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13年9月，一辆黑色红旗车停在我家门口。
我从窗户里看见那车，心想谁家来了这么体面的人物。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藏青色外套的女人，六十来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我家的门牌号，眼眶一下就红了。
我端着搪瓷缸子去开门，门一开，手一抖，热水泼在手背上，我都没觉得烫。
她看着我，嘴唇抖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张高扬，你还记得1973年那个雪夜吗？”
我手里的缸子掉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怎么会不记得呢？
那年腊月二十三，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牛棚里，一个姑娘用身子，暖和了我一条命。
01
1973年，我十九岁，从城里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那年头，知青下乡是件光荣的事。
我爹是生产队长，思想觉悟高，第一批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
临走那天，我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块钱全塞在我裤兜里，让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到的地方是黑龙江边上的一个屯子，叫东风大队。
那地方冷得邪乎，九月份就开始下雪，到了冬天，吐口唾沫都能在半空中冻成冰碴子。
我们住的房子是土坯垒的，墙上裂缝能塞进一个拳头，晚上睡觉的时候，风从缝里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我分在第三生产队，队长姓王，叫王建国，四十出头，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嗓门大，队里人都怕他。
我这个人是那种不会来事的性子，干活不惜力，但不爱说话，也不会讨好领导。
队里其他人看我这样，也不怎么搭理我。
时间长了，我就有点孤僻，下工了也不爱跟人凑一块儿，一个人坐在炕上发呆。
那年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底就下了第一场大雪。
队里安排我们去山上砍柴，我跟着大家一起干，一天下来，身上捂出来的汗被风一吹，回来就觉得不舒服。
开始是嗓子疼，我没当回事，第二天照样出工，结果到了第三天，整个人就烧起来了。
我是睡到半夜的时候感觉不对的，浑身发冷，盖了两床被子还打摆子，牙齿磕得咯咯响。
同屋的梁子涵摸了一下我的额头，惊了一跳，说烫得能煎鸡蛋。
梁子涵是我在队里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他跟我一样是城里下来的知青，但比我会来事，跟谁都处得来。
他看我不对劲，连夜去叫了队里的老赤脚医生过来。
老医生姓李，六十多岁了，是这一带唯一能看病的人。
李老头给我把了脉，又看了看我的舌苔，脸色变了，说可能是肺炎，得赶紧送公社卫生院。
可那会儿是半夜，外面下着大雪，别说车了，连个牛车都找不到。李老头给我开了药，让梁子涵去公社抓药，他自己留下来看我。
吃了两天药，烧没退，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到了第四天，人都烧迷糊了，嘴里说胡话，翻来覆去就喊着“冷，冷”。
王队长来看了一眼，皱着眉头说，这病怕传染，不能让他跟大伙儿一个屋。
那时候大家对传染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谁都不敢碰我。王队长一开口，队里人就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了屯子边上的一个废弃牛棚里。
那牛棚破得不成样子，屋顶漏风，墙上有好几个大洞，地上铺了一层干草，连个炕都没有。李老头给我留下一大包草药，叹了口气就走了。
梁子涵想留下来照顾我，王队长不让，说队里还有活要干，不能为了我一个人耽误生产。
走之前，梁子涵偷偷塞了一个水壶和几个窝窝头在我枕头边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撑住，我晚上来看你。”
可是到了晚上，他没来。
我知道，肯定是被王队长拦住了。
那几天，我躺在牛棚里，听着外面的风声，感觉自己的身子一点一点变凉。我想，我大概要死在这个地方了。
没人知道我有多怕。
我想我妈，想我爹，想家里那张热炕头，想我妈做的热腾腾的饺子。
可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睁着眼睛，盯着屋顶漏下来的雪沫子，一点一点盖在我身上。
腊月二十三那天晚上，我的意识已经完全模糊了，感觉自己像在往一个很深很深的井里掉，周围是黑的，冷的，什么也抓不住。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牛棚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一股冷风灌进来，夹杂着雪花，我勉强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身影站在门口。那身影在雪光里显得很瘦小，浑身都在发抖。
是个姑娘。
她站在门口愣了几秒，然后关上门，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
02
那姑娘是来躲雪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山东逃荒过来的，家里遭了灾，爹娘都没了，跟着同村的人跑到东北讨生活。
