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15年秋天，一辆黑色奔驰停在我家门口。
发动机声把半条街的邻居都引出来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剥玉米，抬头看见车门打开，一个穿灰色羊绒衫的中年胖子走下来。
他手里攥着个生锈的铁盒子，站在门口盯着我看了半天。
我手里的玉米穗掉在地上。
这人有点眼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往前走了一步，嘴唇发抖，声音沙哑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建国哥。”
我愣住了。
铁盒子上的漆皮掉了一大半，露出里面发黑的铁皮。
我盯着那个盒子看了几秒钟，脑子里突然闪过三十多年前的画面——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半块干粮，朝我伸过来。
01
1978年秋天，我被分到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子。
那地方穷得叮当响，村里人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我这个从城里来的知青，头一个月就瘦了二十斤。
不是我不吃，是实在吃不下。
村里给知青分的口粮是地瓜面掺玉米面，蒸出来的窝窝头硬得能砸死狗。
我每顿咬两口就咽不下去，嗓子眼跟堵了棉花似的。
可活还得干。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跟着社员们下地锄草、施肥、挑水。
我打小在城里长大，哪干过这些？
三天下来，手上全是血泡，肩膀磨得皮开肉绽。
第五天傍晚，我实在撑不住了。
那天下午我跟着几个社员去地里锄玉米，锄到一半就觉得不对劲。
眼前一阵一阵发黑，耳朵里嗡嗡响，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
我咬着牙又撑了半个钟头，最后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田埂上。
倒下去的时候我还有点意识，听见有人说“有人昏倒了”，然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感觉有人扒我的嘴，往里面塞东西。
那东西又干又硬，蹭得我牙床子生疼。
可我那时候饿得眼冒金星，身体本能地开始嚼，把东西咽下去。
“慢点慢点，别噎着。”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耳边说。接着有人把水壶嘴子塞进我嘴里，灌了几口凉水。水顺着喉咙下去，我才觉得缓过劲来。
睁开眼，看见一个黑瘦的年轻人蹲在我面前。
他大概二十出头，脸上黑得发亮，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得只剩几根线头。他手里拿着半个玉米饼子，还剩一小块没塞给我。
“你咋样了？”他问。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嗓子眼干得发不出声。
“别急着说话，先喝点水。”他把水壶递给我，“你这是饿的，低血糖。刚才你倒那儿的时候，脸白得跟纸似的。”
我喝了几口水，终于能开口了：“谢谢你啊，哥们。”
“谢啥，都是庄稼人。”他把剩下的半块饼子塞给我，“把这个吃了，别浪费。”
我接过饼子，咬了一口。那饼子硬得硌牙，可我却觉得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嚼着嚼着，眼眶就红了。
“你咋了？”他吓了一跳。
“没事。”我把饼子咽下去，抹了把脸，“就是有点想家。”
他坐在田埂上，半天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开口：“谁不想家啊。可既然来了，就得活下去不是？”
02
那天晚上，我躺在知青点的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白天那个黑瘦的小伙子。
他给我那半块饼子的时候，眼神很认真，好像把这当成了一件天大的事。
可那半块饼子对农村人来说，说不定就是一天的饭食。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村里人打听。
“你说的是周家旺吧？”村里的大爷告诉我，“那小子可怜，爹前两年死了，家里就剩一个寡妇娘和一个妹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一听这话，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下午我去地里干活，又碰见了他。
他蹲在地头吃午饭，碗里是清汤寡水的煮地瓜，连点咸菜都没有。
我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两个白面馒头——那是昨天村里看我昏倒，特意给我送来的。
“给，你尝尝。”
他抬头看了看我，没接：“你留着吃吧。”
“我不爱吃白面。”我把馒头塞到他手里，“你帮我解决一下。”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俩就这么认识了。
他叫周家旺，二十三岁，比我大两岁。
家里就一间半的土坯房，一个寡妇娘和一个妹妹。
他爹在他十八岁那年得肺痨死了，欠了一屁股债。
从那以后，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那天晚上收工后，他带着我去他家吃饭。
他家的院子很小，西边搭了个简易的棚子养猪，东边堆着柴火。
堂屋进门就是灶台，灶台边的土墙上被烟熏得乌漆嘛黑的。
他娘坐在灶台边烧火，看见我来了，连忙站起来。
“城里娃子来了，快坐快坐。”
