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女记者逃到柏林，自曝曾被死亡威胁监视，如今家成了奢侈品

如今，土耳其记者埃杰·泰梅尔库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家”的重要性。“家”的观念正处在当今世界许多冲突的核心。

4年前，土耳其作家埃杰·泰梅尔库兰躺在德国汉堡一家诊所的担架上，手臂上插着输液针。经过6年高强度的工作和奔波，她的身体终于发出了强烈抗议。她在新书《陌生人的国度》中写道：“我现在知道，我必须说出来。我害怕如果不说，我真的会病倒。而当一个人无家可归时，是病不起的。”这本书入围了2026年英国女性非虚构作品奖短名单。

事实上，在此前几年里，她并非沉默无声。她先后出版了两本广受好评的书：《如何失去一个国家：从民主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七个步骤》和《一起：反对冷酷世界的宣言》。她也在西方各地的公开场合不断发出警告：这就是土耳其发生过的事，你们必须确保它不要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严格说来，她也并非真正“无家可归”——她住在柏林。但在泰梅尔库兰这里，“发声”和“家”都指向某种既具体又宏大的东西。《陌生人的国度》提出，“家”的观念，以及这一观念所承载的情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但随着埃尔多安不断收紧控制，她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死亡威胁、暴力威胁，以及一封封“逐分钟汇报我生活”的邮件，意在让她知道自己正被严密监视。

她和同事们起初以玩笑应对这一切。“后来，我们的朋友赫兰特·丁克被杀了。就在前一天，我们还在开玩笑，互相比谁收到的死亡威胁更离谱。”赫兰特·丁克是一名亚美尼亚裔土耳其记者，2007年1月19日遭一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枪杀。

2016年11月6日，她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对方自己不会回去了。“那通电话只有一分钟，其中一半是沉默。但就在2016年那个秋天，这一分钟足以让我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一年，她43岁。

“我厌恶讲述这个故事。”《陌生人的国度》开篇仅7行，她就这样写道。这个故事让她“在政治上、道德上、情感上都感到难堪”。她担心自己会显得“又一个哀诉、索求承认的流亡者”，也厌恶这个标签所带来的物化和疏离。

这不仅仅因为她面对的读者变了。英语也是她压抑自身情感的一种方式。“我经历的事情非常复杂。”她在巴塞罗那一处租住的房子里接受视频采访时说。她当时与伴侣暂住在那里，望向窗外一所中学，学生们正被扩音器里欢快而高声的指令驱赶着行动。视频画面里，她吐出的烟雾在屏幕前缓缓卷起。

她说，自己当初决定搬去萨格勒布时，在那座城市只认识一个人。她在机场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为什么是萨格勒布？”

“后来我住在那里时，人们总是这样问我，意思是：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去萨格勒布？”她说，“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是伦敦或柏林。而这恰恰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我想独自待着，真正弄清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为什么、又是怎样放弃那些本该支持的人。很多人以为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群坏人突然出现并接管一切，但不是那样。它是由无数次纵容累积而成的。尤其当你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经历这种纵容时，它会以一种几乎无法承受的方式击碎你的心。我想，我必须处理这种心碎。顺便说一句，我花了10年，才终于把它称作‘心碎’。”

她还必须面对自己离开前所见到的一切。作家潘卡杰·米什拉最近对她说，他注意到她在公开场合总是从2016年讲起。“你从来不讲前面的那些。”她现在这样转述。那些“前面的那些”，包括她报道地震后的废墟，采访一位为了避免女儿遭受更残酷“荣誉谋杀”而选择开拖拉机碾过女儿的母亲——“她当然已经疯了”——以及记录“人们如何为了故事而彼此杀戮”，而那些故事通常是民族主义叙事。

说到这里，她发出一声极度厌恶的叹息。“我当时对米什拉说：‘我不会把这些讲给西方人听，因为他们会受不了。’”

她笑了起来：“这句话是我借用齐科——《陌生人的国度》中的一位受访者——的话。确实会让人受创。而且每次我讲出来，都觉得不真实。我也不喜欢别人看我的那种眼神。我会变成一个被观察的对象。”

她觉得，如果用土耳其语写作，会“情绪太重”。她想“只做一个大脑，仅仅是一个大脑”，而英语带来的语言距离恰好能做到这一点。她拒绝听土耳其音乐，也不与土耳其人来往；她不停地写，不停地说。直到最后，她进了诊所。

《陌生人的国度》中有一个片段：在那次就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试探着走进柏林的土耳其人聚居区，终于喝上了一杯土耳其咖啡。世界并没有因此崩塌，反而变得稍稍完整了一些。而这正是她想表达的转折：关于国家的叙事，迫切需要被重新讲述。

个人即政治。更具体地说，情感即政治。泰梅尔库兰认为，在这个越来越多人感到“失去家园感”的世界里，这一点尤其如此。有人是真的被迫离开家园；有人身处战争之中；有人则是因为政治地基在脚下移动，已经认不出自己所生活的国家。

还有人因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工作，因为生活成本上升把自己从熟悉的生活中挤了出去；也有人因为气候危机正在改变天气和地球面貌，而感到失所。她认为，左翼若忽视这一点，将付出代价，尤其是因为右翼显然没有忽视。

过去5个月里，泰梅尔库兰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新书巡回宣传。她说，在每一场活动的听众中，至少都会遇到一位“美国流亡者”。

