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e | 草木行脚，音留天涯：澳门与葡语世界的清茶闲话

茶的行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跌宕，也还要家常。

草木的行脚与名字的流转

在中国，茶是一半化在烟火里，一半飘在云烟上的。清晨开门，柴米油盐里有它粗粝的香气；黄昏掩扉，琴棋书画里有它空灵的影子。它通六艺，却不摆架子，能与高僧对坐参禅，也能陪村夫倚墙晒太阳。然而，这片在江南烟雨、巴蜀重山里长出来的叶子，终究是不甘寂寞的。它借着晚风，顺着那些在地图上曲折如掌纹的商路，悄悄地去敲异乡人的大门了。

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在欧洲人的记忆里，这片叶子的初相识，带着一丝遥远而神秘的梦呓。1559年，威尼斯威严的政厅里正翻阅着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编纂的《航海与旅行记》。书中借着一位名叫哈吉·马合木（Hajji Mahomed）的波斯商人之口，向地中海的世界描绘了一种来自“Catai”（中国）的奇妙药草——“Chai Catai”。那时的西洋人尚未见过茶树的真容，却已在文字的余香里，把这个发音印在了脑海中。他们惊叹于东方人对这株植物的依赖，仿佛那是一把开启东方长寿之门的神秘钥匙。

澳门的桥影与第一缕茶烟

在中国南海的襟喉处，澳门这处小小的半岛，恰似命运在漫长海岸线上留下的一个逗号。大航海时代的风帆一扬，这个逗号便成了东西方文明对谈的开场白。

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著作扉页

且看16世纪中叶，那些吃惯了奶酪、吹惯了大西洋海风的葡萄牙人抵澳租居，在香山的一隅，第一次撞见这种泛着幽绿光泽的干叶子。彼时的西方人瞧见中国人将这叶子投入沸水，便如临神迹。到了1556年，多明我会会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在广州的堂奥里，正襟危坐地接过了那一盏白瓷青花，在其回到葡萄牙后出版的《中国事务及其特点详论（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又名《漫话中国》或《中国志》，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专述中国的书）一书中那段近乎天真的白描，至今读来仍有余温——那水“微呈红色，药味很重”，然而主人敬茶时那份不分生熟、只要是体面人家便必定献茶的殷勤，却让这个异乡人尝到了一种超越宗教的、属于东方的温厚。

袁绍珊澳门在早期跨国茶叶贸易及茶文化传播中的门户角色文中插图

后来，耶稣会士利玛窦及其同伴庞迪我的手札，更把这抹茶香写得如丝如画。在公共图书馆那些泛黄的拉丁文原版札记里，利玛窦细致地观察到，这叫做“Cia”或“Cha”的著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且必须趁热。西方人从最初的“药草误解”，逐渐摸清了它在春天采集、阴处阴干的习性，甚至连它在日本能卖到“十二个金锭一磅”的身价也打听得一清二楚。

最妙的是那本明末耶稣会士在华生活的《拜客训示》。这些来自欧罗巴的“洋老爷”，进了中国的大门，也过起了最地道的名士生活。他们吩咐茶房，平日里自己喝喝“粗茶”便罢，可若来了贵客，必须端出“雨前茶”、“松萝茶”，或者是家里配好的“龙井”与“天池”。茶钟一响，案上还要配着梭子葡萄干、瓜仁薄荷与懒人饼。这种对琴心茶韵的入迷，哪里还是什么传教，分明是这些西洋的灵魂，早已被这盏清茶洗去了风尘，化在了中国人的生活情趣里。

语言更是长了脚的。在葡萄牙语里，“茶”不叫别的，偏偏叫作“Chá”。这与华夏的官话、粤语方言如出一辙。而隔壁的英吉利、法兰西，后来多用“Tea”或“Thé”，那是1607年以后，荷兰商人从闽南的港口里偷运出去的厦门话余音。一音分两路，葡人独得其“正音”，甚至到了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在《大中国志》里落笔时，依然笃定地写作“Chá”。这正是澳门在数百年风雨里，为中国茶保留的一份最地道的方言名片。

从南湾办事处到白金汉宫的奢侈

当文字在史册里定格，茶叶在贸易的浪潮里则变成了一场博弈。十七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最先嗅到了这片叶子的千金价值。1607年，荷兰商船在广州购得绿茶，正是经由澳门装货出港，转运至爪哇，再于1610年运抵阿姆斯特丹，正式拉开了跨国茶叶贸易的序幕。茶叶在欧洲从一磅卖到三十法郎的暴利，惊醒了耽于烈酒与咖啡的欧洲王室。

袁绍珊澳门在早期跨国茶叶贸易及茶文化传播中的门户角色文中插图

目前大英图书馆里，还藏着一封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理查德·韦克翰的信函。这位驻日本的英人，特意托付在澳门的代理人，不惜重金求购“一罐澳门最好的茶（chaw）”以及几只镀金的烟盒。可见在当时英国人的眼里，澳门不是一个普通的港口，它是上等品味的通路，是珍稀奢华的代名词。

