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颜悖论与文艺作品的“活人感”

去年初，当AI（人工智能）大模型以超强的对话能力引起广泛关注时，有人断定艺术创作必是它的弱项。言犹在耳，大量AI制作的图画、视频、故事等今已席卷各类媒体。在最初的惊艳感受冲击之后，人们又指出AI作品的普遍弊病：“完美，但太假”，于是转而呼唤“活人感”。文艺批评和理论领域也开始结合AI技术的特点和局限来讨论此话题。

美化易失真，“完美”不可得

如果把“活人感”归为更一般的“真实感”，那么这类问题就不是AI出现以后才有的，而是贯穿着整个艺术史。

在《红楼梦》的开头，作者借灵石之口批判了一通当时“千部共出一套”的流行作品：“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那些俗套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若对应到当今不少“重生”短剧和“霸总”网文，其人设之刻板、情节之俗套、细节之乖谬也几乎是一样的。套路化的作品，即便确为真人写作或出演，也不太能有活人感。

《红楼梦》里的人物，竟也有意识地在分辨真伪。贾宝玉在梦中游历太虚幻境，聆仙曲、品香茗，美妙至极不提，只有当留意到神仙姐姐们的居所里也有现实常见的唾绒、粉污等生活痕迹，他这才放了心。如今我们在AI制作的作品里也会有意去寻找类似细节：人脸是不是过度对称？手指头的数量和位置对不对？历史剧的服饰器物、年代剧里的老物件是否穿帮？但这种浅层的真实感还不足以确保“活人感”。只要聘请了像贾宝玉一样熟稔特定场景的创作顾问，再多投入些算力成本，AI作品的细节也足以乱真。

先要深一层追问：人为什么要寻求真实感？细想来，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最真实的莫过于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周遭现实，但为什么人不去关注完全真实的日常现实，反而要在明知美化过或伪装过的虚构作品中寻求“真实”“鲜活”？艺术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人并不只求现实，而是看重“美化过的现实”。“活人感”并不只是有了活人就行，复杂之处在美化的尺度。

用过数字相机美颜功能的都知道：刚开一点美颜的时候，数字美白或塑身的效果很好，但当把美颜力度调到最大，就越来越不像本人，越来越靠拢千人一面的模板。古往今来的艺术现象里也有同类问题。人以尽善尽美为“经典”，但被供在殿堂之上的完美偶像却了无生趣，虚假乏味。就像鲁迅说的，天堂虽好，桃花有车轮般大，却也怕四时皆春，让人一年到头地看。

这就是“美颜悖论”：为了让此人此物获得更多好感，人会参照某种公认美好的模板来加以美化。但“美化”会倾向于“失真”，失真到一定程度就丧失掉“这一个”的鲜活特征，甚至引起反感。何为“一定程度”？人与人有不同阈值。当一个人总体上满意于现有的生活，就会倾向于接受那些不完美的、复杂多样的现实细节，愿意欣赏呈现了生活细节的作品。当在现实当中遭遇了太多的疲惫、无奈、痛苦、迷茫，人更可能想在远离现实的幻梦中寻求慰藉，寄美好于满纸潘安子建、刷屏美女帅哥，但看多了也更易空虚。此悖论一直都有，而今尤其突出。“呈现完美”正是AI的强项，挥之难去的另一面则是虚假无趣的“AI味儿”。不过，若因此而排斥一切美化，又会把粗糙、鄙陋误认为“活人感”。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悖论似难解。

“活”的艺术是玩出来的

优秀的艺术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既真实，又美好。值得褒扬的“活人感”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空言无益，先看例子。例如今年春节引起广泛关注的上海京剧院乙巳岁末封箱演出《拾玉镯》里，反串花旦的赵宏运临场忘了一句台词。在反串演出里忘词固然可以谅解，偶尔出错也是活人演员的真实特点（别让AI学会了），却毕竟也算一个明显的瑕疵。我们不能说演出瑕疵本身就体现了“活人感”，关键要看表演者对瑕疵的处理。两位演员的功底扎实，很自然地补救过来了，在接下来的表演里还以此打趣。补救得自然，才值得肯定；甚至增添了趣味，还可以算一次额外的好创作。

