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扁担银行”与红色金融的“扁担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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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商业银行杂志）

文_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长秋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红都瑞金的叶坪村成立。第一任行长毛泽民就带领银行职员，用扁担挑着金库银元、印钞纸张，在敌人军事围剿的炮火下和万里长征的流动迁徙中营业——这个机构被后人形象地称为“扁担银行”。一根扁担挑日月，两袖清风铸精神。其实，“扁担银行”的意象并非始于瑞金和长征路上，早在1922年，毛泽民作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就挑起了另外一根扁担：一头是工人急需的生活物资，另一头是共产党最早的金融信用，从而锻造了代表红色金融的“扁担情怀”。

在安源工运背景下党的早期金融工作探索

　　地处湘赣边境的安源路矿（包括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两部分），作为中国早期最大的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一部分，聚集了1.3万名工人。然而，煤窑无天日，牛马是矿工——这些产业工人却承受着层层盘剥的沉重负担；奸商则利用矿区相对封闭的环境，操纵物价，抬高生活必需品售价。更令人愤慨的是，工人们常年领不到现金，矿局以自印的“矿票”代替工资发放。这种矿票在市场上信誉度极低，商贩往往拒绝按面值接收，或刻意压低其兑换比例。工人的实际购买力被大幅削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在流通中缩水。这种变相的剥削，使得工人们陷入更深的经济困境，生活愈发艰难。

　　1923年，俱乐部管辖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人经济组织。1922年底，毛泽民到安源负责消费合作社的经营，肩挑扁担，往来于长沙、株洲、萍乡、安源之间采购物资，因精于计算、公正廉洁，接任消费合作社经理。他接手时，消费合作社面临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股本不足，资金链时常捉襟见肘；二是矿票贬值，导致工人实际收入缩水。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毛泽民提议对俱乐部成员招股。1923年初，消费合作社印制并发行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张股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其运作模式：每股面值五角，采用“入股自愿、分红均沾”的原则。工人既可现金入股，也可将矿票折价入股。股票背面的简章印着“本社每年红利平均分作十份，以四份摊分于各股，三份留为扩充社务之基金，二份为俱乐部基金，一份为社内办事员酬劳金”。工人通过持股，从单纯被服务者转变为合作社所有者，实现了经济权利与组织认同的双重绑定。

　　个人消费合作社同时发行“铜元票”，这是货币替代的早期尝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矿票严重贬值扰乱了矿区经济。毛泽民创造性地以消费合作社为信用，发行小额“铜元票”，在合作社范围内代替矿票流通。工人可将矿票存入合作社，换取等值的“铜元票”，凭此票能够在合作社以实价购买平价商品。这一举措有效对冲了矿票的贬值风险，平抑了矿区物价，也使工人逐渐建立起对“红色金融”的信任。此外，合作社一举两得，还代售文具纸张和长沙文化书社的革命书刊，毛泽民在《向导》周刊为合作社刊登了广告，进一步传播了革命真理。

　　1923年8月，毛泽民主持制定了党史上第一份反腐肃贪文件——《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共17条），要求每一笔收支，无论数目大小，都必须详细记录在案，做到有据可查；所有货物的采购、库存与销售，均须执行日清月结，确保账实相符。他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地核对每一个数字，堵塞可能出现的漏洞。这种在当时环境下显得近乎“苛刻”的财务纪律，赢得了安源工人的极大信任。正是这段在安源时期锤炼出的严谨作风和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为他日后在中央苏区主持国家银行以及在陕北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在新疆担任财政厅厅长的工作，面对更为艰巨的统一财政、印制货币、建立金融体系等任务，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云南昭通威信县扎西老街，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毛泽民塑像。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挑起国家银行的重担

