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一、二把手产生芥蒂，组织又增补第三政委去协调，可惜无果

陈再道将军最出名的职务就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很多关于他的风云事迹都是在担任此职时发生，而他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于这段经历也是大书特书，可见意义非凡。

不过仔细看过他的回忆录能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即他曾经有过三任搭档政委，对第一任王任重、第三任钟汉华都着墨颇多，唯独对中间的谭仁甫只字不提，仿佛从没有第二任一般，为何如此呢？

这并非笔误，也不是忘记，概因陈、谭二人相处得很不融洽，一些事情完全是对立观点，中央派人来调和都没用，最终只能把其中一人调开。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把谭调离、让钟继任，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一、

1955年，全国军区改制，原湖北军区主体编为武汉军区，是同年的十二大军区之一，由陈再道出任司令员、王任重出任政委。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再道和王任重就在冀南合作过，并且王还身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主要精力放在了地方工作上，两人就各司其职，相处愉快。

但是到了1958年，局势发生一定变化。熟悉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一年全军展开了反“教条主义”运动，原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挨了严厉批评，陈再道在压力之下强撑着没有攻击老首长，导致被人扣帽子说是“在武汉的代理人”。

如此背景下，中央认为军区的思想工作还是要由专人来抓，否则将来怕出乱子，因此就让谭甫仁担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帮忙陈再道“纠正思想”。

可以说这番安排一开始就让陈、谭有些对立，谭是带着任务去的，陈是“需要改正”的对象，一来二去，俩人之间难免产生芥蒂。

在此后的工作中，他们的想法也有很大差异，比如反“教条主义”运动期间部队需要经常搞总结反思，陈再道觉得精力有限，应该集中在训练上，态度就有些敷衍。谭甫仁作为政工干部则认为是上级指示，就必须严格执行。

运动结束以后，两人的争吵也没停止，陈再道更注重实战准备，谭甫仁强调政治教育。

到全国困难时期，军区要搞生产自救，陈再道组织部队实地操作，先干了再说；谭甫仁侧重思想动员，让指战员满怀热情后，才事半功倍。

对于资源分配，两人也有很大分歧，陈再道优先考虑的是升级军事装备，谭甫仁则认为以更新学习材料为先。

从1959年到1960年，两人在军区会议上经常大吵，导致许多事项需要经反复拉扯才能确定，极大地耽误时间。吵到后来两人不吵了，但并非情况好转，而是彼此不愿意沟通，有什么意见都是靠人和文件传达交流。

二、

这搞得下面的人无所适从，只好向中央汇报情况，表示军区内部司令和政委常常意见相左，影响执行和效率，军区党委多次开会协调，没能取得效果。

组织考虑到王任重在军区只是挂名，难以插手，便决定再调一名政委来协助处理。1960年底，钟汉华被任命为武汉军区第三政委。

钟汉华战争年代曾任冀南军区政委、中野二纵副政委，是陈再道的老部下、老搭档，上级希望这位老熟人，能缓和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的关系。

钟汉华到任后，确实做了很多努力，他时不时拉着陈再道、谭甫仁开闭门小会，让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不要把火气带出去。奈何说及运动相关事宜之际，陈再道仍然有看法，谭甫仁则继续坚持原则，说到最后都说不拢。

见这无效，钟汉华又组织联合调研，与陈、谭一起去一线了解问题解决问题。在调研的过程中，陈再道还是主抓训练细节，谭甫仁依旧思想为先，钟汉华在中间好一通劝，才阻止又吵起来。

后来的一次党委会，钟汉华建议既然相处别扭，不如重新调整分工，尽量让工作不重叠，各管各的，这样能减少摩擦。

陈再道觉得这个方法不错，谭甫仁却摇头，表示干部的职责是中央定的，自己调整会影响政治节奏，也会让其他军区看武汉军区的笑话。钟汉华无奈，只好私下里各自谈话，希望两人能放下旧怨好好合作。

坐下来谈不行，去一线实践也不行，钟汉华就组织重回老区，让两位同志回到革命的起点，希望能触动到他们。

然而陈、谭对往事是感慨万分，涉及到现实问题又吵起来，针对老区的一些工作，谭甫仁守方法、陈再道求灵活，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钟汉华也是无奈了，但一二把手的矛盾不是他能解决的，只好如实向上级反馈，中央见情况如此，也不再把两人强扭在一起，谭甫仁不久调到军事法院担任院长，后又转到工程兵当政委。

三、

其实陈再道、谭甫仁并不是说谁为人存在很大问题，单纯是性格和做事方法差异大，他们都跟后来的搭档关系融洽。

钟汉华在谭甫仁走后升任实际管事的第二政委，他和陈再道就把武汉军区的事务整理得井井有条，稳定稳当。

而谭甫仁在工程兵时也跟司令员陈士榘极为融洽，谭要调到昆明军区时，陈士榘还特别不舍。所以配合不好，不能简单说哪个人就存在问题，都有能力，只是方式不对。

还有一点令人唏嘘的是，陈再道和谭甫仁后来都遇到了大波折，陈再道和钟汉华因“百万雄师”事件被下放多年，生活一度非常窘迫；

谭甫仁虽然没受到什么政治方面的打击，但在1970年担任昆明军区政委期间，他被军区保卫部保卫科的人给谋害了。可惜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