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范进中举背后竟隐藏着当代社会的惊天秘密！

失衡的激励与断裂的韧性：《范进中举》的当代社会治理反思

——深层次剖析与实践性评论

王连升|评论员

【摘要】本文突破传统文学批评将《范进中举》简化为“封建科举批判”的单一叙事，从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视角，对范进“喜极而疯”这一经典意象进行深层次解构。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范进的疯癫不是一个异常个体的异常反应，而是一个异常系统的正常输出。文章从“激励扭曲”“社会流动性陷阱”“治理韧性缺失”三个维度展开剖析，并结合当代公考热、考研热、DSE焦虑等现实现象，提出“从单一赛道走向多元生态”的实践性治理路径。文章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包含对“失败”的宽容、对“过程”的尊重、对“多元尊严”的制度保障——让每一个“范进”即使在“不中举”时，也能有尊严地活着。

【关键词】范进中举；社会治理；单一评价体系；治理韧性；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一个被“误读”的经典意象

《范进中举》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一个54岁的老童生，穷困潦倒到“家里没有早饭米”，被丈人胡屠户骂作“现世宝”“癞蛤蟆”。突然一日，报帖升挂——他中举了。范进的反应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醒来后疯跑、跌进池塘、头发散乱、两手黄泥，一路拍手大笑到集上。

传统解读将其视为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这当然是对的，但远远不够。

300年过去了，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范进”并未消失。他只是换了一身行头——从“赶考的书生”变成了“刷题的考公人”“二战三战的考研党”“挤独木桥的高考生”。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357万，报录比90:1；考研人数虽有回落仍达388万；香港DSE考生中63%自述“考试压力影响了正常生活”。

数据是冰冷的，但数据背后的生命是滚烫的。每一个数据背后，都站着一个可能的“范进”。

如果我们仍然只用“封建残余”来解释这一切，那我们就太轻率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范进”？

二、穿透之一：激励扭曲——当“中举”的杠杆太高

2.1一个公式读懂范进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思维公式来理解范进的困境：

异化风险=成功后的收益X离不开这条路的程度/失败后的保障X其他出路

把这个公式套进范进的时代：

·成功后的收益：50-300倍（中举前靠岳父接济、教书糊口；中举后宅子、银子、社会地位暴增）

·离不开这条路的程度：极高（“万般皆下品”是当时的意识形态，没有体面的替代出路）

·失败后的保障：极低（“家里饿了两三日”是写实，不是夸张）

·其他出路：几乎为零（不中举就是“现世宝”，社会鄙视链的底端）

分子极大，分母极小。异化风险趋近于无穷大。

在这样的结构中，范进的“疯癫”不是“心理脆弱”，而是系统压力的必然释放。就像一个压力锅，阀门被死死压住，温度持续升高——爆炸不是“故障”，是“必然”。

2.2当代的“杠杆”有没有降低？

答案是：降低了，但远远不够。

当代公考的收益落差虽然不如明清科举极端（公务员与普通白领的收入差距约5-10倍，而非50-300倍），但路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连续备考3年以上的公考群体中，78%的人表示“即使知道成功率很低，也无法放弃”。原因很简单——投入太多，沉没成本太高，退出太丢人。

更关键的是“退出丢人”这四个字。当代社会的“退出的耻辱”，与胡屠户骂范进“现世宝”，在结构上是一回事——社会不宽容“失败”，不允许“体面退出”。于是，无数人像范进一样，被锁死在一条自己未必热爱的赛道上，越陷越深。

2.3实践反思：去杠杆化，但怎么去？

“去杠杆化”听起来很学术，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让“考上”和“考不上”的差距不要那么大。

但这恰恰是最难的事。公务员的待遇不可能大幅降低（那会引发更多问题），其他职业的待遇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追上公务员。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长期的结构性改革。

