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我蹲在老宅台阶上擦那双皮鞋。
鞋帮子磨得发白，边角起了毛边，可我一直舍不得扔。
这是蔡梅香六十岁那年给我买的，在商场转了一下午，挑了半天才选中这双，说鞋底软，走路不累脚。
她一辈子就这点爱好，喜欢给我买鞋，说我脚大，不好买，得挑仔细了。
我正擦着，听见屋里傅大勇在打电话。
声音不小，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
“叔，您放心，我家老头那套房子地段好，两年前就传要拆迁，现在估摸着能到一百二十万。您要是感兴趣，咱尽快办手续，我这边养老院都打听好了，一个月两千八，条件不错，包吃包住……”
手里的擦鞋刷掉了，掉在台阶上，弹了一下，滚到泥地里。
我没去捡。
就那么坐着，手上的抹布还攥着，手指头发僵。
傅大勇的笑声从窗户里传出来，爽朗得很，像是在说什么大喜事。
他大概以为我耳背听不见，或者觉得就算听见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从来不会反对他。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他要什么我给什么，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下午。
从太阳正中坐到西斜，影子在脚底下越拉越长，从脚边一点点挪到了墙根底下。
中间孙德健下班回来，看见我坐那儿，停下来看了看：“老傅，咋了？坐这儿一下午了。”我摇摇头说没事，就想坐会儿。
他也没多问，拍了拍我肩膀就进了自己家门。
我又坐了一个小时，腿麻得不行了，扶着墙慢慢站起来。
膝盖咔咔响了两声，疼得我龇了龇牙。
进屋的时候傅大勇已经挂了电话，躺在沙发上看手机，翘着二郎腿，脚一晃一晃的。
看见我进来，头也没抬：“爸，晚上吃啥？”我说不饿，进了卧室关上门。
蔡梅香的遗物箱在床底下，用一块旧布盖着，上面落了一层灰。
我把它拖出来，打开盖子。
东西不多，几件她平时穿的衣服，一件她织了半截的毛衣，针还插在上面，毛线已经泛黄了。
还有一双新布鞋，她给自己做的，鞋面上绣了两朵小花，她手巧，绣得好看。
最上面放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她走之前一个月写的。
肝癌晚期，疼得厉害的时候趴在病床上写的。
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蹭花了，笔画断断续续的。
我认得那个笔迹，她年轻的时候字写得好看，后来手指关节疼，就慢慢写不好了。
“老傅，我这一辈子没去过什么地方。你退休了别学我，也出去走走。别光为儿子活，你也替自己想想。你这个人啊，一辈子就知道对别人好，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我走了以后没人管你了，你得自己管自己。”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每看一遍，心口就酸一下。
蔡梅香嫁给我三十六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年轻的时候穷，住厂里的筒子楼，一间屋子十几平米，做饭在走廊上，上厕所要跑半条街。
她跟着我吃苦，一句怨言都没有。
后来条件好了，分了这套房子，她也老了。
再后来就病了。
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老傅，我就一个遗憾，没出去看看。
我说等你好了我带你去，她笑了笑没说话——她知道自己好不了。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去。
床头柜上摆着她的遗像，黑白的，她笑得很安静，眉眼弯弯的。
那是她五十岁那年拍的，那时候身体还好，头发还没白。
我说：“梅香，我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傅大勇那通电话，一句一句地来回转。
我侧过身看着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黄乎乎的光影。
凌晨两点多，我爬起来打开床头灯，翻出手机，搜二手房车。看了两个小时，越看越精神。四点多的时候，我拨了一个电话，是之前那个中介。
“喂，我那套房子，还卖吗？”
中介说卖啊，一直挂着呢，就等您点头了。
我说成，今天办手续。
挂了电话，我给傅大勇发了条消息：“房子我卖了，钱我自己拿着。你妈留下的钱够我用了。你和芸熙好好过日子，不用操心我。”发完我就关机了，不给他打电话骂我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去了房产交易中心。
签字，按手印，过户。
我活了六十二年，头一次这么快做完一件事。
从交易中心出来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天。
天灰蒙蒙的，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就是胸口那块地方，比平时轻快了一些。
下午去了二手车市场。
市场挺大的，停满了各种车，有的看着挺新，有的破破烂烂的。
我转了一圈，看中一辆灰扑扑的二手房车，柴油的，开了五万公里。
卖车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说这车是他一个朋友的，开了两年，没跑过远路，就是平时出去玩用的。
