道里点了一根烟。
二楼窗台上晾着衣服，一条旧毛巾挂在晾衣绳上，风吹过来荡了两下。楼下有人在骂孩子，听不清骂什么，孩子的哭声倒是清清楚楚。
我吸了一口烟，想起肖英才刚才的样子。
老头瘦了，驼背了，坐在沙发上像一团被揉皱的纸。他承认了，没狡辩，没找借口。但承认归承认，该承担的，他未必会主动去做。
我掐了烟，下了楼。
楼口碰见肖乐，他骑电动车回来，车筐里装着一袋子菜，还有两瓶啤酒。
“高澹，你咋在这？”他停了车。
“找你爹聊了两句。”我说。
“聊啥？”他脸色变了。
“没啥，就是修水管的事。”我没说实话。
肖乐盯着我看了几秒，没再追问。拎着菜上了楼。
我站在楼下，能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一下一下的。到了三楼，开门，关门。紧接着传来刘慧敏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
我回了自己家，坐在床边，脑子乱。
过了一会儿，手机响了。杨国志打来的。
“李师傅，我查到了。”他说，“当年参与压事那个马医生，现在住在市里，我有他电话。你要不要？”
“要。”我说。
他报了号码，我存好。
“你打算咋办？”他问。
“先把证据捋清楚。”我说，“二十多年了，别搞得不清不楚的。”
“那行，有事你给我打电话。”他挂了。
我坐在屋里，看着窗外发呆。天快黑了，小区里陆续亮起灯，有人家开了电视，有猫在楼下叫。
我拨了马医生的电话。
响了好几声才接，一个老人的声音:“谁啊？”
“马医生，我叫李高澹，是杨国志杨医生的朋友。”
“老杨？”那头顿了一下，“你找我有事？”
“想问你点二十年前的事，方便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老杨那事？”他问。
他长叹一声:“我就知道，早晚有人会来找我。”
“你当时在卫生院？”我问。
“在，我是内科医生。”他说，“肖德才送来的时候我在场，我一看就知道是药物中毒。可后来院里压下来了，我也没办法。”
“你能作证吗？”
他又沉默了。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为难。”我说，“但我堂婶一个人苦了二十多年，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堂婶？”
“肖德才的媳妇。”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
“给我两天时间想想。”他说。
“行。”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灯管坏了一个，只剩一管荧光灯，白惨惨的光。
手机又亮了。是刘慧敏发的消息:“明天肖乐出差，三天才回来。你要是想聊，明天来家里。”
我没回。
说实话，我有点怕跟她单独相处。不是怕别的，是怕她眼里的东西。
那天修水管，她塞信给我时的手指。那一点温度我到现在还记得。但这念头只闪了一下，就被我掐了。
别多想。
第二天下午，我还是去了。
刘慧敏开门，穿一件白衬衫，头发披着，看着像刚洗过澡，还冒着水汽。屋里收拾得干净，茶几上摆了一盘葡萄，还有一壶茶。
“坐吧。”她说。
我坐下来，她坐对面，拿了一个葡萄没吃，在手里捏着。
“你想问啥，问吧。”她说。
“那封匿名信，你真的一直藏着？”我问。
她从茶几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黄色的，边角都磨毛了。里面掏出一张纸，纸也黄了，叠得整整齐齐。
“我烧了一份，这个是复印件，藏了二十年。”她说。
她打开，我凑过去看。字是手写的，钢笔字，有点潦草。
上头写着:肖英才用兽药致人性命一事属实，如有疑问，可查卫生院当年病历。落款没有名字，但字迹有力，看得出写的人很认真。
“这信是谁写的？”我问。
“没署名。”刘慧敏说，“但我猜是杨医生。”
“你当年为什么没说出来？”我问。
她手里的葡萄被她碾碎了，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
“因为那时候我刚怀孩子。”她说，“我怕。怕闹出来，他坐牢，我一个人带孩子，活不下去。”
她抬起头看我:“我是不是很自私？”
我说:“是。”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勉强:“你说话真难听。”
“可我能理解。”我说。
她没说话，拿纸巾擦手，擦了一遍又一遍。
“那你现在呢？”我问，“不怕了？”
她停下来:“孩子大了，我也老了你觉得我还怕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亮得有点吓人。
我把目光移开，喝了口茶。
“我查了，当年还有个姓马的医生，愿意作证。”我说，“等证据齐了，这事就能翻出来。”
“那肖英才呢？”
“他说他认，但他不去自首。”
“他不敢的。”刘慧敏说，“他这辈子就这点出息。”
我站起来:“那我先走了。”
她送到门口，看着我下楼。走到二楼拐角，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没关门。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05
马医生两天后打来电话，说他愿意作证。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杨国志，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这把老骨头，也该动一动了。”
我问他打算怎么动。他说:“我去派出所。”
我愣了两秒。
“你当时是副院长，签字压事的人是你。你一进派出所，就等于把自己也告了。”
“我知道。”他说，“我今年七十九了，胰腺癌晚期，医生说我最多还有半年。我闺女那事我负不了责，但这件我得负。”
他说完就挂了。
我坐在屋里，手机攥在手里，屏幕亮着。
杨国志说得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我知道劝不住，也说实话，没打算劝。他做了该做的，剩下的，看法律怎么判。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派出所。不是为了报案，是想先跟民警聊一聊。案子过去二十多年，要翻出来不是一句话的事。得有证据，还得有当事人配合。
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个姓王的中年民警，四十出头，头发半白了。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听完没说话，拿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划了，又写。
“你确定？”他抬头看我。
“当事人自己认的，也有证人。”我说。