　　毛泽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结业之后，到上海租界担任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由于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安排毛泽民夫妇绕道香港赴瑞金，1931年冬开始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1932年3月被任命为第一任行长。万事开头难，国家银行开业之时，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五个工作人员的履历与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是做过杂货店店员。毛泽民受命于危难之时，不仅对安源时期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进行复制，而且全面激活了自己管理财政金融的潜能。他领导银行在战火中建立金库、发行货币，统一苏区财政，承担起“红色大管家”的重任，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国家银行开业时，全部工作人员仅五人，即行长、账房、会计、出纳和总务（他的妻子钱希钧担任会计）。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毛泽民经常一根扁担挑着银元箱随军转移。他说：“我们办银行，没有大楼，没有铁柜，但我们有扁担。扁担虽弯，脊梁不弯。”这番话道出了“扁担情怀”的深刻实质：这根扁担，一头挑着革命理想，一头挑着百姓福祉。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银行被设在农舍内（饭堂是营业厅，另四间是住房兼办公）。金库在山上十平方米的柴房中，金器和银元埋柴房地洞（用“黄酒”和“白酒”的假名记账）。没有库房和设备，就用肩膀扛起金融安全、用生命维护货币信用。有一次，前线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毛泽民发现现洋包封纸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赶紧召集大家分析研究，对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有了相应记录。他通过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规章制度，规范了银行的运营管理程序，完善了货币发行、存款贷款、代理金库等职能。

　　在瑞金时期，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封锁，粮食、木材、茶叶、土纸、钨砂、樟脑等物资运不出去，而食盐、布匹、药品又运不进来。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各财政经济部门发出“统一财政，统筹支援前线”的指示，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经济部密切配合，利用红军攻打长沙缴获的机器，自己铸造银元和铜币，适当发行纸币，并吸收群众存款，给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贷款。前线红军将士在每次战斗中的缴获（包括银元和货币），都由国家银行及其各地分行开具收据，统一上缴金库，由财政经济部门分配开支。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岭南山脉是中央苏区在南端与广东的分界线。江西省会昌、安远、宁都等县山区盛产钨矿，其中的仁风山（今名盘古山）位于会昌县和于都县边境。仁风山区钨矿早在1918年就开始采掘，1922年进入商办开采阶段。高峰期矿工逾万人，钨砂年产量达2188吨。当时在会昌县城成立了钨砂公司，实际由美属华记公司、英属广钜安公司等外国资本扶持的买办公司操控。由于战争，钨砂产量逐年下降。1932年2月12日，中央苏区为恢复钨砂生产，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早的国有企业——中华钨矿公司（毛泽民兼总经理），矿工由最初的300余人增加到1000余人。公司下辖盘古山钨矿、铁山垅钨矿、小垅钨矿、会昌县白鹅墟洗砂厂等厂矿，年产钨砂1800吨，年产值近100万银元。钨砂公司初步形成了开采、运输、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济体，是苏区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共为苏区提供650万银元的收入）。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矿山被迫停办，才结束这段红色矿业的辉煌历史。

　　在红军长征途中，国家银行随同之一，14个工作人员在途中牺牲了6人。从瑞金出发时，银行的所有“家当”装满130多副担子，雇了200多名挑夫上路。过湘江丢失了一部分辎重，黎平整编进行压缩又把所有印刷设备及原料（包括钞票纸、油墨、印版等）全部掩埋或烧掉，“家当”减至20多担金银珠宝和30多担苏区币（又称“红军票”）。长征路上居无定所，国家银行独立编队行军或驻扎，是名副其实的扁担银行。据《红色金融丰碑》一书记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毛泽民交代业务科长曹菊如：“每到宿营地，要把银行的业务开展起来。”按照突围前的命令，沿途不再发行“红军票”（老百姓不收），可用将士们身上的“红军票”兑换成光洋，再去当地购买所需物品。曹菊如做了一块二尺长、八寸宽的木牌，让黄亚光用红漆写八个字：国家银行在此办公，竖立在驻地显眼的地方，方便兑换工作。为了保障沿途民众的利益不受损害，银行还贴出布告通知社会各界：凡是收到“红军票”的商家或个人，可到指定地点兑换银元。

