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蒋介石前妻陈洁到北京找到周总理,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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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外婆陈洁如口述史料问世始末》、《潘汉年冤案始末》、《上海党史研究》潘汉年平反相关记录、《北京青年报》陆久之相关报道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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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上海。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正在整理她的行李。

不多,一个旧皮革手提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叠材料,以及一份申请出行的批准文件。

她要去北京,目的地是中南海西花厅,要见的人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这个老妇人叫陈洁如,1906年生于上海,父亲陈鹤峰是经营纸业的商人,家境宽裕。

她的另一个身份,是蒋介石的前妻——在蒋宋联姻之前,与蒋共同生活了将近七年的那个女人。

彼时距她离开蒋介石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距她从美国回到上海是二十多年,距她以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在这座城市安静生活,也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她的生活极为低调,既不出入政治圈,也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是以一个普通上海居民的身份,在卢湾区的小弄堂里过着外人看来平淡无奇的日子。

这次进京,对她来说不是一次寻常的旅行。

她带着一肚子的话,一个迫切的请求,以及一段必须当面说清楚的事情,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一】十三岁的少女,三十四岁的男人

1919年的上海,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了这座城市,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二是在南京路附近的张静江公馆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女遭遇了她这辈子命运里最关键的一次相遇。

这个少女叫陈凤,是张静江续弦朱逸民的同学,平日里常到张家走动,在那里做功课,与张家几个女儿玩耍。

那天她坐在客厅角落翻着书,一个刚从外面进来的男人挡住了门口的光——他中等身材,穿一件长衫,眉目之间带着一股不太好形容的锐气,进屋之后目光在她身上停了很长时间。

这个男人是蒋介石,时年三十四岁,已经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身边还挂着一妻一妾的名分。

他的原配毛福梅早年由家里包办,生有一子蒋经国,两人长期分居;侧室姚冶诚是一名歌女出身,代其抚养养子蒋纬国。

蒋介石看上陈凤,展开了主动追求。

他的方式相当积极:写信,登门,托朋友带话,甚至在陈凤父亲去世时身穿孝服前去吊祭,把一个中年男人在那个年代能用上的手段几乎都使了个遍。

陈凤的母亲起初强烈反对,请人暗查了蒋介石的底细,发现他已有一妻一妾,且职业不甚稳定,直接回绝了。

蒋介石随后通过张静江和孙中山的关系,再次向陈家表明心意,声称已与原配及侧室脱离关系,明确承诺"你将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张静江是上海滩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出面提亲,陈母的抵触逐渐松动。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凤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举行了婚礼,由张静江担任证婚人,时年蒋介石三十四岁,陈凤十五岁,上海各大报刊当日均刊发了婚讯。

蒋介石亲自为她更名,将"陈凤"改为"陈洁如",取"洁白如玉"之意。

婚后不久,两人一同去奉化祭祖。

陈洁如第一次见到了毛福梅——这个早年由蒋家父母包办、老实本分守着家的女人,已经与蒋介石名存实亡。

她看着陈洁如,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脸色略显复杂地打了个招呼,然后转身去准备祭拜的事宜。

陈洁如也没有多说什么,两个人相互心知肚明,都清楚自己在这段婚姻关系里所处的位置。

此后,随着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陈洁如随同前往广州,住在廉仲恺家附近的小洋房里。

她的文化底子不差,中英文都说得过去,还粗通俄语,婚后帮助蒋介石做过一些俄语翻译工作。

1924年,她正式以校长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各类外交场合,陪同蒋介石出席社交活动。

1925年,经何香凝介绍,陈洁如从广州平民医院抱养了一名华侨遗下的女婴。

蒋介石为这个孩子取名蒋瑶光,一并纳入家庭生活里。

老人宋希濂、孔元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都曾提到,黄埔时期的傍晚,蒋校长常与陈洁如在军校园子里并排散步,有时还牵着小纬国,是一幅普通的家庭图景。

这些年里,两人的感情并无太大裂痕。

陈洁如在蒋介石东征、西征期间始终随行,北伐出发时她也在场。

她陪着他从广州到南昌,从南昌到武汉,从一个驻地辗转到下一个驻地,颠沛流离,从来没有抱怨。

在那段岁月里,她是他能带在身边的、最贴近实际生活的那个女人。

然而政治这件事,从来不按任何人的感情走。

北伐推进到关键时刻,蒋介石的目光,渐渐落到了他此前一直在观察的宋氏家族身上。

【二】"只需要离开五年"

1926年,北伐进展迅猛,蒋介石的政治格局开始急速扩张,他需要的资源,已经远远超出了陈洁如能够提供的范围。

宋氏家族,是彼时中国商界与政界最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一。

宋子文执掌国民政府财政部;孔祥熙娶了宋大姐宋蔼龄;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是宋家二小姐;宋家三小姐宋美龄,留过洋,英文流利,在美国政商圈里有广泛的人脉,身上有一种那个年代中国女性里极为罕见的国际背景。