到了1662年，葡萄牙布拉甘萨王朝的凯瑟琳公主远嫁英伦。这位在新婚燕尔里因饮不到茶而向侍从发脾气的王后，其嫁妆除了丹吉尔与孟买的土地，更有一套景德镇的青花瓷，和两百多磅来自东方的星村桐木关红茶。这位“饮茶王后”在白金汉宫的优雅一啜，彻底驯服了英国的上流社会。两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惜以四镑五先令的重金，购买区区两盎司茶叶进献给查理二世。

风气一开，不可遏制。16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南湾正式设立办事处，专营茶叶。虽然到了近代，香港的开埠与广州的庞大体量看似掩盖了这座小城的光芒，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精明的茶商依然因为“自澳门出口经常能卖得好价”的商业默契，宁可将茶叶从广州起运，绕道澳门出海。

大西洋与南美洲的汉家青绿

人的迁徙有时是为了生计，而草木的迁徙，往往带着文明的宏大宿命。

2018年8月15日，首批中国茶农抵达巴西纪念牌在里约揭牌 李明摄影

19世纪初，里约热内卢的阳光炽热而多情。葡萄牙王室为了在这片南美的沃土上复制东方的财富，做了一个近乎浪漫的决定：他们通过澳门的纽带，招募了数百名甘愿远渡重洋的中国茶农，并带着精选的茶籽与树苗，去了巴西。在法国画家德布雷后来的版画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群汉家子弟的身影。他们戴着竹笠，在异乡的泥土里弯下腰，用一双双习惯了江南水土的手，去抚慰那些在热带风暴里瑟缩的茶芽。

亚速尔群岛上的茶园 （摄影：Max_Dormann）

然而，这并非茶树在葡语世界的唯一奇迹。远在大西洋中央、九个火山岛连袂而成的亚速尔群岛上，圣米格尔岛（São Miguel）亦在静静等待着它的青绿。早在19世纪初，茶种可能便随船队落户于此，到1874年，为了挽救当地因病害而凋敝的橘园经济，亚速尔人同样将目光投向了东方。1878年秋天，两位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农——刘阿彬（Lau-A-Pan）与刘阿定（Lau-A-Teng），带着精湛的种茶与焙茶技术，踏上了这座被称作“绿岛（Ilha Verde）”的土地。

他们带来了东方古老的智慧，在这片火山灰肥沃的土壤里，筑起了欧洲至今唯一的历史茶园——戈雷亚纳（Gorreana）与波尔图福莫索（Porto Formoso）。当秋风吹过大西洋，那高悬在厂房门前的“Inicio de Colheita”（采茶季开始）的木牌，仿佛是一声跨越重洋的遥远回响，诉说着中国茶农如何用汗水，把汉家的草木，熬成了欧洲群岛上永不颓败的芬芳。

舌尖上的变奏与俗世的幽默

语言是文化的影子，文化深了，影子便有了生命。

走进葡语的世界，你会发现中国茶不仅进了解渴的皮囊，还进了他们的俚语和戏谑里。当葡萄牙人坐在波尔图的街头，说着“casa de chá”（茶馆）去寻一处消磨下午的去处，或者在冬日里点一杯“chá com limão”（柠檬红茶）时，他们已经把东方的闲适，过成了大西洋畔的日常。

日常里有不用刀叉、只配抹黄油面包的清淡午餐“almoço de chá”，也有带着一丝神秘色彩的“chá de Bruxas”（女巫茶）。最妙的莫过于那句“Tomar chá de parreira”（喝葡萄藤茶）。这世上哪里有什么葡萄藤做成的茶？这不过是葡人对葡萄酒的民间戏称。中国人讲究“以茶代酒”，到了生性浪漫的葡人这里，却变成了“以茶代名”。这种偷梁换柱的幽默，恰恰说明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是如同阳光、空气和美酒一般，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

一盏茶里的世界大同

行笔至此，倒让人看清了一个道理：茶的传奇，从来不是一场文化的侵袭，而是一次温柔的投奔。

它从中国的茶山出发，由澳门的码头解缆，经历过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却从未带去一枪一炮。它所到之处，只是让日本的禅房多了一分寂静，让英国的客厅添了一丝优雅，让巴西的植物园与大西洋的火山岛多了一抹青绿。

澳门，这座中西合璧的小城，至今依然在淡淡的茉莉与红茶香气里迎送日月。茶文化的流转，说到底，是人类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之下，对“安宁、和美、闲适”这六个字心照不宣的追求。当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举起茶盏，无论杯子里装的是云南的普洱，还是英伦的伯爵，亦或是亚速尔群岛上的绿茶，那一口咽下的，都是岁月静好，都是万物共生。

参考文献：

暨南大学历史系 吴宏岐 赵超. 葡萄牙与茶在欧洲的传播、种植[J]. 农业考古, 2011(02): 298-301.

澳门艺术博物馆 袁绍珊. 澳门在早期跨国茶叶贸易及茶文化传播中的门户角色[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4(12): 4-13.

作者：徐浩（Hume），现任澳门国际青年智库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