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从中央苏区到长征路上，国家银行靠扁担运行，形成了“扁担情怀”。其内涵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有信仰——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红色金融工作者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克服人员少、资本金缺、文化水平低、敌人围追堵截的重重困难，保证了红色金融事业的运行；二是有情怀——人民至上的高尚品质。苏区红色金融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正做到一心为军民、一切服从革命战争需要；三是有担当——开拓创新的斗争精神。红色金融事业初创者很少有从事金融专业的经验，白手起家、不畏艰难、大胆探索，才有了苏区时期在纸张中掺羊毛的钞票防伪办法、有了受税务机关四联单启发而健全的财政金库制度、有了长征途中没有纸张就把钱币印在白布上的“布币”等创新做法；四是有气节——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也是红色金融的鲜明特征。苏区困难时期，银行、造币厂、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主动要求免发工资，“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以支持革命战争。

对“扁担银行”的评价及“扁担情怀”的启示

　　安源路矿的金融实践，是中国革命金融史的开篇之作。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管理着红军的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繁重任务，毛泽民经手钱钞无数，从没有伸手拿过一分钱，而且对财务审查严格，一分一厘都有出处。因此，他被笑称为“贫穷的富翁”，成为苏区金融先驱廉洁奉公的典型。自己生活却节俭得不能再节俭，衣服补了又补。长征途中，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又称“红章纵队”，另外军委纵队称“红星纵队”）第十五大队，130根扁担挑着金库的黄金、白银和钞票，毛泽民一面以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挑夫的士气，一面检查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到达陕北后，他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领导苏区的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财经部门。他的一生致力于财政金融工作，直至1943年9月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在党史上，如果说瑞金国家银行是红色金融的“中央政权形态”，那么安源消费合作社就是红色金融的“地方萌芽形态”。二者一脉相承，不可割裂。毛泽民从安源工人运动期间主持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及流通券，进行早期金融探索，到创办国家银行、统一苏区金融、发行国家货币的经历，不仅为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积累了宝贵的金融工作经验，更锻造了自己务实廉洁、敢于创新的品格。“扁担情怀”具有红色金融的草根性和坚韧性，代表了一种肩挑重任、脚踏实地的担当，一种在艰苦卓绝中负重前行的坚韧。他挑着装满金银货币的担子随军转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建立起流动金库。这种“草根性”不仅显示在扁担这一质朴工具上，更体现在他深入群众、取信于民的金融理念中——将红色政权的信用建立在为民服务与勤俭节约的基石上，正是这种既接地气又锐意进取的精神，让红色金融在枪林弹雨中生根发芽，为革命事业输送源源不断的“血液”，成为支撑红色政权坚不可摧的经济大梁。

　　中国共产党开展金融事业，其创新性是多方面的。早在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上井村造币厂就用“墨西哥”版别，铸造了党史上第一块金属铸币——“工”字银元。“工”字银元是农村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金属铸币厂，是革命政权红色金融的一次有益尝试。在中央苏区，毛泽民主持国家银行展现的能力，穿越近百年时光，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他是党内“理财高手”和“红色大管家”。历史启示我们：金融工作的根基在于信用，而信用最厚重的底色永远是清正廉洁。毛泽民不仅精通记账、核算等专业本领，更以布衣粗食守护金融信用，在掌管财政金融大权时始终保持“手过千金，一尘不染”的操守，以良好的政绩观经营“扁担银行”和锻造“扁担情怀”。时至今日，金融系统的设备条件在新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可是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仍然需要弘扬“扁担银行”的“扁担情怀”，推进金融现代化。

　　总之，从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简陋柜台，到瑞金叶坪的国家银行农舍和金库柴屋，毛泽民用20多年实践——包括从1920年办文化书社直至1943年在新疆牺牲，将那条磨得锃锃发亮的扁担，挑起了红色金融的重担。这扁担上不仅仅是苏区的“金库”，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能力的历史重量。为民理财昭日月，苏区行长铁雄肩；扁担情怀传后世，初心不改守初衷。它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政权的信用，从来不是靠大楼和钞票堆砌而成的，而是在服务军民的一针一线、一分一厘中逐渐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了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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