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创新价值观与创新资源集聚

实现经济追赶早期虽还能依赖技术引进和模仿，然而在高度竞争的时代，科技创新的门槛抬高，科技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包括贸易份额、金融实力和国际收支平衡，失去创新意味着经济可能走下坡路

文｜邓宇

有关创新的讨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也直接关乎经济增长的动力。早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的概念，核心观点是“新创新会取代旧技术”，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变，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要素，也是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的埃德蒙德·费尔普斯教授曾在《活力》书中探讨了创新的价值观，强调“万众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活力的源泉”，并认为“一个现代国家应拥有创新所需的活力以及将创新融入经济的意愿”。无独有偶，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利普·阿吉翁进一步拆解“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理论，既要让现有创新者有动力，又要防止他们用优势阻碍创新。郑永年教授在《经济的跃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一书着重探讨了构建创新驱动体系及区域科创高地的路径，比如开放人才系统和企业系统、风险投资体系等必备的要素。

研究表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如何发挥企业的关键性作用，同样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壮大，也关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迸发，其中很重要的表征是活力、开放和包容，驱动各类初创企业迅速成长和崛起。立足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优化整合各类“耐心资本”，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激发万众创新的活力，为经济跃迁注入源头活水。

创新活力不足引发经济衰退的教训

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约瑟夫·熊彼特最早提出探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他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强调生产的重组和资源的配置。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衰退并非科技创新的落后，或更多源于大众创业创新价值观消退的表现，创新的缺乏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不足，陷入科技创新的分化局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分配明显不平衡，行业分布、城市分布以及人群分布等，这些不平衡最终造成社会不满情绪，进而引发了其他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挫伤了个体和创业团队的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是自主创新衰落和创新活力不足。目前，欧美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经济持续放缓、社会活力不足以及企业的竞争加剧，新的经济生态、新的业务模式给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科技创新提出了共同的难题。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

瑞典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等合作出版《增长陷阱：欧美经济衰落和创新的假象》书中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全球化正受到威胁，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陷入低增长的困境。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潜在危机并非“自然消失”，而是在繁荣的表象中“隐藏”，直到内外部的冲击开始挑战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技术所带来的可能并非无限光明的未来，需要反思技术对创新的意义和作用，但大多数人对技术仍持有正面看法，而忽略了技术对现有的市场竞争、企业管理以及工作方式等带来的长期挑战；二是资本市场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投资者对短期收益的关注超过长期价值投资，呈现出了投机和短视的弊端，经济增长动能在减退；三是全球化表现出“两面性”，跨国企业和扩张带来了商业的激烈竞争，其中大型企业的垄断和生产网络的碎片化等问题愈发突出，距离创新越来越远；四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监管出现新趋势，监管规则的变化、监管壁垒的增加和内部监管的矛盾等，导致市场竞争和企业管理的难度加大，打击了投资信心，市场投资环境趋于恶化。

回顾日本经验，知名日本研究学者理查德·卡茨在著作《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分析了日本“为什么越努力，越不敢创新的困境”？过去30年，日本的增长速度放缓至不足1%的水平，部分原因归于日本背弃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念。尽管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仍维持在3%左右，但大部分的来源集中于大型企业（称为“大象企业”），而所谓的“瞪羚企业”（高速成长期的创新型企业）相对较少。卡茨进一步分析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包括终身雇佣、年功序列、风险文化等成为阻碍创新的“枷锁”。日本政府曾在2022年制定一项计划，将“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00家，但调查显示，2024年日本有可能成长为独角兽企业达到14家，创出自2017年启动调查以来的新高，但距离日本政府定为未来目标的100家独角兽企业依然遥远。主因在于：一是“耐心资本”相对缺乏，由于日本缺乏风险资本和天使投资，加之长期低利率政策，意味着更低的资产回报，很难培育“瞪羚”企业；二是风险厌恶文化的内在约束，在日本，年轻企业的规模小，因资产抵押不足以及早期的市场份额低，而很难获得信贷支持。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发挥不足，日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优势减弱。