怎样才算补救得自然，如何又算得好？还是要取决于演员和观众心中存在着一个关于“好演出”的范本，其背后则是各类艺术相通的形式美的一般规律。优秀的创作者在长期的学习、训练中内化了范本，以自然流变的身心机能因应着搭档、道具、舞台、行业、受众、舆论和社会、时代的无限丰富的新因素，在永不重复的因缘中让“完美”得以当下实现。艺术创作者具备了比一般同行更深厚的功底，才能从容应变，不时创新。这是AI无法取代的较高层次的“活人感”，艺术里的丰富形式亦不同于现实里常见的凌乱芜杂、难以处理的信息。

“活人感”意味着多样化和灵活性，若有能力用基于典范的艺术技巧去整合当下的时新元素，为高冷的完美加入了生活的温度——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叫“玩梗”，尤其能引起广大受众的好感。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插科打诨的丑角往往承担着这个功能。传统老戏《拾玉镯》的这次出圈传播，彩旦刘媒婆的表演功不可没，其亮点正是“玩梗”，甚至连英文都加进去了。“活人感”是毋庸置疑的，却也有人侧目冷言：“那还是京剧吗？”其实，京戏能比高雅的昆曲获得更广泛的认可，秘诀就在“接地气”，能随时而变又不失本色——不了解戏曲的年轻观众会被刘媒婆的俏皮话逗乐，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唱念做打的硬功夫。真对自家气质有底气的，不会担心玩一次烟熏妆就坏了形象。

“玩梗”的要点不在“梗”，而在“玩”，正如老话把各种技艺统称作“玩意儿”。如同“美颜悖论”需执两用中，“玩梗”也得拿捏分寸。有了AI做对照，我们愈加认识到，活人的可贵不在工具化地完成既定任务，而在创造性地提问、设定目标、拆分任务、即时评判和反馈调整。所有这些，在日常表达里只概括成一句“会玩儿”，再进一步的“玩出花儿来”就近于艺术创新了。但若效颦人家的玩法，把即兴发挥做成刻意为之的套路，甚或流于油滑低俗，迟早玩坏、玩砸。无论戏里戏外，常与变，生与熟，都需把握平衡。在我们的语言里，但凡涉及微妙复杂的平衡点，使用的词汇往往就是把握、拿捏、分寸、火候……这些带着强烈身体感的动作或指征正是目前AI还做不到的。这是更深层的活人感。

进而言之，“玩”得究竟好不好，分歧、争议乃至针锋相对都是常态，同样也是“活人”的表现。活生生的人都有各自生活阅历塑造的心理动力，有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念及其判断标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乃至碰撞正是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中自然而然的现象。缺乏碰撞感是让很多人觉得AI太假的原因之一，但能忍受多大程度的碰撞，人与人的差别就大了。创新也意味着新对旧的碰撞，只要引起关注就必定褒贬不一，因为人们容忍挑战、失控的阈值都不一样。

“活人”善于即兴发挥，创新寓于其中。被艺术史认可的那些创新者们也曾不乏失败的发挥，适逢宽松的空间，才有从试错、改进到成熟的可能。无论科技创新还是艺术创造，越能容忍“玩”，探索就越松弛，成果越精彩。我们有时也会看到与之相反的现象，例如有些微信群里整齐划一的接龙式表达、空洞浮夸的附和。但凡出现了这种场景，那环境多是紧绷的，人们做起任务来也常是敷衍的、“班味”的。

所以，有关活人感、艺术真实性的问题和困难，都并不在于AI工具的使用，而在我们每一个活人，无论是创作者、欣赏者还是批评者和管理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千人千面的活人是否有出于生命本然的“玩”的空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使用AI技术一样可以玩出上佳之作，而且灵活度更大，经济成本更低。反之，如果符号、标签压倒了生活细节，心灵失去了对现实机理的感受力，如果对文艺作品的评判以刻板概念或数据指标为圭臬，那么即便作品的全部环节都是活人制作的，也会让人感觉虚假和乏味。作品缺乏“活人感”并不能归咎为AI工具，这种新工具反倒促使当今创作者、欣赏者、批评者要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这也是古往今来之艺术的最大功用。

原标题：《美颜悖论与文艺作品的“活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