可行的实践路径是——不是降低“成功”的收益，而是增加“失败”的保障和“退出”的尊严。

具体而言：

·建立“备考转型资助金”：让长期备考后选择放弃的人，获得一笔转型资金和职业培训。这不是“补贴失败”，而是“承认付出的价值”。

·缩短备考周期：对公考、考研设置合理的次数上限，防止无限沉没。这不是“剥夺机会”，而是“强制保护”——阻止一个人在一条没有希望的赛道上耗尽一生。

三、穿透之二：社会流动性的“堰塞湖”

3.1科举的“幸存者偏差”

范进中举的故事之所以流传，恰恰因为它极端罕见。

清代从童生到举人的综合录取率约0.1%-0.24%——每1000-2500个童生，出1个举人。绝大多数人终身未能“上岸”。但他们没有被书写，没有名字，没有故事。我们记住的是范进——那个“成功”的幸存者。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我们只看见了成功者的狂欢，看不见失败者的沉默。而正是那些沉默的、被遗忘的失败者，构成了一个社会最沉重的沉没成本。

3.2当代的“堰塞湖”有多深？

当代公考的报录比是90:1，考研是5:1左右，高考一本录取率因省份而异（河南约12%，北京约30%）。虽然竞争烈度与明清不可同日而语，但“赛道单一化”的逻辑没有变——社会评价体系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几条“正规”路径。

2023年的“孔乙己的长衫”现象，本质上是这种单一化逻辑的当代回响。年轻人自嘲：“如果我不曾读书，我本可以心安理得地进厂打螺丝；偏偏我读了书，脱不下这件长衫，也够不上那个阶层。”这句话的精髓在于：他们发现自己被卡在中间——向上够不到“中举”，向下又“丢不起那人”。

这就是社会流动性的“堰塞湖”——水（人才）被堵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压力持续积聚。

3.3实践反思：打破“唯学历论”的制度设计

打破“唯学历论”，不能只靠宣传。需要制度设计。

第一，建立国家资历框架（NQF）。香港的资历架构（QF）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模板——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工作经验、技能认证纳入统一的能力等级体系，让“非学历资本”也能被看见、被承认。

第二，公务员招考增设“技术类”通道。目前公考以“综合管理类”为主，职业院校毕业生基本没有机会。增设面向技术人才（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农林技术）的公考岗位，既能拓宽人才通道，也能缓解“千军万马挤管理岗”的压力。

第三，改变媒体的“成功叙事”。停止炒作“状元”“上岸”，让“多元成功”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一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越多元，挤在单一赛道上的人就越少。

四、穿透之三：治理韧性的缺失——系统为何“不抗摔”

4.1什么是“治理韧性”？

“韧性”是一个生态学概念。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只有一种树，一场病虫害就能摧毁整片森林。一个生态系统如果有几百种树，一种树死了，其他树还在。

社会治理也是一样。如果社会只有一条“上升通道”，那么这条通道一旦拥堵或断裂，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危机。这就是“治理韧性”——系统在面对压力时的承受能力、缓冲能力和恢复能力。

4.2范进的系统中，韧性在哪里？

仔细读《范进中举》，你会发现：范进的系统几乎没有韧性。

·没有经济缓冲：中举前家里“饿了两三日”——挨饿是真实的，不是夸张。

·没有社会缓冲：胡屠户骂他“现世宝”——社会不仅不帮助失败者，还合法地羞辱他们。

·没有心理缓冲：范进得知中举时，周围人的反应是“吓了一跳”，而不是“扶起来解释”——没有人提供心理支持。

于是，当冲击（中举消息）来临时，范进的认知框架被瞬间击穿。他没有“缓冲带”，没有“安全网”，直接硬着陆——疯了。

4.3当代的“韧性”如何？——以香港为例

香港的治理韧性高于内地（5.5/10vs4.0/10）。为什么？

·有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饿不死人

·有学校社工，心理问题有人管

·有资历架构，非学历路径也被部分认可

结果是：香港DSE考生的“范进式焦虑”得分（3.12）显著低于内地公考群体（3.89）。赛道压力类似，但缓冲机制不同，结果不同。

这说明一个重要的实践真理：即使不改变“竞争”本身，只要改善“失败后的待遇”，就能显著降低个体的异化风险。

4.4实践反思：建设“有退路”的社会

“有退路”不是一个软弱的词。恰恰相反，一个允许人“体面退出”的社会，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具体措施：

