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6”专案国民党保密局COFO心战阴谋始末（一）

1951年9月6日，星期四，武汉。

当日，公安部向武汉市公安局发来一条绝密情报：“日前从方在台情报部门获悉一条重要情报，由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批准的一项名唤“COFO行动”的“心战特别行动”，已于日前下达给潜伏在武汉市的“保密局”特务组织。公安部要求武汉市公安局组建专案组，尽快查明一应情况，破获该特务组织，将“COFO行动”阻止于萌芽阶段”。

武汉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指令后，立即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落实，首先将此案命名为“5196”案件小组，侦查组由辛云麟、劳思愚、陈钧一、姜鼎福、沈龙宝、蔡瘦竹、尚厚德七人组成，组长由市局政保处副处长辛云麟担任，办公点位于第三区民族街大董家巷口，这属于市局政保处掌握的一处密点。

当天下午，专案组组长辛云麟在给其他六名成员相互作了介绍后，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分析的第一个问题是：“保密局COFO行动”，四个英文字母“COFO”的含义是什么?

专案组副组长尚厚德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虽然没有读完，但其英文水平还可以，尚厚德经过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保密局的这项行动既然是‘心战特别行动’，应该就是保密局下辖的‘心理作战总队’策划的，一般说来不会是爆炸、暗杀、投毒、纵火之类的破坏活动，多半跟反革命宣传有关。”虽然这基于尚厚德个人推断，但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但必须要确定“COFO”这四个英文字母真正的含义。

在这种情况下，辛云麟让人找来一本最新的1947年出版的《英汉对照词汇词典》，尚厚德捧着词典开始翻找，最后确定COFO这个缩写，是取英语单词‘commemorate’和‘fortieth’的开头两个字母，这两个英语单词的意思分别是“纪念和第四十”

听到这里，辛云麟一双眼睛倏地发亮：“我明白了”

姜鼎福表示：“这个第四十，应该指的是第四十个年头，应该是纪念什么事情的第四十个年头，既然COFO行动的地点是在武汉，那就是纪念辛亥革命四十周年（双十节）”。

姜鼎福出身侦探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在清廷衙门干捕快的。到姜鼎福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姜鼎福在十七岁就被省警察厅招为刑警。解放后他被留用，鉴于其经验丰富，政治上可靠，被调到市局政保处。

姜鼎福分析后，警察劳思愚觉得：既然如此，保密局是不是要在今年10月10日组织一次小规模的反革命游行，这种游行哪怕很快被平息，但因为是特务分子事先密谋策划精心组织的，一定会拍摄照片，还会通过秘密渠道流向海外，供海外反华反共报刊、电台刊登和播出，在国际上造势。鉴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此类新闻很可能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

劳思愚这番观点一发表，立刻得到陈钧一、沈龙宝的赞同。尚厚德此时表示，我想敌特方若是打算在我方控制下的地区组织类似游行那样的行动，恐怕他们还没有这份胆量和能力来组织一场游行，哪怕是小规模的游行。

听完大家的议论，辛云麟说道：“老尚这番话确实有道理，敌特企图在解放两年多的武汉市组织什么‘双十节’游行，几乎不可能，要组织这种游行，需要涉及多少环节?诸如参与游行人员的联络、作案工具的安排、地点的踏勘、如何集结和解散，以及被我们发现后的应对方案等等，每个环节只要稍有不慎就会通盘暴露一败涂地，敌特方面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认为，老尚分析是对的，‘保密局’策划的‘COFO行动’，不大可能跟游行集会之类有关。”

可是，如果不是游行集会，又能是什么呢?在解放两年多的武汉市，采用哪些方式可以达到实施心理特战的目的。”

众人顺着辛云麟的提示七嘴八舌开始讨论，尚厚德提议，先把所有适宜执行“COFO行动”的反革命活动形式一一罗列出来，逐个分析，把其中具备实施可能性的作为重点。大伙均表示赞同。