蒋介石在孔祥熙的家庭宴会上初识宋美龄,随后开始主动接近。

这段接近,最终演变成一个让陈洁如当场说不出话的"条件"。

1927年,攻克南昌之后,局势已经明朗。

蒋介石找来陈洁如,在私下的场合里提出了那个安排:请她暂时离开中国五年,去美国留学,等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届时再作打算。

他说,这是宋家开出的条件之一,如果做不到,整盘政治联姻的布局就会落空。

陈洁如后来的回忆录里记录了她当时的反应——气得几乎昏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蒋介石接下来说的那番话,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所有说辞,把自己放在一个"迫不得已"的位置上,反复强调这只是暂时的安排,言词之间有许诺,也有恳求。

陈洁如最终答应了。

1927年8月22日清晨,陈洁如带着养女蒋瑶光,在上海港登上了"杰克逊总统"号邮轮,同船还有张静江的两个女儿。

轮船出发的时候,蒋介石没有来送行。

9月2日,船抵夏威夷檀香山,当地国民党支部事先准备了欢迎仪式,打着"欢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夫人"的横幅,在码头迎接她。

当地夏威夷总督亲自接见,给她戴上了花环。这场面热热闹闹,看上去体面非常。

然后,一切在几天内急转直下。

中国驻美新闻办事处奉命在各大报纸上发出声明,称蒋介石总司令没有任何夫人在美国——陈洁如的身份,从公认的"总司令夫人"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分的普通人,前后不过几天时间。

她只能黯然离开檀香山,转赴纽约,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开始了那段说不清楚是留学还是流亡的异乡生涯。

同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盛大婚礼,轰动全国,外国报纸也有大篇幅报道。

陈洁如在纽约,面对的只有这些漂洋过海的报纸。

1928年10月,蒋介石派律师江一平赴美,带着离婚文件找到了她。

她在文件上签了字。

蒋介石支付了18万大洋作为安置费,这笔钱由陈洁如母亲在江浙购置田产,用租金维系以后的生活。

在美国的五年多,陈洁如没有坐等。

她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拿到了教育学硕士学位,还学了养蜂和园艺。

1933年,因思念故土,她回到上海。此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再不以蒋夫人的身份自居。

她给蒋介石写过几封信,蒋批示拨给她5万元钱,此后两人的联系趋于中断。

解放后,她被推选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政府每月给予相当于部长级别的生活补贴。

她的日子,算是稳定了下来。

养女蒋瑶光改从母姓,成了陈瑶光,跟在她身边一起生活。

母女俩,在那段岁月里相依为命。



【三】那个被叫作"蒋家女婿"的男人

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年轻时的婚姻颇为坎坷。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朝鲜人,两人相识于上海,后来生了两个孩子。

日本战败之后,这个男人担心自己的身份问题,收拾行李出走日本,留下陈瑶光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陷入困境,全靠陈洁如接济着维持。

1946年,经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秘书长胡静如之妻周安琪牵线,陈瑶光认识了陆久之。

陆久之这个人,放在民国的上海,是一个很难用简单标签来界定的人物。

他1902年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陆翰曾任孙传芳五省联军军法处长,是个标准的官僚世家出身。

按照这种家世,走下去通常是从政或经商,不愁前途。但陆久之偏偏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寻常路。

1920年代,他在上海结识了一批思想激进的朋友,开始接触大量进步书刊,思想倾向渐渐向左。

1926年,经共产党员徐梅坤介绍,他进入了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担任联络员,从那时起,他就走上了一条与其家世背景截然不同的路。

1927年,经绍敦电机公司的合伙人蔡叔厚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

这一年,他在上海总工会接待了一次前来送旌旗的蒋介石,亲手接过了蒋递给他的旗子,蒋当面夸了他几句。

谁也不知道,仅仅几天后,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成员。

那场腥风血雨里,陆久之活下来了,此后更深地潜入了复杂的敌后关系网中。

1930年,因暴露风险升高,在叶剑英帮助下,陆久之辗转逃往日本。

临行前,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在日本保护一名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以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和早稻田大学的学生身份作掩护,同时兼任上海《申报》驻日特派记者,参与了中共在日本的共产国际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久之回到上海,凭着他与日本人的周旋经历,以及在沦陷区深厚的各路关系,开设了"璇宫舞厅"(后更名"云裳舞厅"),并创办了海安信托公司。

这些场所和公司,台面上是普通的商业经营,台面下是地下党同志的联络接头地点。

中共很多重要人物都曾经在这里得到过庇护,叶剑英、廖承志都在其中。

大将军陈赓的那次上海之行,是陆久之地下工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段。

陈赓来沪养病,行踪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军统方面集结了大批人马,包围了陈赓养病所在的医院,准备活捉这位共产党高层将领。

陆久之在最关键的时刻通风报信,让陈赓及时转移,使军统方面再次扑空。

事后,军统对陆久之展开了针对性的排查,审问了十几天,没有找到实质证据,只能放人,但他从此失去了那部分信任,地下工作进入了更为艰难的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久之担任日本海军所办海安公司的总经理,以此为掩护,同时向重庆方面、盟国方面,以及共产党方面,三路传递有关日伪的秘密情报。

