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单位一个少妇关系很好，我俩什么话都能讲。比我大三岁

办公室有扇窗

那年我二十六岁，刚调进市局的办公室。头一个月，我像只警觉的猫，缩在自己工位里，键盘敲得小心翼翼。办公室总共七个人，我和张莉中间隔着走道，她的工位正对着窗户，阳光好的下午，光会斜斜铺满她半张桌子。

“小陈，帮我看看这个格式对不对。”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递过来一份文件。我接过去时注意到她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没涂甲油，泛着健康淡淡的粉色。

她是老人了，比我早来三年。我们都叫她莉姐，虽然她并不显老。二十八岁的女人，眉眼间有成熟的韵致，说话温和，遇到紧急任务也不慌，一张一张纸理得清清楚楚。我那会儿正为一份报告焦头烂额，她路过时停了停，“第三段的数据和附表对不上。”我翻回去看，果然错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仰头问她。

她笑了笑，“那份表是我做的。”

这就是我们关系的开始。很平常，跟任何办公室前后辈之间没两样。后来渐渐熟了，午休时会一起去楼下食堂吃饭，她总记得我不吃香菜，帮我跟打菜的师傅说一声。夏天她带切好的西瓜，一人一块搁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红色的汁水映着天花板的日光灯。

“你老公不接你下班吗？”有次下雨，我在大门口等出租车，看见她撑伞走过来。

“他加班，我自己回。”她的伞往我这边倾了倾，“一起走一段吧，我坐公交。”

雨打在伞面上噼啪响，我们贴得很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洗衣粉味道，干净清爽。她说她老公在证券公司，忙起来没日没夜，孩子刚两岁，婆婆帮着带。“你呢？有对象没？”

“没呢。”我老实说。

她转过头看我，雨丝飘进来沾在她睫毛上，“不急，好的在后面。”

后来这话她也常跟我说，隔一阵就问有没有进展，像姐姐催弟弟。我也学会跟她开玩笑了，叫她“莉姐”，她佯装生气说把人都叫老了，可我改不了口。有次加班到很晚，整层楼只剩我俩，她忽然问我：“你觉得人为什么要结婚？”

我愣住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聊到稍微深一点的话题。窗外的城市亮起万家灯火，她的侧脸映在玻璃上，看不真切。

“不知道，反正我还没想好。”

她轻轻“嗯”了一声，没再说话。收拾东西时她动作比平时慢，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真正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些不一样的东西，是她女儿生病那回。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她接了个电话脸色就变了，跟我说孩子高烧抽筋，婆婆吓得直哭。她站起来时椅子“吱”地往后一滑，手指攥着手机发白。

“我陪你回去。”我脱口而出。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拒绝。路上她坐在出租车后座一直发抖，我让她靠着我肩膀，她身上全是冷汗。到了医院，她婆婆抱着孩子等在急诊门口，小女孩脸红得像熟透的虾子，眼睛闭着，软软地耷拉着。我接过孩子让她们去挂号，自己抱着小人儿跟在后面。

那一晚我一直在。帮她排队取药，去便利店买矿泉水，她老公电话打不通，她就红着眼眶给孩子用湿毛巾擦额头。凌晨两点，烧终于退了，孩子在病床上安静地睡着，她坐在床边，忽然哭了，没有声音，眼泪大颗大颗掉下来。

我递纸巾过去，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接了，低声说：“谢谢你。”

“没事。”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肿着，嘴唇微微颤抖，“有时候觉得，一个人扛着好累。”

我坐在她旁边的塑料椅子上，走廊里白炽灯冷清清的。我忽然很想拍拍她的背，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我们之间隔着一张病床的距离，那是孩子，也是某种边界。

“以后有事就叫我。”我说。

她点点头。

那之后我们更亲近了。她开始跟我讲她大学的事，讲她怎么认识她老公，讲生孩子的时候她一个人在产房，她老公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其实也没什么，都过去了。”她说这话时把玩着手里的圆珠笔，咔嗒咔嗒按着。

我没问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

单位的同事开始有人开玩笑，说小陈和莉姐形影不离。她听见了，笑骂回去：“胡说八道什么呢，人家小陈当我弟弟。”我也跟着笑。但心里知道，我们之间确实有某种东西，不是暧昧，比暧昧干净，却比普通同事黏稠。

有一次周末她约我去图书馆借书，我到了发现她带着女儿。小女孩三岁了，扎两个小揪揪，怯生生躲在妈妈腿后面看我。“叫叔叔。”莉姐低头说。孩子小声叫了，我蹲下去跟她平视，“你好呀。”

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儿童阅览区待了一下午。她女儿趴在地毯上看绘本，她盘腿坐在旁边，偶尔低声给孩子讲两句。阳光从高窗洒下来，落在她微微弯着的背上。我坐在对面的小凳子上翻一本杂誌，余光里全是她们母女。

