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盟正滑向现实主义“规范霸权”

来源：环球时报

即将于本月18日至19日召开的欧盟峰会或将令中欧关系面临一次严峻考验。此前，包括比利时首相在内的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和部分智库、媒体正竭力营造一种“生死存亡”的焦虑叙事，将中国的发展描绘成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制度性威胁”，并以此为推动欧盟采取对华强硬政策造势。欧盟委员会则表示，正抓紧拟定针对中国的新的贸易政策工具。从深层逻辑看，现阶段对华政策日趋强硬，是欧盟从理想主义的“规范性力量”滑向现实主义“规范霸权”导致的结果。

欧盟曾是规则“建设者”

欧盟曾经是二战后国际秩序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实体之一，其“规范性力量”的本质在于凭借价值观和制度吸引力而非军事强制力影响世界。通过作出人类历史上较为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实践，欧盟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逻辑，构建出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领域，欧盟过去扮演着规则“引领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欧盟曾率先推动气候变化议程，参与主导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谈判进程，同时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标准，探索全球低碳转型的方向；在数字治理领域，欧盟2018年生效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全球个人数据权利保护作出新的实践，被世界各国广泛借鉴；在国际贸易领域，欧盟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这种“以行动示范、以合作促变”的方式，客观上使欧盟在冷战后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尊重，不少国家主动向欧洲标准看齐，希望通过融入欧洲主导的规范体系实现自身现代化，这也成为欧盟引以为傲的成就。

“规范霸权”的四个突出表现

然而，近年来欧盟的对外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2019年以来悄悄放弃了“文明力量”的传统理念，把地缘政治确立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其“规范性力量”逐渐被“规范霸权”所取代。突出表现为：

一是将市场准入作为推行自身标准的强制工具。欧盟凭借其2.5万亿欧元的庞大公共采购市场和4.5亿人口的单一消费市场，出台了《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一系列法规，要求全球企业服从欧盟的产业和低碳规范。

二是对外资准入设置了越来越苛刻的条件，诸如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产业的外来绿地投资，欧盟不仅要求投资者承诺创造就业、本土采购，还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落地和研发中心本土化等，通过行政手段迫使域外企业让渡技术优势和产业链主导权。这种产业保护主义，严重违背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市场开放精神。

三是规避国际责任，将自身的治理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碳关税就是典型例子。欧盟单方面对进口的高碳产品征收关税，实质上破坏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历史责任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79%，理应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但欧盟通过碳关税让其他国家为欧洲的低碳转型买单，规避了历史责任，加重了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负担。

四是欧盟正在推行全方位的“长臂规范”，从原材料开采、生产制造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植入欧盟技术标准、环保要求和在欧本土化规则，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全球产业链按照欧盟标准重构，从而掌握全球产业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

中国是欧洲“规范霸权”的主要对象之一。欧盟曾经“以合作促改变”，“吸引”中国融入欧洲主导的规范体系；近年来转变为“以防范逼就范”，而且不断加码。为此，欧盟持续抛出配套叙事，诸如中国“产能过剩”“不守国际规则”“制度性对手”“产业风险”“危及欧洲文明”等，把长期以来自身治理不力导致的政治分裂、社会分化、创新乏力造成的全球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归咎于“中国冲击”。在欧盟峰会即将举行之际，欧盟各方密集放风要对中国采取措施，中欧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稳定与平衡的中欧关系有利于双方

面对欧盟的“规范霸权”，中方当前首先要对可能到来的经贸摩擦做好准备。从近几年欧盟政策来看，由布鲁塞尔主导的欧洲决策机制亟需战略理性，准确判断局势；文化优越感和“规范霸权”使其在应对利益矛盾时表现出任性。欧盟主流舆论如今把自身内外困局推责给中方，布鲁塞尔或顺水推舟，因此中方需对可能出现的态势做好各种准备。

其次，需要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应看到，欧盟对华强硬政策本质上是其内部危机的外部投射，是欧洲在相对衰落过程中焦虑和不安全感的集中体现，是外部归因的结果。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保持战略耐心，不要被对方的挑衅和情绪化言论所左右。

再次，稳定与平衡的中欧关系有利于双方。作为中欧关系最大的稳定因素，中方需要以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智慧去引领、塑造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传统的合作模式、认知范式难以应对新的挑战，必须挖掘新的潜力。因此，中欧关系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再平衡”，构建新的“互补性”和“兼容性”，开辟中欧关系的新空间。例如，中欧在气候变化、绿色能源、数字治理、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需要把潜力转化为新的合作项目。

第三方合作也可成为中欧关系新的增长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欧洲的技术、管理经验相结合，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实现三方共赢。在这些新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可逐步改变中欧关系过度依赖传统货物贸易的局面，丰富合作内涵，提升合作水平，增强双边关系的韧性。

对欧洲的研究能力需要同步提升，系统、全面、及时地了解欧洲对华认知与政策进程，以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对欧策略。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社会、学界、智库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对话，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国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主张和政策，增进相互理解，减少误解和误判，积累信任，促进合作。

欧盟从规范性力量向“规范霸权”的转变，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有着深刻影响。面对这一挑战，我们既要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要坚持开放合作，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就长远来看，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合作共赢是趋势。就现阶段而言，双方交流和交锋将伴随始终。交流需要善意，交锋需要实力，发展的实力能让欧盟摒弃文明优越感，回到理性和客观的轨道上来，与中国一道，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