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近来网上对贾平凹的讨伐之声又起——说他是名利场迷失的“老江湖”，说散文写成了套路、演讲翻来覆去没新意。更有甚者直接判他“跌落神坛”“人神共愤”，恨不得一笔勾销他几十年的文学功绩。
作为贾平凹的老读者，我不以为然。别急着喊打倒贾平凹，一个在当代中国文坛深耕五十载、留下《丑石》《商州三录》《废都》《秦腔》的作家，不是几句泄愤式的差评就能推倒的。
一、他的底子，是《丑石》和商州夯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少人被那篇《丑石》击中过——“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那是贾平凹从刘熙载那里化来的美学宣言，朴素却有千钧之力。
而《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把陕南山地写成了一座纸上故园，与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遥相辉映，让“商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原乡。
还有《浮躁》获过美孚飞马文学奖，《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写活了乡土中国在改革大潮中的呼吸与阵痛——这批早期作品，至今读来仍无人不叹服。
若只凭后期某几部作品不如人意，就把前半生的文学实绩一并抹杀，那是读者的傲慢，不是批评的正道。
二、《废都》不是罪证，是提前交出的时代答卷
《废都》1993年出版时，因其大胆笔触和庄之蝶的颓靡，引发轩然大波，一度被禁，贾平凹背负骂名十余年。
可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如今学界越来越多声音承认，《废都》敏锐捕捉了90年代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幻灭与价值崩塌，是“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镜像”。
它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绝非偶然，马原甚至说“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读《废都》”。当年骂得最凶的人，有些后来也坦承“时代欠了平凹一个情”。
一部曾被误解的作品，不该永远成为砸向作家的石头。
三、作家会变，但不能要求他永远是二十七岁
有人说贾平凹后期写《秦腔》《古炉》《带灯》《山本》，絮絮叨叨、重复自己，不像年轻时那么“鲜”。可一个在文坛游走几十年的作家，怎么可能不变化？
他本人说得恳切：“年轻时清新而不深刻，老了少了矫饰却多了粗粝。”七十岁以后写《秦岭记》，他仍在求变——文体跨界、意象叙事、打通小说与散文的边界，这在当代作家里极为罕见。
你可以不喜欢他晚年的美学转向，可以说他某些作品不如前期，但“不如从前”不等于“一无是处”，更不等于该被拉下神坛踏上一脚。鲁迅也有自评不满意的作品，没人因此否定鲁迅；对贾平凹也该有同样的耐心与尺度。
四、历史的镜子：比今天的喊打声更大的，也曾归于理性
说到“喊打倒”，不由得让人想起一段往事。“文革”年间，邓拓、吴晗、廖沫沙因《三家村札记》被举国口诛笔伐，周扬被定为“文艺黑线总头目”投入秦城监狱整整九年——那声势比今天网络上嚷几句“贾平凹江郎才尽”不知猛烈多少倍。
可历史翻过一页，1979年“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周扬重返文坛领导岗位，他们的文字重回书架，被后人重新读懂。当年那么铺天盖地的“打倒”，尚且抵不过时间的再审视。
当然，邓拓他们遭遇的是政治冤案，与今天对一位作家的文学褒贬性质完全不同，不可简单等同。
但这个逻辑值得深思：连那种级别的全民性狂热情绪，最终都被时间拉回了理性轨道，如今对一个仍在写作的老作家动辄“跌落神坛”“人神共愤”，是不是更该留一分清醒与耐心？
五、打倒容易，取而代之的在哪里？
文学批评当然需要——指出欲望叙事的偏颇、女性形象的扁平、某些篇章的自我重复，都是正当的学理讨论。但把文学批评退化成网络谩骂、“人神共愤”“跌落神坛”式的情绪狂欢，就变味了。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能五十年持续写作、屡获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作品译成数十种语言、扶掖后进、守护陕西文脉的作家，掰着手指头数不出几个。贾平凹是其中一个。
别轻易喊打倒。作品自有公论，时间自有秤杆。
贾平凹的文学地位，不在键盘侠的喜怒里，而在《丑石》的纹理中，在商州的清风明月里，在一代代读者的重读间。
若真觉得他“江郎才尽”，与其忙着拆台，不如拿出比《商州三录》更好的东西来——那才是真正的文学对话。
2026年6月18日写于西安 图片来自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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