“这些人开始把自己称作流亡者。他们说：‘我离开美国，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我觉得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国家了。’说着说着，他们的声音就开始发抖，因为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处境。我会开玩笑逗他们笑，比如说：‘欢迎加入俱乐部。’”她说，许多德国人也有同样的感受。

“那些写作、思考和发言的人，如今承担着一种新的道德责任。我们不仅要理解和分析，还必须关心此刻人们的感受。”她说，“孤独、恐惧、焦虑、不确定，这些情绪都会带来政治后果。而今天，这些后果正被某些激进政治力量利用、工具化、组织化、动员化。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做一件事：把情绪管理演示到了极致。”

“每当我把土耳其和欧洲国家相提并论，人们就会生气。但我主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不希望人们像我们那样失败，不希望他们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经历过那种傲慢——而那种傲慢让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她对那些要求她界定“法西斯主义”、并暗示她所说的其实只是“强势统治倾向”的人很不耐烦。她反问对方：“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叫作法西斯主义？”

她认为，原因有几个。第一，许多西方人相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而这种观念在柏林墙倒塌后被当作一种天然事实确立下来。第二，是出于寻求安慰的心理：如果按照严格的历史定义来理解法西斯主义，就可以把它装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盒子里，然后把盖子盖上。第三，则是纯粹的恐惧：“我们不可能变成那种疯狂的国家。”

但她说，最根本的还是责任问题：“一旦你把它叫作法西斯主义，你就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你把它叫作强人政治、右翼民粹主义，你就可以往后一靠，把这种政治现象当作一时兴起：人们只是暂时失去理性了，他们会投票给这些领导人，尝过味道之后，一切就会结束。”

“我担心的是，如果奈杰尔·法拉奇上台——如果他真的上台——当特朗普出现在伦敦，当贾里德·库什纳带着他那些新的幻灯片方案来谈，我不知道，比如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人们可能仍然觉得自己必须拿这些事开玩笑，才能让自己感到安全。”

采访者提到，自己上个月曾跟着汤米·罗宾逊“联合王国”游行走过一小段路，当时想到，许多参与游行的人之所以会在那里，可能正是因为一种失落感，或即将失去某种东西的感觉——失去一个可辨认的家，失去一个可能实现的未来。尽管这种情绪是通过圣乔治旗和十字军旗帜表达出来的，而且对任何长得不像游行者的人来说，都显得带有攻击性、排斥性和威胁性，但这并不能抹去那种失落感本身。她的书里较少谈及这一点，更多聚焦于进步派、偏左人群的失落。

“我不是那种会说‘哦，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对话’的自由派。”泰梅尔库兰回应说，“当法西斯主义出现时，我们就应该认出它。你不会去和它对话。你只会反抗它。就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家’之所以处在当下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有几个原因的。我因为法西斯主义失去了家，但那些害怕失去家的人，也正在把这种‘失去家’的恐惧武器化，用来建构法西斯主义。‘家’正处在这一切争论的中心。”

泰梅尔库兰认同艾丽丝·默多克的看法。默多克在《善的主权》等书中曾提出，关注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真正的、谦卑的、开放的关注，是关怀的本质。泰梅尔库兰承认，自己身上那个强硬记者的部分，甚至会为说出这句话感到尴尬，但她仍然认为，关注就是人类之爱的本质：“我觉得，关注意味着在场，而不是盯着一个处境看。是进入现实，而不是站在一旁观察现实。”

这意味着，要把注意力投向所有人，而不只是某个特定政治部落的人；不要按照某种国家叙事，把人区分为内部和外部；要愿意面对其中的混乱与复杂，并且认真努力去看清，我们彼此共有的东西到底有多少，而不是只盯着那些把我们分开的东西。“是的，我们来谈失去家园感，但让我们从人类之爱的角度来谈。”

她说，最近几个月她明显感觉到，“当我开始沿着这个方向、用这种语气，在政治语境中谈论人类之爱时，人们会眼眶发红。真的，我见过很多人哭。这不是因为我突然有了什么深刻启示，而是因为他们太疲惫了。他们已经疲惫到一直处在生存模式里：‘我什么都不去感受。我不允许自己变得脆弱。’”

对泰梅尔库兰来说，政治从来不是客厅里的游戏，不是讨论完观点后“大家各自回家”的事情。政治关乎道德：“你的政治选择也是一种道德选择。正是它决定了你是谁——说得直接一点，你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政治词汇不会再那么温和了。我们很快就不得不谈论牺牲。”她补充说，“加沙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场实验。你愿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社交环境？这个问题已经被抛给了我们。有些人回答对了，有些人没有。但接下来，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广、更深，它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卷进去。”

每年夏天，泰梅尔库兰一家都会在爱琴海的一座希腊岛屿上相聚。她的兄弟一家从美国赶来，父母则从土耳其出发。她写道，这不是那种“通常会作为旅游广告目的地跳进你邮箱”的地方，而是莱斯沃斯岛上的一个村庄。那座岛曾设有如今已经关闭的莫里亚难民营，它一度是欧洲最大的难民营。他们选择莱斯沃斯，是因为那里方便她父母抵达。

在那一周里，他们会刻意尽量不谈沉重的话题。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天气晴朗时，他们隔着海湾就能看见土耳其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