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在黑夜和萨拉热窝之间

体坛周报全媒体驻意大利记者 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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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我在晚饭后去了山顶，在大树下从晚霞满天一直坐到四周一片漆黑。

这是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边境上的界山，喀斯特山区气候干爽，坐一整个晚上也少有蚊虫打搅，皮肤也感到惬意。

加拿大和波黑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一阵。欢呼声一阵阵从山下传来，显然来自波斯尼亚人。作为距离前南斯拉夫最近的意大利城市，波斯尼亚人在这里随处可见，他们很多是1990年代逃避战乱、背井离乡的难民。那次大离散把他们分散到了整个西欧，有人去了瑞士，有人去了德国和奥地利，有人飘洋过海去了北美。本次波黑世界杯26人名单，有17人出生在海外。

埃斯米尔·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就是这样的球员。这位效力于埃因霍温的前锋，冲击力和创造力出色，在对阵意大利的世预赛附加赛上罚进了将波黑送进世界杯的点球。现年21岁的他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父母当年逃离的正是斯雷布雷尼察。

这支球队的象征无疑是40岁的哲科——足球史上第一位在英超、德甲和意甲都至少打进50球的球员。波黑在点球大战中击败意大利，老将哲科率领球队闯入队史第二次世界杯。赛后队友们疯狂庆祝，他却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比赛中受伤的手臂还吊在绷带里。

哲科比任何队友都更清楚代表波斯尼亚参赛的含义。他是球队中在波黑本土出生和长大的少数几人之一。1992年战争爆发时，哲科只有6岁。在恐怖的萨拉热窝围城中，他的一家经历了最恐怖的4年，15人挤在35平米的住宅里。平民随时可能被狙击手击倒，出门觅食如同闯关。有一次，母亲碰巧让他留在家里，一枚炮弹落在他时常玩球的场地上，炸死了几个孩子。

去年搬到这个边境小城，我和巴尔干的距离忽然拉近了。本地报纸有一个“巴尔干新闻”专区，持续追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前南诸国的动态。也是在去年，正是这家报纸爆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萨拉热窝围城期间，包括意大利人在内的西方富人，付费参加塞族军队组织的“周末狩猎”游戏，被安排到指定地点射杀波斯尼亚平民取乐。

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哲科，就是那个年代的幸存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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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欢呼的波斯尼亚人在哪里？

走下山来，我以为能跟着声音找到他们的某个据点，比如一家酒吧，却发现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聚会场所。欢呼声更多是从居民楼里传出来的，只不过，散落在各处的波斯尼亚人如此激动，竟像是大面积占据了整个古城区。

我在波斯尼亚人的欢呼声中，第一次真心认可了48队扩编后的世界杯。

对于一些国家的人们来说，足球是追逐荣耀和激越，就像瑞奇·马丁在《生命之杯》中所唱：“生命是一场竞赛，必须梦想成为冠军。”我长久支持的巴西、阿根廷，我从不支持的英格兰，都是如此。

对于另一些国家的人们，梦想则是参与到竞赛之中，哪怕只踢完小组赛便就此告别——仅此而已，但也因此而圆满。

早在3月份附加赛时，我就曾想过，我更支持波黑淘汰意大利，不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球员让我敬重和喜爱的程度超过哲科，还因为这样的足球奇迹可以让波黑人经历生命中珍贵而罕见的一次狂喜。

波黑人的欢呼之外，2026世界杯上正在发生各种预料之中的闹剧。因凡蒂诺对美国总统和美式商业文化全面妥协，所谓“强制补水规定”实质上只是为转播商腾出更多广告时段；令人难堪的大量空座衬托着高昂的票价；索马里裁判被无故遣返；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等球队入境时受到刁难；伊朗队还必须在比赛当天往返于驻地墨西哥与比赛地美国之间……

这些乱象，并不是一个大赛主办国在开赛初期通常会被吐槽的内容，而是资本与权力傲慢双重碾压体育的直接结果。

因凡蒂诺再没有4年前在卡塔尔国际足联大会上的那种豪迈，他变得语无伦次，只顾强调与特朗普友谊的重要性——“没有特朗普，这届世界杯根本办不起来”。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去年末的抽签仪式上向特朗普颁发了“FIFA和平奖”，而随后特朗普便对委内瑞拉动手，又对伊朗动武，把自己和整个世界一步步推进了灾难性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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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去山顶，是我每天唯一可以不想这些的时刻。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样一种节奏里度过2026年的世界杯。

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排除在报社的美加墨前方报道团之外，也不打算向任何人寻求解释。当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不该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去寻找理由。

这确实给我的世界杯工作带来了许多困扰。欧洲和北美之间的时差，让我不得不彻夜看球、写稿。如此辛苦，只为了写出千把个字——这是否本身就是一种荒唐？我应该出现在赛场内外，应该和各国球迷在一起，应该写下更多现场的感受，应该拍摄和分享有趣的短视频，应该直播我切换着不同语种和世界各国球迷的互动。

我的世界杯在哪里？这是开赛第一天我反复问自己的问题。第二天，我在波斯尼亚人的欢呼声里找到了一些意义，但他们把自己和欢呼声都关在家门里，让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可以拥抱的人，一个可以当面告诉他“我为波斯尼亚和哲科高兴”的人。

那天夜里，我突然想到：我的这届世界杯，大约就在黑夜和萨拉热窝之间。不想要这样的日子，却又必须继续下去。在萨拉热窝，无辜、不公正这些概念早已变得无足轻重，唯一有价值的，是活下去。这是哲科和他的母亲懂得的事，也是那些至今流散在外、却穿着球衣为波黑欢呼的人们懂得的事。

这是我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无法左右别人的决定，但至少可以把持住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行字。《足球周刊》的读者不必担心——只要我还能继续书写我的感受，还能与这个世界你来我往，这个专栏就不会沦为无聊的AI叙事，也不会成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

对足球的热爱、对人的热爱，仍然占据着我的心，哪怕必须走在黑夜和萨拉热窝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