这种多线同时运转的工作,极度考验一个人的神经,也随时面临着致命的风险。

日本宪兵队曾经将他拘押审查,他坚守了口风,撑过去了。

抗战结束后,他创办了《改造日报》,出任社长,同时被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任命为少将参议。

1946年,经周安琪搭线,他认识了陈瑶光,两人随后成婚。

陆久之四十四岁,陈瑶光二十三岁,年龄差恰好与当年蒋介石追求陈洁如时相仿。

在上海滩的各种圈子里,很快流传出一个让陆久之哭笑不得的外号:"委员长的驸马爷"。

这个身份,陆久之从来不拿来用,也不愿意承认。

他不需要靠蒋家的关系来稳固自己的立场,他有自己的路,他已经走了很多年。

陈洁如很欣赏这个女婿。

见面之后,她将一块珍藏多年的金壳怀表送给他做见面礼——那块表,是当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校长时,苏联顾问鲍罗廷赠给蒋的。

她保存这块表多年,如今转赠给陆久之,是一种无言的认可,也是一种跨越了太多历史积尘的传递。



【四】那扇牢门悄然关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国共内战的最终结局,在那个春天彻底尘埃落定。

蒋介石率残部撤往台湾,大量国民党官员携家带口跟着撤离。陈洁如没有走,她留下了。

这个决定,与陆久之直接相关。

陆久之的地下党身份,在解放前已有部分同志了解情况,他协助陈洁如确认了留守大陆的方向,帮她与新政府建立了最初的接触渠道。

此后,陈洁如以卢湾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安静地生活在上海。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陆久之和陈洁如的生活都相对平稳。

陆久之的《改造日报》停刊,他开始在上海文化圈的边缘活动。

新政府对他的地下工作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在统战口的工作人员里,他也有熟识的联络人,日子还过得下去。

然而1955年的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把上海地下党系统里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卷进去了。

这场风波的起源,要从潘汉年说起。

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入党,长期担任中共在上海的情报和地下工作负责人,抗战期间领导了多条极为关键的情报网。

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委副书记,分管公安和统战工作,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有直接的工作关系。

1955年3月,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做了一个此后看来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决定——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毅,坦白了1943年在上海时曾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挟持,意外见到汪精卫一事,并将书面经过材料托陈毅转呈中央。

陈毅将材料直接转给了最高层。随即而来的批示是: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1955年4月3日晚,在北京饭店,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带人,将潘汉年秘密逮捕。

这件事发生得极为突然,连同行的上海代表团成员大多都不知情。随后,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也被逮捕,定性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

这场案件牵连极广。

仅上海一地,因株连被捕的就有八百多人,受到其他处理的超过一百人。

凡是与潘汉年、杨帆有过直接工作往来、或曾纳入"潘汉年系统"的情报联络人,都面临审查。

陆久之,正处于这个系统的边缘地带。

他1926年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此后又与多名潘汉年系统的联络人有过交集,这些往来都被翻出来重新审视。

更要命的是,解放前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借助的舞厅、公司、报社等掩护身份,在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下,全部被重新解释成了"充当特务"的证据。

他的那层"蒋家女婿"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成了另一重压力——在那场普遍怀疑与清查的气氛里,这个头衔意味着他与被审查的对象有更多可疑的牵连。

陆久之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投入上海看守所关押。

陈洁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可置信,紧接着是一种彻骨的愤怒。

她太清楚陆久之了。

她见过他做的那些事,见过他在最险峻的关头如何处理自己的立场,见过他在那些年里悄无声息地承担风险而从不张扬。

她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知道这个判决,与他的真实处境之间,差了多远。

陈瑶光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上海硬撑着。

陆久之入狱之后,这个家庭的经济处境急转直下,周围能帮忙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谁都不敢与"反革命"家属走得太近。

陈洁如开始用她能想到的各种方式尝试申诉。

地方层面的申诉通道,她走了好几条,都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回应。

六年过去了,陆久之还在狱中。

1961年,陈洁如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移居香港的申请。

就在等待批复的过程里,她下定决心:要在离开上海之前,进一次北京,亲口向周恩来说明陆久之的情况。

她知道周恩来这个人。

唐德刚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周恩来以共产党员身份"跨党"加入国民党时,入党介绍人正是蒋介石,在黄埔那段岁月里,周恩来一直尊称陈洁如为"蒋师母"。

两人有过那样一段渊源,相差三十多年,但还没有到完全陌生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陆久之1926年进入的那个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正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陆久之的那段历史,周恩来至少有可能掌握一部分。

她不确定这次见面会有什么结果,但她知道,这是她还能走的最后一条路。

就在她踏上北上列车的前夜,她反复想着要说的那句话——总理,我那女婿并非坏人,他也许是共产党。

而那个"也许"字,是她能说出口的最谨慎的措辞。

因为她没有文件,没有证据,只有几十年看下来的判断,以及一个做岳母的直觉。

而当她说出这句话之后,西花厅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深刻地改变两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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