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面对高尔泰极端言论，“敦煌守护神”说事情不这么简单

常书鸿

1935年秋的一天，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位中国年轻人偶然看到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画册一共六册，共收录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

年轻人十分惊奇，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在国外引起了轰动、在中国却不被人知。他心中感到一种震撼，冥冥之中、他的命运就此改写并和敦煌艺术宝库连在了一起。

这个年轻人是个画家，叫常书鸿。常书鸿，满族，满姓为“伊尔根觉罗”，别名廷芳、鸿，河北省头田佐人，1904年4月6日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祖父名少峰，是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武散官名，正五品，在骑都尉下、恩骑尉上，散官即有官名有待遇、但没有实际职事）。

常书鸿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1962年2月徐迟曾以其为原型创作了报告文学《祁连山下》，由此他广为世人所知、并被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常书鸿当年去法国留学，是以到轮船上做伙房勤杂工的方式到达巴黎的。在巴黎，他度过了一段半天打工、半天到画室学画的留学生活。此间，他先后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并因作品一再获奖被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

1936年，常书鸿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和工作环境，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此后，他一直挂念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早日能实现梦想。一直到了1942年，在于右任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迫于舆论压力、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但是却拨不出多少经费。

1954 年，常书鸿在莫高窟峭壁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1982年8月常书鸿、李承仙、儿子常嘉煌在敦煌莫高窟合影

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鼓励下，常书鸿选择了办展卖画来自筹经费。1943年初，他们一行4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来到荒凉的敦煌。初到敦煌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非常激动。但又很快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困苦。

他们住在一个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夜间照明点的是木头剜成的油灯，室内滴水成冰，周围都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携儿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不辞而别。常书鸿发现后，骑马去追，途中因精疲力竭摔下马来，幸被玉门油矿的人救了一命。等他回到敦煌时，又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但是，为了避免敦煌失去保护、重遭被盗劫的厄运，他还是决定继续留下来。

常书鸿为保护民族珍宝而付出的辛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逐渐为外界所知，各界民众和社会进步人士纷纷对他表示支持，许多人看到展出的临摹作品后还送来了捐款。当时，还有人称：国民党政府如果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那么就由民间学术机关接管。

就这样，1945年春天、当国民政府教育部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常书鸿的工作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才得以继续下去。1947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出于敬佩和同情，与常书鸿结为夫妻，成为他生活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李承仙祖籍江西省临川，1924年10月27日出生于上海霞飞路宝康里。

1948年，常书鸿到南京、上海举办展览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国民党让他把展品送往台湾，他就设法将展品隐藏了起来。直到解放。1949年夏秋，在敦煌一片混乱时，他还组织了保卫小组，使石窟免受洗劫。当解放军开进当地时，他兴奋地跑上九层高的大佛殿敲响了古钟，庆贺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宝库获得新生。

常书鸿和陈芝秀

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和子女们。左起：常嘉蓉、常嘉煌、常嘉皋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一直担任到1982年才改任名誉所长。文革中，常书鸿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常先生的儿子常嘉煌曾回忆说：有一次、父亲趁造反派不在时对我说：“你看过但丁的《神曲》吗？敦煌就是天堂和地狱。”

常书鸿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敦煌文物所接受了一个叫高尔泰的右派劳改犯。高尔泰回忆说，在一次常书鸿被批斗后，他去看望常先生，还给先生写了一首诗。先生给他回了个信，伤痛里夹着幽默，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说他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高回信说，被敌人打击不可怕，被自己人打击才可怕。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打击者，把那使众生不饱的力量，当作自己人呢？他还说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伏维先生三思。

当时，常书鸿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2003年8月28日，李承仙在同一家医院离开人世。两个人为我国的敦煌，付出后了毕业的努力。

常嘉煌说：父亲多次向我讲，敦煌壁画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作为画家应该是人民的画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坐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这句话应该成为画家的座右铭，父亲用他的人生来实现了这句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