老太太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却很有神。她一边说话一边往灶膛里添柴，锅里的地瓜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娘，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知青。”周家旺说，“昨天昏地里了，差点没过去。”
“哎哟，那可得好好养养。”老太太赶紧从锅里捞了几块地瓜，递给我，“先吃点垫垫肚子。”
我接过碗，看见碗里除了地瓜，还有几块切得碎碎的咸菜疙瘩。我咬了一口地瓜，甜滋滋的，软糯得很。
“你娘做饭真好吃。”我说。
周家旺没吭声，低头扒拉着碗里的地瓜。
老太太倒是笑了：“好吃就多吃点，以后天天来。”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周家的常客。
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一个事——每次我去他们家吃饭，他娘都吃得特别少。有时候就喝两碗汤，地瓜全给我和周家旺吃了。
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问周家旺：“你娘咋吃那么少？”
周家旺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问你话呢。”
“她省着呢。”他的声音很轻，“她说了，家里的粮食就这么多，得省着点吃，不能让你这个城里娃子饿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天晚上回知青点，我躺在床上，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是城里来的没错，可我也是个人啊。凭什么让人家把饭省下来给我吃？
从那天起，我就不怎么去周家吃饭了。可周家旺不干，每次看见我就拉着我去他家。我说不去，他就撂脸子：“你瞧不起我是不是？”
我没办法，只能去。可每次去我都少吃点，留点给他娘。老太太看见了，又往我碗里夹：“吃啊，别剩。”
那段日子，我学会了怎么跟农村人打交道。他们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都有一杆秤。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好十倍。
03
冬天来了，农活少了，我跟周家旺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
他家的炕烧得热乎，我俩挤在一张炕上，盖着一条棉被。他睡觉打呼噜，声音跟拖拉机似的。我有时候被吵得睡不着，就爬起来点个煤油灯看书。
“你看啥呢？”有一天晚上他醒了，迷迷糊糊问。
“看书。”我说。
“书有啥好看的。”他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过了几天，他忽然问我：“教我认字呗？”
我愣了下：“你想学？”
“想。”他说，“我就认识几个字，连份报纸都读不利索。你要是能教我认字，以后我去镇上赶集，就不用找人念告示了。”
我说行，从那天起就开始教他认字。
我先把他的名字写在纸上教他认。
他学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照着描，写完了还要自己念几遍。
第一个星期他学会了自己名字，高兴得跟小孩似的，挨个给村里人看：“你看，这是我写的！”
后来我又教他认一些常用的字：“公社”
“大队”
“工分”
“粮食”。他学得快，教一遍就记住了。我后来才明白，他不是聪明，是真想学。一个月的工夫，他已经能照着报纸慢慢读出声了。
“你教我认字，我得谢谢你。”有一天他跟我说。
“咋谢？”我开玩笑。
他认真想了想：“我教你干农活吧。”
从那以后，他就带我干活。从怎么握锄头到怎么施肥，从怎么播种到怎么收割，一样一样教。我学得慢，他骂我不开窍：“你这手比脚还笨。”
骂归骂，他从来没不耐烦过。有时候我一个动作做不对，他就在旁边一遍一遍示范，直到我做出来为止。
那年冬天，我俩就这么互相学着。他教我种地，我教他认字。有时候学累了，就坐在炕上聊天。他跟我说村里的那些事，我跟他说城里的光景。
“城里好还是农村好？”他问我。
“各有各的好。”我说，“城里有电灯、有自来水、有电影院，可是农村有农村的活法，空气好，人情味重。”
他听不太懂，只是说：“反正我觉得城里好。”
“那你以后想去城里？”
他笑了：“想去有什么用？我这辈子就窝在这个村里了。”
我听着这话，心里不是滋味。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拍拍他的肩膀：“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那年春节，我没回家。周家旺把他娘灌的腊肠拿出来，切了一大盘，又煮了一锅饺子。老太太一个劲往我碗里夹：“吃，多吃点，别客气。”
那是我下乡以来，吃得最饱的一顿年夜饭。
过了年，老天爷开了个玩笑。公社通知下来，今年要搞知青返城。政策说清楚了，允许知青通过招工、考试、顶替等多种方式回城。
消息一传开，知青点跟炸了锅似的。所有人都在找关系、打听消息、写申请。我也动了心——说不想回城是假的，谁愿意在农村待一辈子？
可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机会，后来让我做了一个很难很难的决定。
04
1984年冬天，家里的信来了。
信是我爸写的，说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咳嗽咳得整宿整宿睡不着。我妈信里说：“你爸想你回去，你能回来一趟就回来一趟。”
我把信看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半天没动。
周家旺看我不对劲，问：“咋了？”
我把信递给他。他看了半天，有些字不认识，我就给他念了一遍。念完了他看着我，说：“那你咋办？”