于是，警察蔡瘦竹在墙上挂着的黑板上把大家提出的“形式”都写上，挨个儿进行评估。最后，大伙一致认为，敌特方大概率会散布有关朝鲜战场局势的谣言，同时印制反动传单、张贴反革命标语。

接下来，就是如何查摸线索了。公安部提供的情报提到，执行“COFO行动”的是潜伏于武汉的“保密局”特务组织，一般来说，这类特务组织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十人。大家分析认为，既然“COFO行动”离不开印制反动传单、张贴反革命标语这两种形式，以武汉这么大的面积，该伙敌特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动手干这些活儿。

根据推断“COFO行动”是必须在10月10日当天实施的，就这么几个特务，一天之内恐怕都跑不完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除非他们有汽车或摩托车。再者“心理特战”要达到预期效果，那些传单、标语就得散发、张贴于武汉三镇的热闹地点，比如客运码头，火车站以及六渡桥、司门口、户部巷之类，否则，根本闹不出啥动静的，更别说制造“国际影响”了。而且冒着巨大风险去上述热闹地段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满城跑，还得乘轮渡过长江，通常说来，传单还没撒光、标语还没贴完，估计就已经连人带车折进局子了。

因此，专案组反复研究下来，认为敌特组织多半会通过收买、欺骗、威胁、强迫等方式指使他人实施这些犯罪活动。

当时在武汉地面上存在着一种专门受雇替人做些散布谣言、张贴告示、散发帖子之类活计的地下营生，坊间称其为“鸹汉”，这些人在江湖上虽然不入流，却也不可或缺，远的不说，就说武昌起义发起前革命党人的“心理战”，其间也有这些“鸹汉”的影子。

进入民国后，“鸹汉”们虽然依旧出没于武汉三镇以茶馆、澡堂为主的公共场所，但都是接受奸商、演艺经纪人、金融掮客等的有偿委托，或是某些纨绔子弟出于追求女性的需要临时雇佣，传播一些真假掺半的小道消息。可能因为这一行有“汉”无“帮”之故，“鸹汉”们向来只是单干。

解放后，“鸹汉”被新社会进行了整顿和清理，武汉解放不到一年，昔日的“鸹汉”们就统统销声匿迹了。但销声匿迹并不意味着从此就没有人从事这个独门营生了，只不过更加隐秘罢了，即便是那些已经转型改行的“鸹汉”，如果有人登门以比较可观的报酬雇佣他们客串一把临时营生，他们基本上也不会拒绝的。专案组认为，奉命执行“COFO行动”的潜伏特务组织既要完成“保密局”总部下达的任务，又要确保自身安全，雇佣“鸹汉”必定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因此，专案组决定，侦查工作以访查昔日的“鸹汉”为切入口，希望能够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很快，专案组开始进行走访昔日“鸹汉”的工作。于是副组长尚厚德在驻地值守，其余六人分为三拨分赴汉口、武昌、汉阳进行访查。六人分三组调查，蔡瘦竹和沈龙宝一组，想不到是，专案组第一天调查就大获成功。

蔡瘦竹、沈龙宝二人分配到汉阳走访“鸹汉”。这二位都是河北人，南下干部，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鸹汉”这门江湖上独一无二的营生，现在受命去走访这类对象，真的是两眼一抹黑的感觉。二人先去了汉阳分局治安科，副科长老程接待了他们。老程听明来意，他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白纸，用钢笔划拉了几行字，边写边说，如果不成再说，说完之后就匆匆而去。

蔡瘦竹、沈龙宝再看那张纸上写了五个人的姓名和住址。二人就按照纸上写的五个人地址，一个个走访。名单上的前四位经过了解得知，这四人向警察拍胸脯保证，最近这段时间绝对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重操旧业。他们的“聒噪”水平比较一般，在业内没什么名气，就算有人找也不会找到他们头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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