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改变命运！四十三年前那场考试，定格了我们的青春与选择

写在前面：给“我们的这个群体”写点东西的念头由来已久。谈不上立言，但也试图给这个群体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找个定位。

我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群体”，是指六零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中考、从农村走出来的一群初中中专生。

我们这一代六零后，四十年前的初中中专毕业生，稍长我两岁的，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为漫长的职场旅途划上了句号。我的职业生涯也行将结束！

在我们这一群读了中专，大多数终生吃体制饭的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偶尔见到一些自媒体影影绰绰的提到了我们，那大概是同时代同一个群体的自怨自艾，自我安慰吧！但比起我们的上一代的老三届，又算是幸运的一代了。看到一则同学转发的短视频，一位学者评价道，四十年前的初中中专生，相当于现在的985、211。这位学者说，当年他就是因为没有考上中专，才不得已上了高中，后来考了大学。这似乎对我们没有进过大学校门或者说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的一群人，有了一丝掩耳盗铃似的安慰。我有时和单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同事聊天时，会谐谑地自嘲道“我当年没上大学，今天看来，实乃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玩笑归玩笑，也常常在想，假设当初毅然放弃中专去读高中，后来的命运，起码有两点是知道的——一个是天知道，另一个是鬼知道。

我的许多同学、学友，在匆匆走向工作岗位后，在学业上并没有止步不前，他们清楚自己的先天不足，在勤勤恳恳工作的同时，依然学海苦舟，书山力攀，通过那个年代国家举办的自学考试为自己充电。不少的学友一路开挂，直到取得了名校和国家科研机构的博士头衔，成为专业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但中专学历如同昭示他们卑微出身的胎记，在某些公共场合，一些人总是羞于提起他们的第一学历。

相差四十年，四代人的距离和沟壑，不是用学历能拉近和填平的。每一代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这一代从农村走出来，上了中专学校的人，似乎是幸运的，又好像是不幸的。

从大的背景来说，十年浩劫结束没多久，改革开放的巨轮刚刚起锚，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急需一批中坚力量。在高考制度恢复后，人才培养处于青黄不接时期。五六年太长，只争朝夕。短时间内培养一批专业人员，迫在眉睫。中专毕业生仓促上阵，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过渡性人才。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代初中中专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历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代。

对于个人而言，在户口决定命运的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农村出生的孩子，注定要成为一批“早熟”的果子，带着几分青涩，早早地走向了社会，然后被环境的激素催熟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那个时候，也是放弃了读省立重点高中蚌埠二中的机会，选择了上中专学校。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收入微薄，家庭负担重，我这个当老大的，能够早一点获得一份风吹不动、雨打不动的稳定工作和薪水，能给父母减掉很大的负担。

视频里学者说的一点我是极认同的。四十年前，农村的孩子能考上初中中专，那得是妥妥的学霸级人物。1983年，我参加中考时，要过五关斩六将。先是学校组织预选，过了学校这一关，再参加全县的预选，县里的预选分数达线了，才有资格参加省里正儿八经的中考。

初三的时候，同班同学中，有的同学要比我大三四岁。他们是老复读生，像烤羊肉串一样的翻来覆去的参加中考，就为了能接到一张梦寐以求的中专录取通知书，获得一块“农转非”的敲门砖，拥有一本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薄。为了这些，愣是熬成了吴敬梓笔下的范进。

中考那年，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班里的一位老大哥，出了名的老油条似的复读生，初三的课程，门门烂熟，是解数学难题、偏题、怪题的高手，“黄冈密卷”之类的中考模拟试卷，做了无数。复习资料堆起来能超过身高，把人埋了。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听得耳朵起了茧子，烂熟于心，以至于上地理课时，他偏要做数学模拟试卷，上物理课时，他却在背英语单词。那股潇洒劲，让我这个应届生打心眼里佩服和羡慕。