·学校层面：开设“失败教育”课程，让孩子从小知道——失败不是耻辱，是人生常态。

·社区层面：建立“心理健康守门人”网络，让高危人群被早期识别、早期干预。

·政策层面：把心理咨询纳入医保，降低求助门槛；把“备考转型资助”纳入公共财政，让放弃者也有尊严。

五、核心价值体系的再定义：从“单一赛道”到“多元生态”

5.1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成功观”？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片森林——单一赛道就像“只有一种树”的速生林，长得快，但一场病虫害就全军覆没。多元生态就像原始森林——有乔木、灌木、苔藓，有猛兽、昆虫、微生物，相互依存，抗风险能力强。

我们的社会，需要从“速生林”走向“原始森林”。

这意味着：

·过程正义：不以结果论英雄。一个人努力了、付出了，即使没有“中举”，他的努力也值得被看见、被尊重。

·多元尊严：有多条获得尊严的路径。不只是“体制内”才有尊严，“体制外”同样可以有。

·代际公平：不让下一代承受比我们更大的压力。把童年还给孩子，把青春还给青年。

·容错文化：允许失败，体面退出。一个人可以“走错路”，但社会应该允许他“掉头”。

5.2“无范进社会”的愿景

让我尝试描述一个“无范进社会”的样子：

在这个社会里，一个54岁的人可以考公上岸，但他不会因为上岸而“疯癫”——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体面的生活、被尊重的身份、有意义的社会参与。“上岸”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事件，而不是他人生的全部意义。

他不需要通过“上岸”来证明“我不是失败者”，因为他从未被定义为“失败者”。

这听起来像乌托邦？也许。但芬兰做到了，瑞典做到了，德国正在做。他们有14亿人吗？没有。但14亿人不是“做不到”的理由，而是“更应该做”的理由——因为14亿人挤在同一条赛道上，互相踩踏，后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的。

六、结语：让每一个“范进”都有尊严地活着

回到范进。

范进的可悲，不在于他54岁才中举，而在于他54年的生命，只有在“中举”的那一刻才被赋予了意义。此前的54年，不是生活，只是等待。

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在制造无数个“范进”——他们等待的不是“中举”，而是“上岸”“录取”“转正”。在等待中，他们不敢恋爱、不敢旅行、不敢做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事。他们在“备考”中度过青春，在“刷题”中消磨生命。

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一个系统的错。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制造“中举前如蝼蚁，中举后如神明”的巨大撕裂感。可持续发展的终极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一个具有高度韧性的社会生态——在这里，一个人即使不“中举”，也能有尊严地生存；即使“中举”，也不需要通过“疯癫”来宣泄压抑已久的痛苦。

让成功来得平和一些，让失败也显得体面。

这，才是范进留给我们的真正命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回答的考题。

（全文完）

【评论性后记】

本文适合以下场景：

·学术演讲或公开讲座：以通俗而不失深度的语言呈现核心观点

·政策咨询报告：为决策者提供清晰的问题诊断与政策建议

·媒体评论：在大众媒体上传播学术思考

·课程讨论材料：作为社会学、公共管理、文化研究等课程的案例讨论文本

评论员简介：

王连升，研究员，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同时，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现任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年度工作报告》2021、2022、2023、2024、2025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要点》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编委会委员兼总编辑。同时，兼任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山东省人工智能学会青年科学家委员会委员，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北大创新评论特邀专家，证券日报特约专家，北京ESG研究院顾问，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顾问等。连续20年坚持知识公益，已有超过7,414,564人次享受了知识公益的专业帮扶。发表各种研究论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