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提干后回村,顺路去看望小学班主任,竟被他硬塞了一个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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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绿皮火车在况且况且的巨响中喷吐着白烟,穿行在华北平原有些萧瑟的原野上。车厢里弥漫着旱烟味、泡面味和浓重的人情味,我坐在靠窗的硬座上,心里涌动着难以言说的热流。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在特种兵部队服役四年,在一次重要任务时荣立二等功,平日训练作风、考核成绩常年拔尖,连队将我的材料上报申请提干。祖上三代都是种地农民,能从一名老兵转成少尉军官,实打实是鲤鱼跳龙门。这次假期,也是我确定提干授衔后,头一回回乡下老家。

我的军用挎包里塞满了给爹娘买的糕点、给两个弟弟买的文具,还有两条香烟。那两条烟,是我专门给小学班主任王老师买的。

如果没有王老师,我穿不上这身军装,甚至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一九八三年初冬,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爹蹲在门槛上抽着闷烟,叹着气对我说:“林生,别念了,回家帮爹放羊吧。”

我哭着跑了出去,在村外的土地庙里躲了一天。傍晚时分,是王老师举着手电筒找到了冻得发僵的我。他把我背回学校的宿舍,用粗糙的大手把我冰凉的脚丫子捂在怀里,又从炉火里扒出半个烤红薯塞进我手里。



那是这辈子我吃过最甜的红薯。王老师替我垫了学费,还跑去我家把我爹骂了一顿,说这娃是块读书的料,砸锅卖铁也得供。从那以后,我在学校的午饭几乎都是在王老师那里吃的,他碗里只要有片肉,必定会夹到我的碗里。

客车在县城汽车站停下,我又倒了一趟拖拉机,终于在傍晚时分回到了熟悉的柳树湾。村口的老柳树掉光了叶子,几只喜鹊在枝头叫着。我没有直接回我家,而是拎着那两条烟,径直走向了村东头的破旧小学。

学校还是老样子,几排红砖房,操场上长着枯黄的杂草。王老师就住在教室后头的一间平房里。走到门前,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熬中药的味道。

门半掩着,我轻轻推开,眼前的景象让我鼻头一酸。屋里光线昏暗,墙皮脱落了不少。炕上铺着破旧的褥子,那个记忆中高大硬朗、说话像洪钟一样的王老师,此刻正蜷缩在被窝里,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凸起,头发白了一大半。

炉子旁,一个穿着旧碎花棉袄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扇着火,砂锅里的中药咕噜噜地冒着热气。听到门响,姑娘站起身转过头来。她大约二十出头,皮肤是不见阳光的苍白,但五官很清秀,眼睛透着一股子倔强和安静。

“咳咳……是谁啊?”王老师虚弱地睁开眼。

我三步并作两步跨到炕前,双腿并拢,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王老师,林生回来看您了!”

王老师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亮光。他挣扎着要坐起来,那姑娘赶紧过去扶住他,在他背后垫了个枕头。“林生?真的是林生啊!”

我告诉他我提干后,他的眼眶湿润了,“好,好啊!老师没看错你,没看错你!”

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把烟放在炕头上,反握住他的手,才发现他的手凉得像冰块。“老师,您这是怎么了?病得这么重,怎么不去县医院看看?”

王老师苦笑着摇摇头,一阵剧烈的咳嗽让他喘不上气来。那姑娘连忙端起旁边的一个搪瓷缸,用勺子喂他喝了两口温水,又轻轻给他顺着背。

“胃癌,晚期。”王老师喘息着,语气却出奇地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医生说,也就这几个月的事了。瞎折腾啥,省下点钱吧。”

我如遭雷击,呆立在当场。在部队里摸爬滚打流血流汗都没掉过几次眼泪的我,此刻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王老师拍了拍我的手背,转头看向那个姑娘,说道:“林生,这是秀儿。你以前应该没见过,你当兵走的那年,她爹妈去矿上打工出了事,都没了。她是我亲侄女,我就把她接过来当亲闺女养了。”



秀儿微微低了低头,小声叫了一句:“林生哥。”她的嗓音有些沙哑,手指不安地搓着衣角,指关节因为常年干粗活而显得粗大。

我赶紧擦了擦眼泪,点点头答应了一声。

王老师突然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他对着秀儿挥了挥手:“秀儿,你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瓶罐头,林生好不容易回来,得招待招待。”

秀儿咬了咬嘴唇,似乎知道王老师要说什么,有些犹豫,但还是顺从地拿了零钱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王老师两个人,中药的苦涩味在空气中弥漫。

“林生,老师今天厚着这张老脸,想求你一件事。”王老师的手指死死地扣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让我感到吃惊,“这件事,你如果觉得为难,就当老师放了个屁,千万别勉强。”

我连忙说:“老师,您的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您有啥事尽管说,只要我林生能办到,上刀山下火海都不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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