进一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龙·阿西莫格鲁在《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一书阐明，创新过程是一个隐含的竞争和创造性破坏过程。过去20多年，欧美发达国家的创新却出现了异化。埃里克森分析指出，许多欧美大型企业投资能力下降。1979年-2011年美国企业的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在上升，但这些流动资产的大幅上升或与运营资本毫无关系，企业的自我保护心态在增强，企业资本的闲置问题更突出，倾向于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产而不愿意增加投资。同时过剩资本寻求自我保护。大部分领先的西方企业不再增加必要资本而是过度储蓄，放弃利用创新和投资刺激增长以后，主要用过剩的资本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虽然近年来全球企业并购交易再次出现增长，但其目的逐渐从稳固竞争到保住市场定位，对下游管理增多，同时通过对供给链的管理加强了对上游生产的“家长式监控”，从而限制新竞争者，形成了创新的“藩篱”。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兴起，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开始引领全球创新创业。分析背后的逻辑，主要的便利条件在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跨国企业和跨国投资活跃，但欧美发达国家掀起“逆全球化”，创新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于初创企业而言，不确定时代越来越强调提出可行的增长目标，放弃不计一切代价谋增长的心态，有研究者称之为“骆驼型”企业。面对全新的创新创业环境和各种复杂挑战，作为前沿地带的创新型创造者，需要具备四方面优势：创造巨大的市场、从竞争中获益、获得生态系统支持、扩大人才库。

依照成功的跨国企业经验，虽然科技创新大都缘起于“天时”，但不能脱离创新生态的“地利”和“人和”。例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中国深圳、新加坡等，这些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往往具备独特的创新优势和突出的创新创业资源。初创企业需培养“全栈技能”和“骆驼型企业”，或权衡成本收益独立创建基础设施或硬件，或者利用其他公司资源合作共建，以此建立全栈护城河（即竞争力、资本和技术的三大护城河），增强发展韧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硅谷几乎成为全球创新创业胜地，汇聚全球顶端的科技创新企业、投资机构及人才，并通过硅谷模式输入全球科技产品和服务，引领前沿科技发展。但在2023年，以专业服务硅谷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的硅谷银行出现破产倒闭危机，其中硅谷科创企业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迁徙，也对该行的资产期限错配产生了直接影响。

著名创业投资者亚历山大·拉扎罗所著的《破界：如何改写硅谷规则》书中提到，硅谷模式并非“万能钥匙”，科技创新也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硅谷之外，世界各地的创新创业加快兴起，本土的风险投资也大量涌现，当地政府提供更加积极的政策扶持，全力打造新的创新高地，初创企业不再被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所垄断。研究发现，许多前沿地带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把握机遇的创业者”——大胆创新，寻求扩大公司规模。当下，大力推动前沿创新，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生态型创新”的模式，从人才培育、风险文化、激励机制等各层面建立开放包容的环境；另一方面要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向前沿创新领域集聚，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发展风险投资以支持前沿创新突破

科技与金融的正向循环具有积极效应。高质量的科技金融（包括公共科技投资、科技信贷、风险投资）匹配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依托专业金融工具，促进科技产业政策、企业研发生产和市场终端的正反馈，能够解决科技产业的“耐心资本”问题。

一方面，不能忽视科技行业高风险和高成长的特性。需要考虑三个潜在风险：其一，过度融资。低效重复的投资可能提高科技行业的杠杆，金融逐利和科技风险存在结构性冲突，过度金融化或过剩的科技产能都可能破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金融资源配置需要匹配科技创新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尊重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其二，路径依赖。短期内要摆脱传统信贷资产的过度依赖以及扭转重资产的经营模式，还存在较大难度。传统资本融资对专精特新等科技中小企业的服务匮乏，融资、担保与风控机制不健全。其三，绩效导向。各地竞相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基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但其中可能存在盲目投资和过度举债行为，地方对金融机构可能存在的政策干预，既抬高地方债务，也不利于金融资源配置。对此，需要避免追赶进程中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败和科技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培育“耐心资本”需要兼顾合理的投资回报。科技创新通常兼具高成长性和高风险等特征，前沿科技创新需要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但产业转化难度大、回报周期长。有三大问题待解：其一，科技企业本身具有周期长、高成长性、高风险性，科技金融涉及融资成本、资金断链以及财务风险问题（包括短期盈利萎缩、产出周期长），如果长期回报率不高、市场竞争不足且缺乏持续投资，可能引发投资风险。其二，投融贷债模式有待加快创新，而信贷一旦在科技企业的集中度过高，可能遭遇美国硅谷银行的流动性困局，且风险模型偏差可能放大科技投融资风险。其三，传统的信贷工具和品种相对单一，难以匹配大规模的科技中小型企业融资需求。美国硅谷银行的破产危机表明，科技企业资产集中度过高所隐含的巨大风险，特殊目的收购公司融资模式虽有创新，但同样存市场操纵、虚假估值、关联交易和信息不透明等潜在风险。