“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取证难度大。”他说，“而且当时卫生院压下来了，病历可能都不在了。”
“那就不管了？”
他没回答，站起来走到门口，抽了一根烟。
回来以后，他说:“你让当事人来一趟。我先把记录做了，看怎么弄。”
我给杨国志打电话，他说下午就来。
下午两点半，杨国志坐着电动轮椅来的。他女儿在福利院，没人送他，他自己摇着轮椅走了四十多分钟。
王民警把他请进去，做了笔录。出来的时候，他脸色发白，手上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我签字把当年卫生院的事说了。”他把纸袋递给我，“里头是我这些年攒的材料，病历复印件、当时院里的处理决定、还有肖英才的用药处方。全了。”
我接过纸袋，沉甸甸的。
“你怎么办？”我问。
“等通知。”他说，“民警说了，可能还要找检察院，案子涉不涉及刑事责任，得他们定。”
我把他送回去，推着轮椅走得慢。
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落了一地。风一吹，又簌簌地掉。
“小李。”他忽然喊我。
“嗯？”
“我闺女的事，我没往里头写。”他说，“那是私事，跟案子无关。我作为爹，欠她的。那不能用法律还。”
我没吭声。
把他送到家，他坐在轮椅上喘了半晌。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手抖得厉害，端不稳。
“你走吧，我没事。”他说。
我走到门口，他又喊我。
“刘慧敏那封信，你怎么看？”
我回头看他的脸。
“她比我想的豁得出去。”我只说了这一句。
回去路上，我一直在想杨国志那句话。他闺女的事没往里头写，因为那是他当爹的欠的债。可肖英才欠的，他认了。
我心里有点闷。
晚上，我给吴玉珊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派出所那边在查了。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你。”
我知道这不是客套话。她是真谢。
可我心里清楚，这事从开始到现在，真正推动它的，不是我。是杨国志，是刘慧敏。她们先动的手，我才跟上。
06
消息传得比我想的快。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城西给一户人家修水龙头，手机响了。肖乐的电话。
我接起来，他声音压着火气:“李高澹，你出来，咱俩聊聊。”
“聊什么？”
“你心里清楚。”
他啪地挂了。
我心里有数。该来的总会来。
我收拾工具，骑电动车回小区。
楼口停了辆面包车，车旁边站着肖乐，叼着烟，脸色铁青。
旁边还站着两个男的，大概是他工友，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精瘦精瘦的，嘴里也叼着烟。
“高澹。”他喊我，语气听着还算客气，“上来说话。”
我把电动车上锁，跟着他上了楼。他进屋开了客厅灯，两个工友站在门口没进来。
“你跟我媳妇说了啥？”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她这两天魂不守舍的，我问她她也不说。”
“没说什么。”我倒了一杯水。
“那你跟我爹说了啥？”
“问了点二十年前的事。”
他猛的站起来:“那事跟你有个屁关系？”
“那是我堂叔。”我说，“我堂叔肖德才，被你爹打了一针打死的。”
他愣在那里，脸涨得通红，张了几次嘴没出声。半晌，他往后退两步，坐到沙发上，两手撑着膝盖，弯着腰。
“你怎么知道的？”
“杨国志告诉我的。”
“那个老东西。”他咬着牙说，声音在发颤。
“他说的对不对？”我问。
他没说话，把手里的烟掐灭，又掏一根点上。
“你爹自己也认了。”我说。
他狠狠吸了一口烟，声音哑下去:“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你翻出来有什么意思？”
“那你堂婶呢？”我说，“你堂婶一辈子修鞋养孩子，你去看过她一眼没有？”
他沉默了好久，把头低下去。
我继续说:“你爹害死了一个人，你们家压了二十多年。你晚上睡觉，心里踏实吗？”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我踏不踏实关你屁事？我日子都他妈这样了，你还想让我咋样？”
“不是让你咋样。”我说，“是你爹该去自首。”
“不可能！”
“那行。”我站起来，“你不想死，那让法律来判。”
我往外走，他猛地站起来追了两步，我想他可能真要动手。可他只是站在客厅中间，攥着拳头，没动。
“李高澹。”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非要把我家搅散不可？”
“是你家自己早就散了。”我说，“你爹那针下去那天，你家就散了，你只是一直装着不知道。”
他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下楼，骑上车，在小区门口绕了一圈。街口梧桐树下面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有人下了一步关键的，几个老头拍着大腿笑。
我靠在车座上，觉得浑身虚脱。
手机又响了。刘慧敏的短信:“我知道肖乐找你了我这边准备好了。”
我回了两个字:“别急。”
她又回:“我不急。我等了二十年了，不差这一会儿。”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
这个女人，这一回是真豁出去了。
晚上十点多，我洗完澡躺床上刷手机。
忽然听见隔壁楼传来吵闹声，不是别人家，正是肖乐家。
隔着墙壁，声音传过来，断断续续的，有肖乐的吼，有刘慧敏的声音，还有东西摔碎的声音。
紧接着，安静了。
然后防盗门“砰”地关上，脚步声往楼下去了，急，重。过了一阵，又有人下楼，脚步慢一些，轻，是个女的。
我走到阳台上，看见刘慧敏站在路灯下面，穿着一件外套，拎着一个手提袋，发丝被风吹得贴在脸上。
她抬头往我家方向看了一眼。灯光下，她的脸很模糊，可我总觉得她在笑。
不是高兴的笑，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笑。
她转过身，沿着街走了出去。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她的背影彻底消失在夜色里。路灯孤零零亮着，对面楼的窗户也一扇接一扇暗下去，整条街都睡了。
第二天一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案件正在走程序，让我先别扩散。
我说行。挂了电话，犹豫了一下，没给刘慧敏发消息。有些事走到这一步，已经不是谁能拦得住了。就像潮水涌上来，谁也挡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