结果走散了，她一个人瞎转悠了好几天，又饿又冷，看见这个牛棚，就想进来避避风。
她一进来就发现地上躺着个人，吓了一大跳，以为是个死人。她凑近了看，发现我还在喘气，但气息已经细得几乎快断了。
她伸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被烫得缩了回去。
“你烧得这么厉害？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能含含糊糊地哼了两声。
她蹲在我身边，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又看了看我，像是做了个什么决定。她把自己身上的破棉袄脱下来，盖在我身上，然后把自己的身子贴了上来。
我的记忆已经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只记得有一团热乎乎的东西贴在我背上，像是一团火，把那些快要冻僵的骨头一点一点地烤暖和了。
那种热乎，带着一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气味，是姑娘身上的那种淡淡的汗味，混着泥土和干草的味道，一点也不香，但就是热，热得让人安心。
她用胳膊搂着我，把我往她怀里拉，嘴里念叨着：“别死，求你了别死……”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的，像是也在发抖。
后来我才知道，她自己也冻得够呛，脱了棉袄就剩一件单薄的里衣，牛棚里零下十几度，她整个人被冻得嘴唇发紫，牙齿磕得咯咯响，但她硬是扛了一整夜。
那一夜，我感觉自己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窖，一会儿像被架在火上烤，反反复复的，难受得要命。
但每当我觉得自己要撑不住的时候，那股热乎劲儿就会重新贴上来，把我拽回来。
天快亮的时候，我的意识慢慢清楚了一点。我睁开眼睛，看见眼前是一个姑娘的脸，黑瘦黑瘦的，颧骨很高，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泥印子。
她没睡着，一直睁着眼睛看着我，见我醒了，嘴角咧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
“活过来了？”她的声音哑得厉害。
我张了张嘴，想说句话，但喉咙干得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发不出声。
“别说话，你身上还烫着呢，再歇歇。”
她又把我往怀里拉了拉，我没力气反抗，就这么窝在她怀里，又晕晕乎乎地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牛棚里已经亮堂了。阳光从破洞里照进来，照在干草上，泛着一种昏黄的光。
我身上还是热的，但那种感觉不太对了，热得不正常，像是一团火贴在身上。
我扭头一看，发现那个姑娘还在我背后，头靠在我肩膀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呼吸急促。
她在发烧，而且烧得不比我之前轻。
我心里一紧，想翻身去叫她，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用手肘撑了一下，结果反而把她惊醒了。
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我在看她，又咧了一下嘴，说：“你醒了就好了，我没事……”
话没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
我看见她的脸上淌下来一条泪，顺着眼角流到耳朵后面，又渗进了干草里。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一个女人流泪那么容易让人心疼。
我拼命地喊，但喉咙发了不出声，只能发出那种含含混混的“啊啊”声。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用胳膊肘撞她，想把她叫醒，但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在我急得快发疯的时候，牛棚的门被人推开了。
是李老头，他端着一碗粥过来了。
他看见我们俩那个样子，先是一愣，然后快步跑过来，把碗放在地上，伸手去探那个姑娘的额头，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你们这是……”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姑娘，像是明白了什么，叹了口气，说：“这姑娘怕也要烧出人命了。”
03
李老头把那个姑娘背到了大队的卫生室里，烧了热炕，熬了药，又用土法子给她降温。折腾了一整天，那姑娘的烧总算是退下来了。
她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能坐在炕上了。李老头给我们一人舀了一碗粥，我端着碗，手还在抖，但总算是能吃下东西了。
那姑娘坐在炕的另一头，低着头，端着碗，也不看我，也不说话，就那么小口小口地喝着粥。
李老头看看我，又看看她，点了点头说：“你们两个，算是互相救了一命。”
我把碗放在膝盖上，看着对面的姑娘，想说句谢谢，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那会儿年轻，脸皮薄，在一个姑娘面前说那些肉麻的话，总觉得不好意思。
倒是那姑娘先开口了，声音哑哑的：“我叫萧雨薇，山东泰安的。”
“我叫张高扬，城里的。”
“我知道，听出来了。”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城里人说话跟我们那旮旯不一样。”
她笑了，我也笑了。
那是我到东风大队以后，第一次笑得这么轻松。
萧雨薇的事情很快就在队里传开了。
有人同情她，说她命苦，一个人跑出来讨生活不容易。
也有人嚼舌根，说她一个姑娘家，钻到一个男人被窝里，太不要脸了。
那些闲话传到萧雨薇耳朵里，她脸色变了，但什么都没说，只是低着头，咬着嘴唇。