我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里面收拾得还算干净，后铺能睡两个人，有个小厨房，厕所也有，虽然小了点但够用。
要价四十八万，我没还价，直接付了款。
过户的时候工作人员多看了我一眼：“叔，您一个人开？”我说一个人。
他没再说什么，递给我一张单子让我签字。
车开回来的时候，孙德健正在楼下跟人下棋。
看见我开着辆房车回来，棋盘一推就跑了过来：“你这是……真买了？”我停好车熄了火，嗯了一声。
“房子呢？”
“也卖了。”他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你儿子知道不？”我说知道。
“你那叫通知！不是商量！”他声音大起来，旁边下棋的几个老头都往这边看。
我没吭声，锁了车门往楼里走。他在后面喊：“老傅，你想想清楚！”我摆了摆手，没回头。
当天下午大舅子来了。
蔡梅香的亲哥，比我大三岁，退休前当了个小领导，说话从来都跟训人似的。
一进门就板着脸：“德成，你多大岁数了？还玩离家出走？梅香要是活着，能让你这么胡来？”我给他倒了杯茶，他看都不看，就搁那儿。
他说了半个多小时，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老了要有个根，不能瞎折腾，别让外人看笑话。
我坐在对面听着，一句话也没往心里去。
他说完了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你自己好好想想！”
晚上孙子打电话来了。
小家伙九岁，刚上三年级，声音奶声奶气的：“爷爷，爸爸说你疯了，你不要我们了。”我心里一酸，嘴上说别听你爸瞎说，爷爷就是出去走走。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等爷爷走够了就回来。
“那你快点回来啊，我想你了。”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灯也没开，就那么黑灯瞎火地坐着。
后来儿媳董芸熙来了。
穿件红大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的，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抹眼泪。
红着眼眶说爸您这是干什么呀，大勇这两天吃不下睡不着，孩子也跟着担心，您这么一走我们怎么办。
我说芸熙，房子我已经卖了。
她愣了一下，眼泪也不抹了。
我说你们两口子打的什么算盘我不聋不瞎，这些年你们惦记那房子我不是不知道。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坐了一会儿拎着包就走了，出门的时候大衣下摆甩得挺重。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
家具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就剩一张旧沙发和一台电视。
墙上的结婚照还在，我没舍得拆。
三十六年了，从筒子楼搬到这套房子里，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墙上，搬了几次家都没丢。
照片上蔡梅香笑得很开心，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碎花衬衫。
那件衬衫她后来穿了十年，洗得发白了也不舍得扔，说还能穿。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舍不得。
我说：“梅香，我把房子卖了。你说得对，我这辈子就该替自己活一回。”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透。
四点多我就醒了，睡不着，干脆起来收拾。
最后几样东西搬上车，蔡梅香的遗像，她的遗物箱，那顶红帽子，几件换洗衣服。
车里空间不大，但是一个人住绰绰有余。
我把东西归置好，站在车旁边四面看了看。
老街坊们都还在睡着，巷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孙德健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靠着墙，嘴里叼着根烟，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我绑好行李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他面前：“老孙，我走了。”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去哪儿？”
“往西走，走到哪算哪。”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他把烟掐了，扔在地上踩了两脚：“你他妈就是个疯子。”
我笑了笑没说话。
发动了车，柴油发动机嗡嗡响起来，方向盘握在手里有点凉。
挂挡，踩油门，车慢慢往前挪。
后视镜里，那座住了三十年的老宅越来越小。
那棵我二十岁时种的槐树，树冠在晨风里轻轻摇着，叶子哗哗响。
那个我修了无数次的院门，门上的漆掉了一块又一块，我一直说补一补，一直没抽出空来。
那条我走了半辈子的巷子，青石板的路面坑坑洼洼的。
全在后视镜里变小变模糊，最后拐了个弯，什么都看不见了。
开出城的时候天刚亮透。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前挡风玻璃上晃得眼睛疼。
我放下遮阳板，拿过副驾驶上那顶枣红色的帽子，戴在头上。
