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效与面临的难题

日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经管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论坛暨光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果发布会”上，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刘元春发表了题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效与面临的难题》的主旨演讲。

刘元春指出，当前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诸多发展成就，既为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筑牢坚实的实践根基，也推动中国学人从感性认知、自发探索阶段迈入自觉的、理性的体系构建阶段。

他强调，构建自主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诸多学人的共同夙愿，也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追求。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实践发展的深度决定理论思考的深度。如果理论研究脱离实践、过度超前，不仅无法完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反而会使强行搭建理论框架成为实践创新的“绊脚石”。过去一百多年里，构建中国经济学、中国金融学知识体系的尝试多停留在梦想阶段。

这一梦想何时才能实现？刘元春认为，只有当中国实践达到一定高度，即在整体经济领域表现为中国奇迹和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阶段性成就、金融领域也取得一系列世界公认成果时，才能说中国实践形成了独有的框架和值得总结的经验。这些成就的核心标志是：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贫困，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全面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框架和新战略，使中国式现代化在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的基础上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诸多成就

刘元春指出，学界对“中国金融发展奇迹”的系统性总结、学理性梳理仍相对滞后。过去四十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经金融学界几代人努力，中国金融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按西方经典理论难以解释的成就和奇迹。

第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中国金融发展奇迹的形成为中国金融学提供了实践基础，“中国金融学”从感性召唤步入理性构建阶段。

首先，快速持续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M2/GDP从1978年的0.32快速增长，到2025年达到2.3；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全面崛起，‌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4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一；普惠金融出现跨越式发展，‌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从2014年的不足10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超32万亿元‌；数字金融在全球领先‌，移动支付普及率超86%；数字信贷、央行数字货币（DC/EP）试点范围不断扩大，金融科技深度融入民生服务；科创金融新体系全面形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些发展创造了落后国家金融发展与赶超的奇迹，超越了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预测，是传统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特别是中国在科创金融领域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创新完全能够支持最前沿的科创，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供了全新的实践和理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推动中国金融学提供了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总结的思想指引。

其次，高效的金融资源定价与配置能力。刘元春指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型科创体系建设，金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为工业化快速完成了资本积累，二是为城市化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三是为新型科创体系构建成体系的科创金融新形态。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在金融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中国各地政府建立的平台公司，发挥了财政金融化的功能，为中国基础设施超前发展提供了基础。在过去几十年里以土地财政为典型样本，虽未遵循财政和货币的一般规则，却高效实现了资源集聚、定价与配置功能。这种定价模式难以用传统新古典定价模式解释。

再者，无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经济高速增长。刘元春指出，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各项指标较大幅度下跌，但GDP并未像西方市场经济体系那样出现负增长。这种超强的风险冲击承受力与金融体系的弹性、韧性从何而来，值得学界深入探究。这对未来认识中国房地产的新型调整模式和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尽管学界目前并没有完整总结中国金融奇迹的各种表现，也未彻底厘清相关现象背后的深层机理，但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展开持续探索和研究，推动金融学家全面总结中国金融在世界历史层面的新特征、新规律，进一步提炼中国金融奇迹所蕴含的新范畴、新理论和新体系，这大大有利于中国金融学的形成。

第二，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的发展与体系化，为中国金融学的构建提供了思想与政治指引。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许多结晶首先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学界虽有贡献，但从战略和政治角度将这些思想梳理清楚，靠的是党的创新理论。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下，学界开始在学理化、体系化、知识化上进行探索，直接成为中国金融学形成的核心动力。习近平经济思想自2017年全面提出，一直从战略引领、政治引领的角度不断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大量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总结出大量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这些成就一方面为中国金融学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价值观和政治方向，同时也为中国金融学提供了知识逻辑演绎、学理化、体系化的对象。在金融领域，党的创新理论集中体现在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上，其中凝练出的“八个坚持”“六个强大”和“六大体系”，这些都是自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构建的思想基础。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为中国金融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理论支撑应从哪里寻找？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配置规律做出准确表达，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以英国为案例对早期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进行深刻总结，因此，很多结论和观点不能简单照搬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想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源配置的新规律，一定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及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已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和标识性概念提炼出来，在历次座谈会上已被系统完整地阐述，均可纳入理论体系。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理论、关于坚持对外开放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理论等等。