“不知道。”我说，“想回，回不去。”
知青回城的名额有限，我们公社就三个。
僧多粥少，轮不轮得到我都难说。
我找了村支书，村支书说：“名额不是我说了算的，得上报公社批，你先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大半年。
1985年春天，名额终于下来了。村支书把我叫到他家里，递给我一张盖着大红章的纸：“你的名额批下来了。”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
那是一张招工审批表，填好以后交回去，就能回城进厂当工人。我看了好几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生怕白高兴一场。
“你小子运气好。”村支书笑着说，“回去好好干，别给咱们村丢人。”
我心里高兴得不行，可这高兴没持续多久。
回村以后，我看见周家旺蹲在他家门口，跟块石头似的。他看见我，勉强笑了笑：“听说你回城的名额批了？”
“嗯。”我点了点头。
他没说话，把头低下去了。
我看他那个样子，心里忽然有点过意不去。我都快把这半年来的日子忘了——他家里出了大事。
他爹欠下的债，本来已经还了大半。
可今年开春，债主又上门了，说要收他的地。
他求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把利息还上了。
可他妈因为这事气坏了身子，躺在床上一个多月下不了地。
更要命的是，他爹的坟还欠着公社一笔丧葬费。那是他爹死那年的欠账，一直拖到现在。公社说要是不还清，就不给他家发今年的粮食。
周家旺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白天干活的时候，整个人跟丢了魂似的，一锄头下去差点刨到自己脚上。
我心里那个滋味，说不出来。我回城了，他怎么办？
晚上我躺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他给我塞饼子的那个黄昏，想起他教我干活的那些日子，想起他娘给我夹菜的那个眼神。
我要是走了，他们家咋办？
我把审批表从枕头底下掏出来，看了又看。
这张纸，能让我回城、能让我见到我爸妈、能让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可要是没有这张纸，周家旺这辈子可能就翻不了身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两个声音打架。
一个说：“你傻啊，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你凭什么放弃？”另一个说：“你要是走了，你心里能安生一辈子吗？”
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
05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村支书家。
村支书正在院子里刷牙，看见我来了，含含糊糊说：“咋了？”
“支书，那名额我不走了。”我说。
“啥？”他一口水喷出来，“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走了。”我把审批表掏出来，“这个，给周家旺。”
村支书瞪着眼睛看我，跟看一个疯子似的：“你疯了？好不容易批下来的名额，你让出去？”
“我没疯。”我说，“他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走了，他娘咋办？他妹子咋办？他家那个烂摊子，谁来收拾？”
村支书把牙刷往杯子里一扔，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不是傻？你让给他，你自己咋办？”
“我想好了，我不后悔。”
“你这是犯傻！”村支书气得直拍桌子，“你一个城里娃子，好不容易有机会回去，你倒好，把名额往外推！你让你家里人知道，不得气死？”
我低着头没吭声。
他说得对，我家里人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气死。
可我想了一夜，想明白了——我不走，良心上过得去。
我走了，这一辈子都得背着这笔良心债。
村支书骂了半天，看我油盐不进，最后叹了口气：“行，你说真的？”
“真的。”
“那周家旺那边，我跟他说。”
“我自己去说。”
从村支书家出来，我直接去了周家。
他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来了，笑了笑：“咋了？啥时候走？”
“我不走了。”我说。
他手里的斧头停住了：“啥？”
“名额给你。”我把那张审批表递过去，“你这个，填了交上去。”
他看着那张纸，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你疯了？”
“没疯。”我说，“你家的事我听说了。你要是不走，你那个家就完了。我走了，回城也没啥，顶多再过几年。可你要是不走，那就真没救了。”
他把斧头扔在地上，蹲下去把脸埋在手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兄弟。”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半块干粮能救命，一个名额也能救命。当年你救了我，今天我也救你一回。”
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让我咋还你？”
“不用还。”我说，“你只要记住，以后发达了，别忘了咱们这些穷兄弟就行。”
那天晚上，周家旺跪在地上，给我磕了三个响头。我拉他，他不起来。他说：“兄弟，你这辈子就是我周家旺的恩人。以后有什么事，你说一声。”
我没在意，摆摆手说：“别说这个了，喝酒去。”
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