我看不下去，去找王队长，说萧雨薇救了我的命，不能让她饿死。王队长想了想，说队里食堂正好缺个人手，让她去帮忙，给口饭吃。
萧雨薇就在食堂安顿下来了。
那是1974年开春的事情。
我们俩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
我在队里干活，她在食堂帮忙，每天下工的时候，她会偷偷给我留一个窝窝头或者一块馍，用油纸包着，塞在我枕头底下。
我知道那是她用她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的。
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她一个女人家，一顿也就分到一个窝窝头，她自己吃了，我就没得吃。
但她还是天天给我留，我说了好几次，让她别留了，她不听。
有一次，我把她给我的窝窝头塞回她手里，说：“你吃，你比我还瘦。”
她低着头，看着那个窝窝头，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我慌了，手忙脚乱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说：“你别哭啊，我吃，我吃还不行吗？”
她擦了擦眼泪，把窝窝头塞在我手里，转身就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心里有根弦被拨动了，嗡嗡地响，半天停不下来。
到了夏天，队里的活越来越重，我跟萧雨薇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一个礼拜才能见她一面，每次见面，我都发现她比上次更瘦了，脸上也没什么血色。
我问她是不是食堂的活太累了，她摇摇头说没事。
后来我才知道，食堂那点活根本不够她干的，她每天干完食堂的活之后，还要去地里给大伙儿送水送饭，回来以后还要帮着劈柴、扫地、洗菜，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命，她笑了笑说：“我想攒点钱，寄回老家去，找我小妹。”
原来她还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三岁，当年逃荒的时候走散了。她一直惦记着，想把妹妹找到。
“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我问她。
“找到了，我就不是一个人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就暗下去了。
那年冬天，她又给我送了一次温暖，但这次的温暖，跟牛棚里的那次不一样。
那天晚上，天特别冷，我躺在炕上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的影子。
突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然后门被推开了。是她，裹着一件破棉袄，手里端着一个碗，碗里冒着热气。
“我熬了点姜汤，你快喝了，别又感冒了。”
她把碗放在炕沿上，转身就要走。
我叫住了她：“雨薇，你等一下。”
她停住了，没回头。
“你……你冷不冷？”
她没说话，但肩膀抖了一下。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站起来，走过去，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但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我走了。”
然后就跑了出去。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消失在雪地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又酸又疼。
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
04
1975年到1977年，那三年，我跟萧雨薇的关系就这么不冷不热地维持着。
我没敢跟她说喜欢她，她也没跟我说过什么，但两个人心照不宣，都知道对方心里装着什么。
我们队里的人也都看出来了，时不时拿我俩开玩笑。
王队长偶尔看见了，脸色不怎么好看，但也没说什么。
只有一个人反对，那就是我爹。
我爹是个老封建，觉得我是城里人，萧雨薇是农村的，还是逃荒来的，门不当户不对。
他给我写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脑子让驴踢了？”
他让我趁早跟萧雨薇断了，说等我返城了，在城里找个姑娘，正正经经过日子。
我妈心软，偷偷在信里夹了十块钱，让我自己看着办，别委屈了自己。
我把信撕了，钱留下了。
但纸包不住火。1978年年底，我爹亲自坐火车跑到东风大队来了。他当着萧雨薇的面，拉着脸说：“你们两个不合适，别耽误了彼此的前程。”
萧雨薇站在食堂门口听见了，脸一下子白了，转身就走了。我追上去，她没回头，走得很快，像是怕被我看见眼泪掉下来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去找她，她坐在宿舍的炕上，眼睛红红的，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你爹说得对，我们不合适。”她开口就是这么一句话。
“谁说不合适？”我急了。
“我就是个逃荒的，没文化，没家世，配不上你。”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
“我不在乎。”
“你应该在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你是城里人，有文化的，将来的日子跟我这种人不一样。你回城以后，找个正经姑娘，好好过日子，别让我拖累你。”
“你说什么傻话呢？”
