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敢打卢小嘉，他敢揍张学良吗？如果揍了，他会是啥结局

1926年一个寻常的夜晚，上海共舞台戏院灯火通明。黄金荣坐在二楼包厢里看戏，手边的茶续了三回。台上唱到精彩处，他拍了两下桌子，叫了一声好。

隔壁包厢里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西装，翘着腿。听到黄金荣叫好，年轻人没忍住笑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戏院里格外刺耳。

黄金荣扭过头看了一眼。他认出了这个人，卢小嘉，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认出来是一回事，收不收得住火是另一回事。黄金荣在法租界横行了十几年，手下门徒上千，租界巡捕房的人都得给他三分薄面。

一个小军阀的儿子，凭什么在他面前笑。

他站起身走过去，推开包厢的门，抬手就给了卢小嘉两个耳光。

卢小嘉没有还手。他擦了擦嘴角，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被扯歪的领子，看了黄金荣一眼，转身走了出去。一句话没说。

三天后的深夜，一辆军用卡车停在黄公馆门口，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跳下来。法租界的巡捕远远看着，没人上前阻拦。士兵冲进公馆，把黄金荣从被窝里拖出来，塞进卡车后斗。铁皮车厢门哐当一声关上，车灯划破夜色，一路开出了租界。

消息传到杜月笙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家里跟几个门客打牌。听完来人禀报，手里的牌没放，问了三个问题。人还活着吗。关在哪。卢永祥提了什么条件。

前面两个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人在浙江卢公馆的地牢里，活着，但瘦了一圈。最后一个问题拖了几天才有回音，卢永祥的态度很模糊，不要命，要一个交代，要一个体面。

杜月笙开始砸钱。整整两箱金条，外加上海法租界几条街的烟土生意分成。

他通过浙江当地的关系网一层层往上找，从卢公馆的副官一直找到卢永祥的幕僚长，每一个环节都塞足了银子。钱洒出去之后，对方松了口，说老太爷的意思是，荣记大世界那块招牌太响了，里面赌场烟馆什么都有，能不能让卢家也占一股。

杜月笙当天就派人把股权转让书送到了浙江。半个月后，黄金荣被放回来了。人瘦了一圈，精神还行，进门先喝了三碗粥。

很多人把这件事当成杜月笙的神来之笔，说他面子大到军阀都买账。可他们没想过一个问题，如果那天坐在戏院二楼包厢里的不是卢小嘉，而是张学良呢。

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的头衔是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麾下二十多万东北军，有全国唯一能造坦克和飞机的兵工厂。他身边的人每天递上来的公文，签名的人叫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杜月笙的拜帖就算递到张学良的副官手里，副官翻一翻可能就压到桌角去了。

黄金荣打卢小嘉，卢永祥还可以谈。因为卢永祥的势力出不了浙江，他需要上海租界的鸦片税养军队，需要青帮替他摆平码头上的纠纷。双方互有需要，所以可以坐下来谈价钱。换成一个不需要你任何东西的人，你拿什么跟他谈。

张学良不需要青帮的钱，青帮账上所有的金银加起来不如东北兵工厂一个月的产值。不需要青帮的人脉，他交往的层级是各国使节和各省主席。更不需要青帮替他做什么脏活，几十万军队在手，什么事不能自己做。

如果黄金荣那两巴掌落在张学良脸上，整件事的性质立刻就变了。不再是戏院里的民事纠纷，而是对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公然侮辱，是对几十万东北军士气的挑衅。南京方面会第一时间表态，要求严惩肇事者。租界当局会连夜开会，讨论把黄金荣从法租界清理出去。

杜月笙能做的不多，最多是赶在张学良动手之前，自己先把黄金荣绑了送到南京请罪，把黄家的全部产业充公赔罪，然后托宋子文或者孔祥熙递句话，说青帮愿意出钱出人给东北军做点什么。做到这个份上，黄金荣也活不了，区别只是死法体面一点还是屈辱一点。

卢永祥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失势，带着卢小嘉躲到天津做了寓公。

卢小嘉后半辈子活得很低调，换了好几个名字，不跟上海的故人联系，也不提当年的事。他不是不想回上海，是不敢。

张啸林跟卢永祥走的是同一条路，投靠日本人。他觉得有了日本人的刺刀撑腰，就能在上海滩继续横着走。194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的保镖林怀部拔枪打穿了他的太阳穴。子弹从窗口打出去，枪声惊飞了院子里一群鸽子。林怀部事后说，老头子那天喝多了酒，骂他偷东西，他没忍住。

黄金荣留在了上海，五十年代换上灰布衣裤，拎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的门口。记者围上来拍照，他低着头扫他的地，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当年被卢永祥的人从床上拽下来时磕在门框上的。他扫了半年，后来身体不行了，换了别人。1953年他死在自家阁楼上，邻居过了三天才闻到味道。

杜月笙死在香港之前，烧了一箱子借条，都是这些年别人欠他的钱。有人拦住他说老爷你烧了这些，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他摇摇头说，我没给他们留仇人。死的时候五十三岁，排场很大，灵堂里没多少老朋友。

回头看黄金荣挨那两巴掌，反倒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运气。要是打错了人，整个青帮的历史都要改写。可历史就这么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共舞台戏院的老售票员还记得，那天晚上散场之后，二楼包厢的茶杯碎了一地，有人踩着碎瓷片走下楼，皮鞋跟笃笃笃地敲在台阶上。

那脚步声消失在大门外之后，再也没人见过黄金荣在戏院里拍桌子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