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空气像是停滞了,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单调而沉闷的“滴、滴”声。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衰败气息,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胸口。
我坐在病床前,手里握着父亲的手。那是一双粗糙到了极点的手,骨节粗大,手心和指肚上布满了像老树皮一样的裂纹和厚茧。现在,这双手已经瘦得脱了相,冰凉,微弱地在我的掌心里蜷缩着。
父亲患了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全面扩散。医生说,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他闭着眼睛,呼吸急促而费力,胸腔像个破旧的风箱,呼哧呼哧地响着。我拿棉签蘸了点温水,轻轻涂在他干裂的嘴唇上。感受到水分的滋润,他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随后缓缓睁开。那双浑浊的眼睛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涣散,但在看清我的一瞬间,又奇迹般地聚拢了一点光亮。
他看着我,干瘪的嘴角微微上扬,扯出一个虚弱的笑容。接着,他的食指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敲了两下。
那是我们父子俩独有的暗号。从小到大,只要他想对我说“别怕”或者“我在”,就会这样敲两下。
我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但我死死咬着嘴唇,把哽咽咽了回去。我是他唯一的依靠,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崩溃。
父亲是个聋哑人。从我有记忆起,我就生活在一个极其安静的世界里。我们交流全靠手语,或者他连比划带猜的动作。他是个修鞋匠,在我们镇子南头的一个老槐树底下摆摊。靠着那台老旧的手摇修鞋机,他一针一线地把我养大,供我读书。
小时候,我不懂事,甚至怨恨过他。怨恨他为什么是个哑巴,怨恨他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在我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时候,大吼一声把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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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有几个调皮的孩子把我堵在巷子口,抢了我的书包,一边往地上扔,一边拍着手嘲笑:“林生是个小哑巴,他爸是个老哑巴,两个哑巴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哇!”
我气疯了,冲上去和他们打成一团。可是我一个人怎么打得过三四个,很快就被按在地上揍得鼻青脸肿。
就在这时,父亲出现了。他没有像电影里的大侠那样威风凛凛,他只是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连手里那把修鞋的剪刀都没来得及放下。他没有发出任何威慑的声音,只是用力把那些孩子推开,然后把我死死护在身下。那些孩子见大人来了,哄笑着跑开了。
父亲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用满是鞋油和泥垢的手心疼地擦我脸上的土。我当时觉得屈辱极了,一把甩开他的手,冲着他大吼:“你为什么是个哑巴!你要是能说话,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
父亲愣在原地,举在半空的手僵住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深深的哀痛。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两声含混不清的“啊啊”声,最终慢慢低下了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那天晚上,他给我煮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自己却一口没吃,只是坐在灯下,默默地给我缝补被扯坏的书包。
后来我长大了,懂事了,那段记忆成了我心里最深的一根刺。每当我想起他当时那无助又歉疚的眼神,我就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我发誓要好好读书,将来挣大钱,带他去最好的医院,看看能不能治好他的耳朵和嗓子,让他过上好日子。
我做到了前半句。我考上了大学,留在城里当了工程师,买了大房子。可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病魔就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三个月前,他总是在夜里剧烈咳嗽,甚至咳出血丝。我强行把他带到医院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从确诊到恶化,仅仅不到一百天。
“滴——滴——滴——”
监护仪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猛地回过神,发现父亲的呼吸变得极其艰难。他瞪大了眼睛,胸口剧烈地起伏,仿佛一条濒死的鱼在拼命渴求氧气。
“爸!爸你怎么了!”我慌乱地站起来,想要去按床头的呼叫铃,“医生!医生!”
父亲却突然爆发出一种不知从哪来的力量,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力道大得惊人,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我的肉里。
我低头看他,他拼命地冲我摇头,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绝。他不想让医生来,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
他用另一只手颤抖着去扯脸上的氧气面罩。我吓坏了,死死按住他的手,眼泪终于决堤:“爸,你别动,戴着这个你能舒服点,求你了爸……”
他死死盯着我,眼神中有一种平时从未有过的焦灼和急迫。他固执地拨开我的手,将氧气面罩扯到了下巴处。失去高浓度氧气的支撑,他的脸色瞬间憋得青紫,但他却像是在努力积攒着身体里最后的一丝气力。
他的喉结上下滑动着,颈部的青筋因为用力而根根暴起。他的嘴唇大张着,似乎想要拼命从胸腔深处往外挤出什么东西。
我以为他想像平时那样,发出那种“啊啊”的无意义的音节,于是赶紧把耳朵凑过去。
可是,下一秒,我听到了一种让我浑身血液瞬间凝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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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种极其干涩、沙哑、像是两块生锈的铁片在一起用力摩擦发出的声音,因为太久没有使用而显得怪异又粗糙。
“生……生……”
我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甚至连呼吸都停滞了。
我的父亲,一个被全镇人叫了三十年“老哑巴”的人,一个在我三十年的人生里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话的人,此刻,正字正腔圆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爸……”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浑身发抖,“你……你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