当然，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理论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依然适用。例如：从价值生产过程理解货币与资本本质；从虚拟资本形成过程理解金融化程度；从资本主义总危机角度理解金融市场缺陷；从金融资本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理解外围国家发展的困难，以及“中心—外围论”形成的定价体系和风险体系对金融的理解；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理解金融科创的新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检验所有形态的动态长期主义标准。这些内容对当前梳理中国金融学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建设及其全面推进将中国金融学的构建从顶层设计全面进入到基层落实阶段。

2020年12月教育部正式批复设立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基地通过大量研究，在全国范围以“中国经济学”为核心，建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金融学、中国财政学、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史、中国区域经济学等9本教材，分27个团队进行研发。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建设步入到全面建设的新阶段，这些教材的建设为中国金融学的构建奠定了雏形。这为下一步培养理解中国金融学、研究中国金融学和创新中国金融学的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在中国金融学的建设方法、路径以及核心内容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基本共识。

过去十年的探索中，学界在中国金融学的建设方法、路径以及核心内容等方面形成了6大共识：必须总结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征事实和基本规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为思想指引；必须在“两个结合”中进行新范畴、新理论、新体系的总结，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属性；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资本为中心的人民性；必须在总结中国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新范式的构建。

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的六大挑战

刘元春指出，在已有成就基础上，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仍存在诸多挑战。

第一，如何全面系统总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体系化中国金融发展奇迹？

刘元春表示，学界对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及中国金融奇迹成就的认识还不十分深入，对于很多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典型事实的梳理还不完全，不同学者在认识中国金融的全貌过程中依然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还缺乏整体感。中国金融学的实践基础、历史基础、制度基础的认识不完整，其理论创新也就难以顺利开展。

第二，“两个结合”中如何把握范式体系之间的冲突，如何真正实现术语的革命和理论创新的体系化和融合化？

刘元春表示，“两个结合”一是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前学界对传统金融文化的梳理，大多仅停留在援引各种传统典籍的阶段，核心内容基本局限在中国在过去五千年历史中有辉煌的金融创新和思想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过去的很多金融实践是在自然经济、封建体系以及前工业化与非市场化条件下产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根本性的差异，我们能不能简单地进行概念移植和模式嫁接？传统文化在金融管理和发展中能不能直接提供新范式和新概念体系？这些问题值得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一文中专门提及金融文化，即现代金融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一要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二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三要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四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五要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了“两个结合”的样本，学界应深入学习、认真落实。

第三，如何将战略知识转化为可进行学理逻辑检验和实证检验的理论？

刘元春表示，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是从战略和政治高度把握，而学术需要知识体系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需经逻辑检验与实证检验。如何推动这一转化，目前依然处于探索阶段。

第四，如何在零星的学术创新中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以及可检验和可传播的新范式体系？

刘元春表示，许多教材已经提出一些内容，但整本书的核心概念体系是什么？如何让人一眼识别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中国金融学》，目前尚未有很好的答案。

第五，如何在中国经济学总体框架中体现中国金融学的体系构建？

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学》九本教材是一体的，各领域单列一册容易相互脱节并产生“分解谬误”。是否应先描绘大象的整体轮廓，将《中国经济学》基本体系、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确定后，再分领域进行编写？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六，如何从历史总结、当前模式以及未来战略中提炼出智能经济体系中金融的新规律和新模式，实现中国金融学在与新古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竞争中的弯道超车？

刘元春强调，中国经济学和中国金融学不仅要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规律，更要立足当下、指引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若只能回答历史之问，难以在回答时代之问中改造世界，那并不是好的学术。我们已经从传统工业体系进入智能经济新形态，金融的新形态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尤其是数字金融的革命性变化，已推动金融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与基本规律发生颠覆性变革。中国金融学若简单总结过去四十年的规律和经验，难以完全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和未来面临的挑战，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按照“十五五”规划，对于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新规律进行探索。只有在这些领域进行充分的创新和探索，才足以让我们在超越新古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范式的基础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来源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排版丨李珅

编辑丨王小雅

审阅丨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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