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勾勒云南地区历史演进轨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印象

来源：光明日报

牵牛引马者步履稳健，负重前行者躬身而行，发式、服饰、形态各异的人物汇聚成一幅流动的图景，映照出古代云南地区族群往来与文化交融的景象。“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数字动画呈现的这些生动场面皆取材于展览中的一件青铜贮贝器。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云南省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400余组件，不仅系统呈现了以古滇国为代表的西南夷各族在持续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别具一格的区域文化，更生动勾勒出云南地区的历史演进轨迹。

各具特色的璀璨文化

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等大小不一的族群，即《史记》所称的“西南夷”。这些族群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还要数“滇人”。战国时期，生活在滇池区域的“滇人”崛起，建立“滇国”。滇人有着精湛的冶铸技术，将生活、信仰与征伐等场景“书写”在青铜器上，铸就了一部“青铜史书”。

滇人男女皆佩戴饰品，饰物是其身份与审美的表达。其中，有领玉镯堪称滇人的顶流饰品。与常见玉镯不同，其内侧有一圈凸起的“领”，增加了佩戴的舒适度。在展厅中，记者发现，无论是骑士猎鹿扣饰上驰骋的骑士，还是四舞俑铜鼓上动感的舞者，腕间都佩戴着这件“时尚单品”。

铜扣饰也是滇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物品之一。这类背后带矩形齿扣的饰物，多佩戴于腰间或胸前，属于滇国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展柜里那三件以牛为核心的铜扣饰如同微型的青铜浮雕，以极为写实的手法凝固了古滇国社会生活的鲜活瞬间。

在滇人眼中，牛并非普通牲畜，而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祭品与崇拜的对象。这种情感与信仰被工匠们刻画在扣饰的方寸之间。这三件扣饰用系列画面生动诠释了牛在古滇国的重要地位：剽牛祭祀是人们向神明献祭出最宝贵的公牛，以期得到神明庇护的仪式。“剽牛祭祀”铜扣饰展示了祭祀前准备阶段的激烈场景：众人正合力制服一牛，有人按住牛背，有人用绳拴住牛头，有人挽住牛尾，场面十分激烈。“疗牛”铜扣饰则流露出滇人对牛深沉的爱护之心：一人正悉心照料一头瘦骨嶙峋的病牛，一手好似正持药物喂牛。“二牛交媾”铜扣饰直白地表达了滇人对牛的繁衍与生长之重视，同时也是其生殖崇拜的体现。

生活在云南东部曲靖地区的“劳浸”“靡莫”部族是滇国的盟友。他们与“滇”同姓，结成区域联盟，相互扶持。考古发现，两者器物多有共通，昭示着其紧密的盟友关系。一件可能为劳浸靡莫部族遗物的铜剑及蛇纹铜剑鞘上将蛇的意象运用到极致：只见剑鞘两侧由下向上各排列从小到大的八条蛇，生动演绎着从幼蛇到成蛇的成长过程；中部下方也有一蛇头，两侧则各分列五道半圆弧，象征盘曲的蛇身；仔细看，剑鞘最上面还横卧着一条小蛇。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一件滇人的蛇衔网状铜器。器物呈镂空网兜状，有点像当下洗菜的滤水篮；一条写实的蛇从器身一端昂然探出，双目圆睁，利齿微露。两件器物上共同的蛇元素揭示了两个地区族群间在文化上密切的联系。

滇人的敌人，是主要活跃于滇西地区的“昆明人”。当时洱海被称为“昆明池”，“昆明人”的活动区域在今天大理、楚雄一带，而非今日的昆明市。

在一件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上，“滇人”与“昆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被如实重现。器盖上的雕塑如同一张战场快照，定格了一场激战的瞬间。22个人物中，一方是椎髻、装备精良的滇国将士，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处于上风；另一方则是辫发、装备相对简陋的“昆明人”，在战斗中陷入下风——有人被斩杀，有人倒地挣扎，有人跪地求饶，也有人双手被缚，已成俘虏。