参照日本的经验教训，由于风险厌恶文化、政策约束和企业创新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日本错失互联网科技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比如在芯片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日本企业的存在感较低，还未诞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针对创新性破坏的问题，阿吉翁认为要注重基础教育，注重对创造力的培养，以及政府需要优化竞争政策，保证行业中存在着合理竞争，以及促进创造不断发生。

费尔普斯论述道，一个现代社会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去将这些新构思付诸实践——去创造和尝试它们，又促使人们提出新的构思，这样整个国家都将迎来新想法的蓬勃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郑永年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路径，即风险投资。他认为，科技创新从0到1，需培育更多“技术经纪人”，这类角色就是风险投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持有相似观点，即风险投资是资本市场发展重要的源头活水，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又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退出机制和有效激励，两者相辅相成。就此而言，支持科技创新，推动多样化的风险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至关重要。

创新制度的构建是实现经济跃迁的关键

纵观全球，全球科技创新的作用凸显，但日益分化。有关欧美企业的创新就饱受诟病，比如大企业病（组织臃肿、创新激励错位、跨部门协作困难、原创性技术匮乏等）。费尔普斯认为，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整体创新能力显著下降，创新已从“大众基层”萎缩为仅限硅谷等少数领域。

近年来，笔者专注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投融资研究，发现有两项指标关乎科技创新的成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企业能否立足，乃至于一国能否实现经济跃迁。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比如美国、德国等研发强度多数在3%以上，中国的研发强度已经增至2.8%，而其他中等甚至大型经济体的研发强度反而在减弱；二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引进和模仿虽能在经济增长初期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规模经济，但到了一定规模后，一国经济体往往因科技自主创新不足、产业链附加值处于低位而难以实现新的跃升，不但会产生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且国际市场份额持续下降，经济增长受到拖累。

现实的案例表明，创新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生态，表现在容忍失败、激励成功以及呼唤开放的环境。费尔普斯表示，创新并不是精英的专利，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共同改进的，是一种基于大众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但如何通过发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构建创新生态是现实难题。过去美国繁荣的经济和稳定增长的中产阶级等印证了科技创新带来的繁荣、发展和安全，而当前面临的问题仍然需要加快科技创新，通过科技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创新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度高，长远看保持了美国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先优势，其中公共部门在研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参照。

费尔普斯就经济活力的论述具有启发性。更广泛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仅是法治和私有产权，还有金融体制和劳动法，会影响创新过程中的行为人，从而促进或削弱经济的活力。欧洲国家的经验案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近年来，欧盟主要成员的研发经费强度低于美国和中国，而且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排名下降，欧盟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人才缺乏，没有诞生一定数量的大型科技企业，“安全优先”引发过于严格的监管，无疑对创新形成了更高的壁垒。

国际经验比较，实现经济追赶早期虽还能依赖技术引进和模仿，然而在高度竞争的时代，科技创新的门槛抬高，科技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包括贸易份额、金融实力和国际收支平衡，失去创新意味着经济可能走下坡路。中国在实现经济跃升和鼓励创新发展的经验值得探讨，其中的两点具有借鉴意义。一是科技创新战略的确立，经济转型期坚持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奠定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二是科技创新生态的构建，以创新为驱动，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融合，创设多元化的科技发展模式。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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