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5月，老红军单德贵叛变投敌，锅不能让冀东扛把子李运昌背

抗战最艰难的年月里，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干部投敌，在整个八路军系统里都算罕见的事。偏偏有一位在敌后撑了好几年、实打实打出一片根据地的老资格，在胜利曙光已经隐约可见的时候倒向了日军。事后很多人把这笔账算到了当地军区最高负责人头上，说他排挤老红军、逼走功臣，可翻遍原始史料和当事人的供述，这件事的根由远没一句“被针对”那么简单。

这个人就是单德贵，湖南茶陵人，1930年参加红军，跟着部队走完了长征，一路从班长干到连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他在115师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来跟着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打昌平县城的时候身先士卒冲上城墙，火线提了营长。1938年冀东大暴动受挫，四纵主力西撤平西，留下三个支队就地坚持，每个支队也就三百来人，单德贵就是第三支队的司令，带着队伍在平谷、密云、蓟县一带的山里打游击。

那时候冀东的环境有多苦，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日伪据点星罗棋布，扫荡一轮接一轮，队伍缺粮缺枪，连过冬的棉衣都凑不齐。单德贵带着三支队在西部山区扎下根，一边剿土匪、拔据点，一边扩队伍，没几年就把队伍发展到上千人，还打出了不少硬仗。1940年杨家会战斗，他指挥所部击毙日军头目山口一郎，还缴了两门九二步兵炮，这在冀东八路军里是头一回。后来十三团打出果河沿伏击战，全歼上千日伪军，他作为团指挥员参与了此战。那时候冀东老百姓都知道，东部有包森，西部有单德贵，都是能让鬼子闻风丧胆的角色。

1940年冀东军分区正式成立，部队统一整编，三支队并入十三团，包森当团长，单德贵任副团长。对这个安排，单德贵当时没说什么，包森是四纵的老战友，打仗的本事他也服气。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几年，部队的高层接连出事。1941年十二团团长陈群在战斗中牺牲，1942年2月，包森在遵化野虎山战斗中殉国，当初留下的三个支队长，就剩了单德贵一个。

按他自己的想法，论资历、论战功、论对冀东地形的熟悉，十三团团长的位置怎么也该轮到他了。可最终的任命下来，团长是从冀中调过来的舒行，对方同样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由上级统筹调任，他还是副团长。就因为这件事，单德贵心里结了大疙瘩，认定是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故意排挤他，把他当异己。

可实际上，当时冀东军分区归冀热察挺进军直接管辖，主力团团长的任免权在上级司令部，李运昌只有推荐的资格，根本定不了这事。舒行是上级统筹全局后空降过来的干部，不是他李运昌能说了算的。但单德贵听不进去这些道理，就认准了是有人在针对自己。

心里有了怨气，他就开始消极对抗，以养病为借口离开了部队，跑到平谷熊尔寨的山里待着不回来。那段时间他没跟组织打报告，私自娶了当地一个地主家的女儿，还大摆宴席，请来不少旧部和当地的乡绅。这事在当时的影响很坏，八路军有严格的干部婚恋纪律，更何况他娶的人，亲哥哥还是给日伪做事的汉奸。

事情报到军分区，组织上依规核查后给了他处分，把他从十三团副团长的位置上调下来，改任第一专署武装科科长，相当于从团级降到了科级。这下单德贵的火气更大了，彻底把所有不满都算到了李运昌头上，觉得对方是一步步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这时候日伪的特务也盯上了他，不断派人过来挑拨离间，给他传话，说军分区已经准备秘密处理他，连他的家人都不放过。传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妻子的亲哥哥，那个给日军做事的汉奸。一边是自己心里攒了好几年的积怨，一边是敌人连番的煽风点火，单德贵的信念彻底垮了。他没想过找上级申诉，也没想过跟身边的战友沟通，就一个人钻了牛角尖，觉得自己再待下去迟早没命。

很多人顺着他生前的抱怨，说这事全怪李运昌排挤老红军，把功臣逼反了。可平心而论，从始至终，李运昌既没有权力决定团长的任免，也没有因为私人恩怨给他处分，所有的人事调整和纪律处分，都是按组织程序集体研究决定的。单德贵自己居功自傲，听不进不同意见，违反纪律在先，又受不住敌人的挑拨，最终选择了投敌，主要责任终归在他自己身上。

投敌之后的单德贵，日子也没好过多久。一年多以后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他没跟着日军撤去东北，辗转躲到了北平城里。至于他最终的结局，史料记载并不统一。有说法称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刑十二年，北平解放前后在转运途中身亡；也有说法称他最终自行了断，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

直到今天，再提起这段往事，还是有不少争论。有人觉得可惜，说他是实打实的抗日功臣，在冀东苦熬了那么多年，要是组织上能多一点耐心，多做做思想工作，说不定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把账全算在他一个人头上不公平；也有人说，长征那么苦都熬过来了，就因为职务没上去、受了点处分就投敌，说到底是自己的信仰不坚定，再怎么说也洗不掉汉奸的罪名，更不该把锅甩给上级。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也让这位曾经的抗日英雄，最终落了个功过难评的结局，到现在还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