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色资本家，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后担任外贸部长，84岁去世

红色资本家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后来出任外贸部长，年逾八旬后逝世，他的一生有哪些传奇故事？

1950年3月，北京的风里还带着料峭寒意。刚刚挂牌的中央贸易机构里，几盏昏黄灯火彻夜不熄，一位四十出头的浙江人推开窗子，看着街口新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有人悄声提醒：“卢局长，该休息了。”他却摇摇头，“外面还在封锁，每一分钟都是外汇。”这人叫卢绪章，此刻的身份是对外贸易公司的首任总经理，而几年前，他在重庆的酒桌上却被人尊称“卢老板”。

上海滩是他最初的练兵场。1920年代的租界霓虹闪烁，洋行、银号、戏院并肩，来沪淘金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14岁的卢绪章在码头扛过包，也在外资船运公司抄过账本。夜里，他混在工人里听演讲，反复琢磨一句话：“没有经济底子，革命是折翼的鹰。”这念头埋下种子。十年打拼，靠着精明和信誉，他与两位相识于夜校的朋友凑出本金，1933年挂牌“广大华行”，主营纺织品与杂货进出口，挂的是商号，掩的却是另一条暗线。

真正的转折在重庆。1940年盛夏，山城雾气掩住来往的汽笛。一天黄昏，卢绪章在曾家岩的一间小楼里见到一位微笑却目光犀利的中年人——周恩来。对话至今仍在档案中保密，但有一句传为秘训：“钱要挣，命更要保，身份得藏在烟火里。”当晚回去，他把那页手写指示投入炭火，从此仅对一人负责，连枕边的妻子毛梅影也只知丈夫“在做大生意”。

广阔的生意网是最好的迷彩。为了给根据地换取急需的外汇，他把收购的生丝、土特产打着“赈济物资”名义运到缅甸，再转手美元。国民党宪兵队三天两头来查账，账本却工整无懈可击。一次，军统特务施公猛递上《新华日报》，半眯着眼问：“卢老板，这报子你看吗？”卢绪章笑答：“商人要知道各家嘴里怎么说行情，左的右的，我都得看。”一番闲聊，茶水见底，探子反请他吃饭。这种打太极般的周旋，五年如一日。

1945年，抗战结束，广大华行随他重返上海。江面上炮舰增多，市场投机骤起，卢绪章却在浮华背后盘算另一笔大账：如何把公司资产安全送到香港，以备将来解放上海所需。他把货轮分段登记在不同空壳公司名下，又把黄金熔成茶罐底座，漂洋过海。国民党警探盯上他，几次审讯都找不出破绽，只得无功而返。

1948年底，他忽然消失在上海滩。传言说“卢老板”被抓，也有人猜他躲去东南亚。实际上，他早已按密令连夜北上，辗转来到冀中平原。西北坡的窑洞里，他与从各地汇集而来的经济线同志同吃高粱面，白天学习整党文件，夜里讨论接管大城市的仓储与关税。有人半开玩笑：“卢先生，脱下呢子大衣还习惯吗？”他只答一句：“习惯，一样干活儿吃饭。”

1949年5月，他随第三野战军渡江进入上海。那些被妥善保存的外汇、船只和账册，在接收组手里迅速“变形”成粮棉药械，顶住了最初的外汇窘境。陈毅风趣地对他说：“你这是把资本家干成了红色的。”同年冬天，对外贸易公司挂牌，卢绪章被推到台前。没了雪白西装，他仍说一口带着江南味的普通话：“只要能换到机器，能买到我们缺的东西，就值。”当时的银行金库里外汇不足一千万美元，三年后翻了十倍，首批成套设备源源运回，沿海三大机械厂得以复工，这些数字在后来的统计报表上冷冰冰，却承载着生死攸关的重量。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外贸并非单纯做买卖。彼时西方封锁加剧，银根紧张，外债需偿，苏联援助远水难解近渴。外贸部既要开辟新市场，又得保证战略物资供应。卢绪章熟稔“花外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的门道，东南亚华侨网络、香港中资行、甚至旧时同僚的人脉，都成了急用的水源。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桥要宽，坝要固，水才流得进来。”外人听来像行商心法，知情者却明白那是对经济安全的诠释。

在北京的那些年，他仍保持着重庆时期的低调。冬天大氅穿到发白，办公室常见他亲自核对出口合同，一遍又一遍。部里年轻人初见，都难以把这位似乎不苟言笑的长者，同外界传闻的“百万元户”联想在一起。有一次，老部下试探：“部长，您年轻时周旋政商，都没露过底子？”他沉吟片刻，笑答：“良知若在，戏就能演下去。”这句话后来被记录进内部培训教材，成了隐蔽战线精神的注脚。

回头看，他的一生仿佛两条并行轨道：一条是数字满天飞的商路，另一条是电报、暗语、单线联系的地下通道。八路军办事处需要的黄金，他想法凑；解放初期急缺的棉布，他八方采购。等到外贸体系站稳脚跟，他又默默退到幕后一线，为培育新生代干部四处奔走。1995年11月8日清晨，84岁的心脏停跳，遗物中最显眼的是那本被翻烂的《资本论》和一本发黄的往来账册，扉页用毛笔写着四个字：经世济民。

如果说炮火声中的前线是“明枪”，那么卢绪章和他的同伴们在市声鼎沸里操持的就是“暗箭”。没有这些看似平凡的算盘、账单、货船和票据，许多沉重的枪炮或许无处觅得钢铁与火药。每当档案卷宗翻到那一行数字——“筹得外汇四百万美元”——人们大抵能想象，这些被悄悄送往延安、晋察冀的资金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夜行与险象。可他生前极少夸口，曾对秘书说：“我只是个生意人，做了点该做的事。”话虽平淡，却已足够写进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