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求职诈骗”“招转培”诈骗案中，主犯与从犯的罪与罚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组数字：刑侦总队牵头，松江、青浦分局协同，打掉2个“开店创业”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0余名，涉案金额1500余万元。
电信诈骗、求职陷阱、刷单返利，这些词早已不新鲜。作为上海长期接触刑事案件的一线律师，我知道130多名涉案人员中，可能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入职不久的基层业务员、客服。如今，他们和真正的组织者一样，被抓走，送进看守所，面临着同一部刑法的审视。
这并非为他们开脱，而是想指出一个公众视野之外的盲区：当一起“团伙诈骗案”被全链条打击时，法律是如何区分这130多个人的？他们的家属，现在又该做什么？
一、不是所有被抓的人，都叫“主犯”

诈骗罪的量刑，在上海是非常清晰的标尺：6000元起刑点，10万元为“巨大”，50万元即“特别巨大”。1500万的涉案总额，意味着主犯的刑期会奔着十年以上。但问题在于，这1500万是全体涉案人员的“共同犯罪数额”。在司法实践中，主犯对全案负责，而从犯只对自己参与或经手的部分负责。
怎么区分？司法机关看三点：谁发起犯意、谁制定模式、谁主要获利。
那两个被打掉的团伙里，真正符合这三条的，不过十来人。他们是老板、股东、运营总监，是设计“开店创业”话术脚本、搭建虚假导师团队、安排资金转移通道的人。这批人没有任何争议空间，从侦查到审判，都将被视为打击重点。
而剩下的一百多人，角色各不相同：有负责在招聘平台发帖引流的，有扮演“创业顾问”聊微信的，有做人事行政、发工资算考勤的，甚至还有刚转正没几天、稀里糊涂被拉进项目组的。他们在法律上大概率被认定为从犯。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不是一句空话，在上海以往同类“招转培”案件的判决中，基层业务员的实刑率远低于主犯，大量人员最终被判处缓刑，部分情节显著轻微的，甚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被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但这里有一个残酷的前提：这些从轻情节，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有人第一时间介入，需要证据及时固定，需要家属在黄金窗口期内作出正确决策。

二、刑事案件里，最怕的是“等”

太多家属在得知亲人被刑拘后的第一反应是：“先等等看，也许过两天就放了。”
这个想法，在普通治安案件里或许成立。但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涉众型诈骗案里，时间从来不是朋友，而是敌人。
刑事拘留的期限，最长是37天。这37天在律师圈里被称为“黄金救援期”，在这个阶段，侦查机关还在搜集证据、梳理口供、固定资金链条，检察院尚未正式作出逮捕决定。此时，律师可以依法会见当事人，了解其在团伙中的具体岗位、入职时间、业绩金额、主观认知等核心事实，并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
如果检察院采纳了律师意见，当事人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先回到社会、回归家庭，等待后续司法程序。而一旦37天内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当事人将继续羁押在看守所，后续再想变更强制措施，难度将成倍增加。
这37天里，家属唯一能做的合法有效的事，就是委托一位专业刑辩律师，在第一时间介入会见和沟通。任何宣称“有关系能捞人”的中间人，在这个阶段出现，几乎都是为了利用家属的焦虑。
三、退赃退赔，不是“花钱买刑”，而是“认错换罚”

另一个容易被误解的问题是退赃退赔。
不少家属担心：“退了钱，是不是就等于承认有罪？”这是一个严重的认知偏差。在刑事司法中，退赃退赔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而非认罪的“把柄”。
尤其对于基层业务员来说，他们的违法所得往往只是底薪加少量提成，数额从几千到两三万不等。如果家属能够在侦查阶段主动退出这笔钱，并尽可能弥补被害人损失、取得谅解，那么在后续量刑时，法院会给予非常明确的从宽反馈。在同类案件中，主动退赔的从犯，判缓刑的比例远远高于未退赔的。
这不是“花钱消灾”，而是法律给予真诚悔过者的出路。

四、写给那些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人

如果您是涉案人员的家属，此刻一定心如刀绞。但我请您冷静下来，想清楚三件事：
第一，您的家人不一定就是“诈骗犯”，在法律定性上，他可能是被利用的工具人，是犯罪链条中作用极小的末端环节。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刑法明确规定的从宽事由。
第二，现在最不需要的，是慌乱和病急乱投医。不要在朋友圈找关系，不要轻信“保释”承诺，不要试图毁灭证据或串供，这些行为一旦被认定，会把轻罪拖成重罪。
第三，尽快委托一名有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让他去看守所会见您的家人。只有律师能见到人，只有律师能向办案单位正式递交法律文书。这是法律赋予家属的唯一正规路径。
对于当事人来说，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分清责任，不扛不该扛的担子。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自首、如实供述，以及第十五条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目前唯一能主动掌握的减刑筹码。
最后说句公道话。有些涉案人员，刚工作不久，对法律认知不足，大多都是基层人员，这是他们人生的一次重大危机，但法律同时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理性应对、依法辩护，是度过此关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