我上了中专之后，据说那个老大哥又复读了一年，但终究与中专，甚至于分数线最低的县师范学校也无缘。后来，做了村干部，又辞了职先打工后经商，据说也混得风生水起。

第二件事，是我的化学老师王老师与我一起参加中考。那个时候，学校年轻的民办教师，国家政策给了他们一个转公的机会，就是参加当年的中考，分数达线了，到县师范学校进修三年，毕业后身份就是公办教师了。

从土得掉渣的农村娃变成了京城名校里的大学生，大二的时候，王老师就有点像老家的两句讽刺农村孩子上大学的顺口溜那样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只不过王老师不是不认爹和娘，而是他打算不认他的糟糠之妻了，要做当代的陈世美。大二的暑假回家，就开始和老婆闹离婚。他的岳父是民国时期的私塾先生，见过世面的人，于是带着自己的闺女，千里迢迢进京告御状。王老师当时在北师大化学系几百名学生中名列前茅。那时正恶补英语，打算毕业后有机会获得公派留学的资格。

那个年代，学校对陈世美式的人物持零容忍的态度。开除学籍这一条，比包拯的铡刀更锋利。校方爱才，不忍舍弃，找他谈话，让他先稳住老婆和老丈人，等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再提离婚的事。王老师吃了秤砣，铁了心肠，他给学校的回答很决绝——开除学籍也要离婚。

王老师接到退学通知书时，一个箭步冲到位于四楼的宿舍的窗户边，打算纵身一跃，来个一了百了。同宿舍的学生眼疾手快，几个同学牢牢抱住了他，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学校怕再生不测，派一辆吉普车，专程把他送回了皖北农村的家里。如同当初王老师接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一样，再一次惊动了十里八乡。

王老师回来后，立马被镇中学聘用，成了我的化学老师。然后是我们师生一起参加了1983年的中考。对于一位北师大的高材生来说，考县城师范学校，简直是小菜一碟。

我接到中专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当了个大喜事来操办，在家里摆了十来桌升学宴、谢师宴。王老师去赴宴的时候，却自带了两瓶酒。父亲即惊讶又好笑，一时间竟茫然失措。王老师的说辞诚恳“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考试，英语竟然没有他考的分数高，特带两瓶酒表达愧疚之情”。父亲坚辞不受，语气坚决而略带责备“哪有老师给学生送礼的？！”。那年安徽省的中考，英语科目是50分的卷子，我考了49.5分，王老师比我低了0.5分。

这成了我父亲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以至于在最初的两年里，常常挂在嘴边，逢人便说，言语里充满敬佩和赞叹之情。现在回首往事，才明白，王老师的呆和直，如同他的智慧和学业一样的出类拔萃，也是他一生时运不济的原因所在。

大概是我上了中专的第二年的寒假吧，我们几个陆续考上中专的学生，相约到王老师家去给他拜年。那时，王老师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有了一个孩子，还养了两头牛，盖了新瓦房，日子过得还算顺畅如意。考取功名的学生给他拜年，王老师自然无比高兴。记忆中，春节前的那个白雪皑皑的中午，王老师家的八仙桌上摆了一桌子热气腾腾的菜。

后来，就没有见到过王老师。走向工作岗位后，过年回家，只是从老爸和同学的嘴里听到了关于王老师的一些零星的消息。据说，后来他前妻的舅爷任了镇政府教办室主任，在他的提拔和晋升上处处设卡，百般刁难；他的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孤傲狷介的性格，使得和同事的关系也不融洽；他在教学上的迂腐和严厉，让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也明里暗里的不尊敬他。他成了领导、同事和学生都不喜欢的人。

再后来，听说他成了超生户，数额不低的超生罚款，让他的生活变得困顿，人也更加的落魄了。常常是放学后，还要在野地里割几捆牛草背回家。

算起来，王老师今年该是七十好几的岁数了。偶尔与几个老家的同学聚会，并没有听闻关于王老师的凶信。如果他身体健康，孩子们又有出息，教师行业的退休工资，在乡下也足以支撑他和老伴安享晚年了。

四十多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我即将结束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在不久的将来，退了休，时间宽裕了，一定要再去拜访王老师。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