文化融汇发展的沃壤

富饶的滇池盆地不仅是土著民族生长的摇篮，也是各方文化融汇发展的沃壤。生活于此的“滇人”以其豁达开放的性格，通过贸易、迁徙、贡赏等方式，与周邻诸多文化持续交往交流和交融。

展厅中，无论是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西汉三狼噬羊铜扣饰，还是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虎噬猪铜扣饰，皆表现了充满张力的动物搏杀场景。这类弱肉强食、充满动感的画面，在北方草原文化中经常见到。它们在遥远的滇地出现，无疑是草原文化南向影响的印证。

与此同时，“蜀身毒道”则串联起古滇国与更遥远的文明。至迟在战国后期，从四川、云南经缅甸至印度等地的“国际商路”——“蜀身毒道”已开通。这条贸易与文化走廊可沟通南亚、印度洋一带。滇国墓葬中发现许多具有域外元素的珍贵器物，如海贝、玛瑙、蜻蜓眼玻璃珠、琥珀饰品等，它们也许就是通过“蜀身毒道”传入的。展柜里，一堆个头不大、光泽莹润的西汉环纹货贝就是见证。滇国发现的环纹货贝超过20万枚，有可能是滇人的货币之一。这种货贝出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水区，反映出古滇国在经济交往中与沿海地区的密切关系。

出土于“哀牢”族群生活区域的琥珀珠制作精美，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产地可能是缅甸克钦邦德乃琥珀山。而独立展柜中的那只战国青铜人物形杖首，是一位装束奇特的女性形象：她有着浓密编发，上身着方格纹薄衫，下着饰有菱形回纹的衣裙，左手贴胸，略微抬起，右手位于腹部前，姿态含蓄而神秘。有学者推测，其发型、服饰与手势皆带有外来文化风格，可能是“昆明人”与远方文明接触的生动见证。

从“徼外之邦”到“郡县之地”

秦修五尺道，汉立益州郡。在交往、交流与交融中，西南夷逐渐汇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战国晚期，西南夷与巴蜀等地的交通往来已较频繁。秦汉以来，中原民众通过从军、为官、商旅、移民等多种途径进入西南夷地区，在当地落籍生根，这也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奠定了基础。

展厅里的战国铜编钟在器形上与中原地区的编钟相似，而装饰纹样则展现了鲜明的地区特色，饰有蛇、牛、虎等动物形象，体现当地的图腾信仰，是云南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见证。

汉武帝时期，滇国降汉。汉武帝以滇国故地为中心，设立益州郡。从此，云南大部被正式纳入汉朝大一统国家的行政版图。云南河泊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为今人揭示了这段尘封两千多年的汉代边疆治理细节。

河泊所遗址东部为益州郡郡治所在地，出土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展厅中有一方方小小的封泥，是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河泊所出土的两千多枚封泥中，最重要的当数“滇国相印”与“益州太守章”，二者与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滇王之印”被称为“滇地三印”。它们共同说明，汉朝在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国号和王号，并以“相”制衡，实行“郡国并行”的双重管理模式，体现了中央政权“因俗而治”“柔性羁縻”的统治智慧。

河泊所遗址还出土了上万枚有字的简牍，记录了两汉对云南边疆的治理体系，是汉代边疆治理的鲜活档案。“滇池以亭行”简牍反映出汉代在益州郡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邮亭系统；“始元四年”纪年简牍为下级官吏向上级的汇报文书，类似于今天的“办公日志”；《论语·八佾》简牍的发现，是《论语》等儒家经典在汉代西南边疆流传的直接证据。这些简牍还原了中央王朝将职官、邮传、赋役、刑罚、户籍管理等制度引入当地，对西南夷地区实施长期有效治理的历史事实。

苍山负雪，滇水含章。在持续的交往交流中，西南边疆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