有点紧，箍得脑袋发紧，我没摘。
这是蔡梅香的帽子，她逛了好几家商场才买到的，回来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挺喜欢的。
可买回来就不舍得戴了，说等出门再戴。
后来一直没出门，一压就是十年。
现在我要替她戴上了。
第一天晚上，我停在一个服务区。
服务区里停了不少大货车，司机们三三两两蹲在车旁边抽烟聊天，有的趴在方向盘上睡觉。
我把车开到角落里停好，熄了火，拉了手刹，拉上窗帘。
车里有股味道，新塑料加上柴油味，混在一起，闻着不太习惯。
我躺在后铺上，床垫有点硬，枕头太软，脖子不舒服。
阖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傅大勇那通电话，大舅子的骂声，董芸熙的眼泪，孙德健那句“疯子”。
我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
又翻了个身。
再翻。
睡不着。
我坐起来，摸出蔡梅香的遗信，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
我们结婚的时候她跟我说，老傅，跟你在一起我不求大富大贵，就求安安稳稳的。
我说好。
结果呢，她跟着我窝了一辈子。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去。躺下来，盯着车顶看了半天。
第二天早上醒来脖子落枕了，后脑勺那根筋扯着疼。
去服务区卫生间洗脸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镜子。
镜子里的头发白了不少，眼袋肿着，整个人灰扑扑的，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我冲镜子笑了笑，笑得有点尴尬。
那顶帽子还戴在头上，我对着镜子正了正帽檐。然后回到车里，发动了车。
一路向西跑了三天。
头两天还算顺利，高速上柴油车有劲，爬坡不费劲，路上车也不多。
风景慢慢变了，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地。
以前在电视上才看到的那种黄土高坡，真的出现在眼前了。
路两边越来越空旷，有时候跑一二十公里都看不到一辆车，只有满天的云，远处的山，还有风吹过路面的声音。
第三天出事了。
在河南一个小镇上加油，加完油就打不着火了。
拧钥匙，发动机咔咔响了两声，像是喘不上来气似的，然后就安静了。
再拧，还是没动静。
我坐在驾驶座上，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
又试了一次，发动机哼了一声就没动静了。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看了看，问我啥情况。
我说打不着了，他掀开车头盖瞅了两眼也看不出名堂，帮我打了个电话。
四十分钟后一辆破面包车开过来，下来个修车师傅，四十来岁，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脸黑黑的，手指甲缝里全是机油。
他钻到车底下敲敲打打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满脑门油污：“发动机要大修，油路堵了，得两天。三千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三千块，我一个月退休金才四千多。
他看我脸色不太对，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要么您找拖车拖到别处看看，不过这个价差不多都这样，这车老啦，毛病多，买的时候便宜，修起来可不少花钱。”
我说修吧，不修也没别的办法了。
他点了点头，招呼了两个小工过来，几个人推着把车弄上拖车突突突开走了。
我站在服务区的水泥地上，看着房车一点点远了，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打了个哆嗦。
我蹲在服务区边上，翻出兜里的烟，点了一根。
好几年没抽了，第一口呛得我直咳嗽，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抽了两口，把烟掐了。
又拿出来一根，点上，这回没呛着。
我蹲在那儿一口一口地抽，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车。
烟灰被风吹散了，落在地上。
手机响了。孙德健打来的。
“老傅，到哪儿了？”
“河南。车坏了。”
“严重不？”
“要修两天，三千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要我说，要是想回来，现在还来得及。没跑多远，回来算了。”
我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地平线上有座小山包，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不回。”我说。
“你犟个啥呢？都六十好几的人了！”
我说：“我就是想看看，这路到底能走多远。我窝了一辈子了，就这一回。”
他叹了口气：“行吧，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我在服务区坐到傍晚。
太阳落山了，天边的云变成了橘红色，又慢慢变成灰蓝色。
修车师傅打电话来说车修好了，我去取车的时候，递给我一张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