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15岁才知道我原来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

1945年初春，潮湿的南风吹进高雄冈山的教室，15岁的陈明忠翻着一本从同学手里辗转而来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句“吾族自当自强”让他心头陡然一紧——那是他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这一刹那，日语课本里“朕钦昭告诸民”的语调仿佛走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词：中国。

回忆往事，要从1895年说起。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自此，同化的机器轰鸣启动：改姓名，禁中文，学校里悬挂着天皇像，孩子早操时必须向它鞠躬。到了20世纪30年代，皇民化政策加码，连街头的商号都被要求改成日文招牌。陈明忠出生在1929年，家里是高雄大地主，父母望子成龙，送他进日人主办的学校。老师常挂在嘴边的叮嘱是：“你们是帝国臣民。”在孩童的世界里，这话天经地义，他也曾憧憬过披挂甲胄、骑白马当“日本陆军大将”的模样。

裂痕却悄悄爬上心墙。州立高雄中学里，日籍学生常用“清国奴”嘲笑本地孩子。一次冲突之后，对方丢下一句冰冷的警告：“可以还手，但别指望赢。”自尊被刺痛，陈明忠却不明白缘由，只能把屈辱压进心底。翻开那本关于孙中山的书，他才对“民族”二字有了最直观的体悟：原来，这片岛屿并非天皇的赐予，而本应与大陆同宗同源。霎时，少年心中燃起新火。

1944年，他考入台中农业专科学校。可战局崩溃，日本开始大规模征兵。1945年1月，他被抓进军营，再度被灌输所谓“为天皇战死是荣光”的口号。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他和战友们还穿着军服，呆站在操场上，不知下一步往哪走。半年后，国民政府的军舰驶进高雄港，街头一夜之间挂满青天白日旗，陈明忠混在人群中呐喊，“中国来了”。

光复的欢腾并未持续太久。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军警的枪声撕碎了新生的憧憬。短短几日，高雄、台北、台中遍布尸骸。那年18岁的陈明忠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新的压迫者取代旧的殖民者，仍旧可以让人民无语仰望。于是他秘密接触地下刊物，读到了《新华日报》、《论持久战》，并暗中参加学生社团，向同学解释什么是“人民主权”。

1949年，大陆解放临近。中共中央决定派出骨干潜入台湾，准备迎接渡海作战。其时国民党在岛内实施戒严，特务横行，破晓时分常有卡车拉走“嫌疑分子”。1950年3月，陈明忠的名字出现在逮捕名单。面对白色恐怖，他咬紧牙关，坚持不认罪，被以“匪谍”罪名判十年。高墙铁窗里，纸条成了最珍贵的教材，囚犯们把《共产党宣言》的章节抄在烟盒纸上，在昏暗灯光下传阅。

1960年期满出狱，他回到街头，却发现岛内气氛更紧。美国顾问频繁出入要地，蒋氏当局严防大陆讯息。经过短暂喘息，他与党外人士、保钓青年暗中联络，租民房开读书会。1976年2月，国民党情报系统发难，同伙被捕，陈明忠再次落网。军法处依“叛乱”条款判处死刑。宣判前夜，看守冷冷抛下一句：“写遗书吧。”他淡淡回答：“准备好了。”

就在绞刑架即将升起的那周，《纽约时报》刊出整版求援广告，署名的是旅美台生与保钓学者。1.6万美元的版面费，换来国际社会的注目。蒋经国不得不把“立即执行”改为十五年徒刑。消息播出时，台湾电视机前的人们第一次听到“陈明忠”这个名字，却并不知道他已在看守所里挺过水刑、电椅、立卧撑等整治。狱友回忆，“他身上没一处完整皮肤”。

漫长的牢狱生活里，陈明忠仍在组织学习。有人因痛苦而崩溃，有人随风倒向检举，他却像钉子一样固执。看守私下问他为何抵抗极刑，他只说六个字：“求死，所以无惧。”1987年7月，台湾正式解除戒严，大气候改变，他获准保外就医。出门那天，街巷里锣鼓喧天，他却悄悄回到老宅，只陪母亲吃了顿稀饭——母子此前已隔着铁窗错过两次会见。

1990年，他拿到护照前往东京、纽约，亲自向当年出钱登广告的朋友们致谢。有人问他：“值不值？”他笑笑，“至少我对得起那本三民主义的小册子。”自此，他成为岛内公开主张统一的少数派，出入各种座谈，语调平静，却句句带火。时代风向转凉，岛内媒体对他多有标签，他依旧维持简朴生活，常在书桌前摊开《左传》与《资本论》交替阅读。

晚年回望，陈明忠承认自己错过了太多岁月：21年铁窗，头发全白，家产散尽。可他说，童年遭遇的那种被唤作“清国奴”的羞辱，总算在1949年迎来翻篇；更庆幸的是，自己没在电椅下出局，还能见到国家走出积贫积弱。2019年11月，他因病辞世，享年90岁。家里那本翻得破旧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被封进玻璃匣，不再借阅，却时常有人前来驻足。

街坊说，老人最后几年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潮水推不回去。”声音不高，却像当年牢房里那盏微弱的灯，照见了不同年代里无数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