“你是不是觉得我带个孩子很麻烦？”出来时她忽然问。

“怎么会。”

“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知道我有孩子就都退了。”她笑了笑，很淡的那种，“所以现在也不想那些了。”

我喉咙紧了紧，“是他们没眼光。”

她没接话。傍晚的风吹过来，她抬手拢了拢头发，孩子在前面跑，她喊“慢点儿”。我走在她旁边，影子被拉得很长，叠在一起又分开。

后来有段时间她情绪很低落。每天来上班话很少，午饭也不跟我一起吃了，说带了便当。我忍不住问她怎么了，她起初不说，低头拿勺子拨弄饭盒里的米粒。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要跟我离婚。”

“谁？”

“还能有谁。”

我整个人僵住了。“为什么？”

她苦笑了一下，“他说没感情了，拖了这么多年，不想再拖了。”她继续用勺子划拉着米饭，一粒一粒的，“其实我早料到了，从他开始天天加班就料到了。”

我想说点什么安慰她，可舌头像打了结。她反而拍了拍我的手背，“没事，我扛得住。”

那天下班我没走，等她收拾完东西一起下楼。十月的天暗得早了，路灯亮起来，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她说想走走，我们就沿着单位后面的河堤慢慢走。河水映着两岸的灯光，碎成一片一片。

“其实这样也好。”她忽然说，“我不用再猜他几点回来了，不用再等他电话。你知道等一个人的感觉吗？手机一响心就提起来，看见不是他又沉下去。久了，心口那里会钝钝地疼。”

我听着，心也跟着钝钝地疼。我伸手揽了揽她的肩，这次没有犹豫。她没有躲，轻轻靠了过来。我们就那样走了很长一段路，谁都没再说话。风吹着河边的柳树，沙沙地响。

她离婚是在那年冬天。办手续那天我没去，她请了假。第二天来上班时眼睛有点肿，但精神还行。中午她主动叫我：“走，吃饭去。”

食堂里热气腾腾的，她要了两份红烧肉，把肥的挑出来放我碗里。“吃吧，看你瘦的。”我低头扒饭，听见她又在笑，“干嘛呀，我离婚你这么难过。”

我抬起头，“我只是……”

“我知道。”她打断我，筷子夹了块瘦肉放进我碗里，“你什么都不用说。有你在旁边就行了。”

元旦的时候她请我去她家吃饭，说她妈妈来了，做了一桌子菜。我买了水果上门，她女儿开门就扑过来抱我的腿，“叔叔叔叔”叫个不停。她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来了？快坐。”

她妈妈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拉着我问长问短，听说我还没对象，急得直拍大腿。“我们莉莉也是，你们年轻人呐……”莉姐端着菜出来，“妈，你又开始了。”

饭桌上热气氤氲，她女儿坐在宝宝椅里用勺子敲碗，她妈妈给她夹菜，她给我倒饮料。我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温暖得不像话。她注意到我的眼神，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我一下，“发什么呆，吃饭。”

走的时候她送我下楼。冬天的夜晚很冷，她裹着羽绒服，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飘散。“今天谢谢你。”

“谢什么，蹭了顿饭。”

她笑起来，“陈阳。”她叫我全名，很少这样。“认识你挺高兴的。”

我站在单元门口，风吹得我鼻子发酸。“我也是。”

“上去吧，外面冷。”我说。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过完年我可能要调去分区了。”

我心里一沉，“什么时候的事？”

“年前就定了，我没跟你说。”她声音轻轻的，“离这边有点远，但升了半级。”

我张了张嘴，那些“能不能不走”“那我怎么办”的话在舌尖转了一圈，又咽回去了。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路灯的光在里面晃。“挺好的。”我说，“恭喜你。”

她点点头，“以后常联系。”

“嗯。”

她上楼去了，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了。我站在楼下，看着她家的窗户亮起灯，暖黄色的光。站了很久，直到手脚都冻麻了。

开春她调走了。新来的同事坐了她的工位，窗还是那扇窗，阳光还是斜斜铺满半张桌子，只是没了她修剪整齐的指甲在键盘上敲打。偶尔午休我还是一个人去食堂，打菜时习惯性说“不要香菜”，才想起用不着了。

我们还在微信上联系。她发过新办公室的照片，窗户外头有棵大榕树。我发我写的报告给她看，她回“进步了”。有次她半夜发来一条语音，我点开听了，是她女儿在背儿歌，背景里有她轻轻的笑。

我回了一条：“都挺好的？”

她回：“嗯，都挺好的。”

窗外阳光正好，我坐在工位上，对着那扇空窗户发了会儿呆。有些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不需要定义成什么，朋友也好，姐姐弟弟也好，甚至那一点点模糊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好。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人，你说什么都行，她都能懂。

就像莉姐说的，认识你挺高兴的。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