“张高扬，”她叫我的名字，叫得很用力，“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害你。”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说喜欢两个字。但她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剜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爬起来在屯子里瞎转悠，正走到河边，听见一阵压抑的哭声。
我顺着声音走过去，看见一个人蹲在河边，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是萧雨薇。
她哭得很伤心，但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怕被人听见一样。我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该不该过去。
她大概是感觉到了什么，突然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宿舍跑。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堵得厉害。
那时候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扛着。
第二天，我去给我爹写了一封信，只写了一句话：“爹，我这辈子就认定她了，你不同意，我就留在东北不回来了。”
我爹气得两个月没给我写信。
但日子还是那么过，我跟萧雨薇还是那么不冷不热地维持着，像是在等着什么，又像是在逃避什么。
1979年春天，返城的消息终于来了。
大队分到两个返城名额，一个给我，一个给萧雨薇。
我给高兴得一夜没睡。我跑到食堂去找萧雨薇，想告诉她，咱们可以一起回城了。
但走到食堂门口，我看见王队长正从里面走出来，脸上挂着一丝笑，那种笑容让我很不舒服。
“你来了？”王队长看见我，笑了一下，“来找雨薇？”
我没答话，绕过他进了食堂。
萧雨薇正在灶台前刷锅，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名额下来了你知道吧？”我问她。
“知道。”
“咱俩都走，回城以后，我去找我爹说，咱们就能在一起了。”
她没说话，刷锅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刷。
“你怎么了？”我觉得她的反应不对。
“没什么。”她声音很轻，“你走吧，我自己想想。”
那天晚上，梁子涵跑来找我，说看见萧雨薇从王队长屋里出来，眼睛红红的。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抓起衣服就往外跑。
05
我跑到萧雨薇的宿舍外面，敲了半天门，她才来开。
她换了一身衣服，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脸。
“你干什么去了？”我单刀直入地问。
她愣了一下，眼神闪躲了一下：“没干什么。”
“有人看见你从王队长屋里出来。”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他找我谈了点事。”
“什么事？”
“没什么。”
“雨薇。”我急了，抓住她的胳膊，“你跟我说实话。”
她看着我，眼眶里蓄着泪，嘴唇抖了好几下，最后说：“你别问了，求你了。”
她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不对劲。我想再追问，但她已经把门关上了。
第二天，王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返城名额的事，你来一下。”
我坐在他对面，心里忐忑不安。
王队长抽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现在情况有点复杂。上面给的名额有限，你和萧雨薇两个人的名字都在名单上，但是手续只能批一个。”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们两个，只能走一个。”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半天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不是说两个名额吗？”
“两个名额是整个公社的，到大头就只有这一个了。”王队长摊了摊手，“我也没办法，上面的政策就是这样。”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一通乱。
“那你说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王队长弹了弹烟灰，笑了一下，“是留你自己，还是留给她？”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去公社改了名单，把自己的名字划掉，只留下了萧雨薇的。
梁子涵知道以后，追着我骂：“你是不是傻？她跟你什么关系，你就把名额让给她？”
“她救过我的命。”
“那也不能拿自己一辈子的前途去还吧？”
“我心里有数。”
梁子涵气得一跺脚走了。
我去找萧雨薇，告诉她名额的事。她听了以后，脸白得跟纸一样，半天没说话。
“你……”她的声音发抖，“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知道。”我笑了笑，“你不是想找你小妹吗？回城了，就能去找了。”
她看着我，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张高扬，你会后悔的。”
“后悔就后悔吧，我认了。”
她转身就跑，跑到河边蹲下来，哭得撕心裂肺。我站在远处看着她，没过去。
那天晚上，她来找我，塞给我一封用油纸包好的信。
“等我走了再看。”她低着头说。
第二天，她坐上了回城的车。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眼泪哗哗地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