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之要｜专访丘成桐：基础研究要给从0到1留有空间

“现在是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大好时机。”

近日，丘成桐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多次强调“从0到1”的探索性、原创性研究在基础科学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开展“从0到1”的研究，核心驱动力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好奇，“将基础科学研究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战略科技难题，这很重要，也一定要解决，同时，也要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

他特别强调，要培养年轻一代钻研学问的志趣、对大自然奥秘的探求之心，只有如此，才能培养出顶尖的学生与一流的学者。

丘成桐（受访者供图）

采访中，丘成桐也谈到了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如部分评价机制过度侧重物质激励，较少邀请国际专家对标评审等。他特别指出，仅凭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指标去衡量最前沿的研究，是不适用的。

1970年代，丘成桐证明了卡拉比猜想(Calabi Conjecture)与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Positive Mass Conjecture)，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核心分支——几何分析，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微分几何、理论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因在几何、拓扑、理论物理等领域做出诸多奠基性成就，1982年，丘成桐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Fields Medal)，成为首位摘得这一数学界“诺贝尔奖”的华人学者。

下为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基础研究要给从0到1留有空间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基础研究的重要价值？

丘成桐：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的召开，规格很高，体现出国家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也让全世界晓得，我们发展基础科学的决心。

基础科学是什么，大家看法不尽相同。大部分基础科学研究都要对国家、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眼下中国面临不少“卡脖子”难题，我们做基础科研的人要帮忙解决。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走跟随别人的路。假如永远是别人出题，我们去改进，即便超越，依旧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基础科学研究有一部分可以这样，但不能全部如此。

许多人讲，国内科研“从2到100”做得不错，但“从0到1”的探索能力、原创能力明显不足。我们做基础研究，既要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也要为“从0到1”保留自由探索的空间。有些研究内容在当下看似没有实用价值，但做了以后可能会对大自然的奥秘与规则有更清晰的了解，而兴趣，正是“从0到1”最重要的动力。

20世纪初，科学界开启了量子力学的研究，当时只是想解开原子结构、量子效应的谜题，从未想过这一研究能够彻底改变电子科技、工业仪器等领域，影响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很多“卡脖子”问题仍然与量子力学有关。

所以，基础科学既要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也要为自由探索保留空间。

澎湃新闻：国内“从0到1”的原创突破仍显不足，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破局的关键是什么？

丘成桐：不只是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工程技术也是一样，往往是别人开辟出一个重要方向以后，我们马上跟进，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由我们自己第一个做出来、自己开创的方向，屈指可数。走出原创的“第一步”，是整个基础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数学史上很多重要理论，起初可能大部分不解其意，后来才逐渐发觉其重要性。很多年轻人缺乏触碰这类问题的勇气。一方面，这类研究周期漫长，一个并非主流的想法，可能要等五六年甚至更久才能显现其价值，研究者可能连基本的科研经费都难以申请到，甚至影响到职称晋升等，对于大多数人，自然不想碰、也不敢碰。另一方面，基础研究本就道阻且长，人们看不到短期回报，慢慢就失去了兴趣。至于兴趣，需要从小培养，要让学生真正对学问产生兴趣、对大自然的奥秘心生向往，缺少这份“驱动力”，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研究者。

现在很多人做学问的初心变了，研究的出发点变成追求各类学术“帽子”等功利化的目标。我们当年做学问，不向前走就毫无退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至少无忧，外部压力却让他们更容易陷入焦虑。同时，家长和社会也对孩子过度保护。整体做学问、做科研的风气亟待转变，中国才能够在基础科学上真正有所成就，实现原创性的突破。

澎湃新闻：这是否也反映出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一些问题？

丘成桐：目前鼓励学者做学问的机制，有时过于侧重物质激励，对学术本身的价值范围关注不够。一些高校只给有“帽子”的学者提供优厚的薪水及住房津贴，这就导致很多年轻学者不得不为了“帽子”而努力。

另外，中国学术界的评审制度较少征求国际专家对标评审。在哈佛，长聘教授的评定要在全球范围内请同行评议，但国内评审大多局限在国内，甚至本校范围。

坦率讲，我们目前具备“从0到1”突破能力的人还比较少。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很多海外归来的学者把新的理念和方法带了回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只能依赖海外力量，国内学者也在逐渐脱颖而出，关键在于要有真正懂行的专家，最终的方向怎么走，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但至少要聆听这些专家是怎么讲的。另外，即便引入国际评估，我们不少院校仍然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高低等作为标准，这样的方法对于最前沿的探索研究，是不适用的。

我们要鼓励国内高校的年轻学者树立更明确的目标，至少有一小批的年轻人，有志成为世界一流的学者，做出真正突破性的工作，能够引领学术界发展，影响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未来数十年的走向。

现在是中国基础研究的大好时机

澎湃新闻：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7.08%，创历史新高，但还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举个例子，日本虽然以工业立国，但他们在基础科学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涌现了像汤川秀树（‌1949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朝永振一郎‌（1965年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基础工作，与朱利安·施温格、理查德·费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等一批科学家。19世纪日本的数学研究水平还远不如我们，但到了20世纪初持续发力，至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数学家。这也提醒我们，做研究不能只盯着眼前或未来5年的短期应用价值，而忽视了基础研究——它的影响往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才会显现。

基础科学的投入其实并不算高，这类研究大多依靠思考与推演，主要靠学者的脑力和纸笔。当然，高能物理这类实验可能花费高一些，但国内各大科研机构也完全可以负担。通常来讲，只要拿出全社会研发投入的10%，用于基础科学中最基础的部分，就足够了。目光要放得长远，为未来布局。

澎湃新闻：您一直关心对优秀青少年的选拔，这对于做好基础研究有何作用？

丘成桐：我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五年了，每周一我都会讲数学史，挑选近300年来最重要的数学家，讲他们的生平。基本上，这些数学家都在十二三岁这个年纪就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中国基础科学的未来在这些小孩子身上，他们年纪小，思维不受定式约束，有更大的可塑性；等到年纪渐长，思维模式逐渐固化，再想做出“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难度会大很多。因此，对年轻人的选拔和培养要趁早。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这样的做法违背义务教育、违背公平，但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反而会埋没这些难得的好“苗子”，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应当创建系统化的选拔与培养机制，让百分之一有天赋的学生接受专项培养，这符合“因材施教”的理念，是真正的公平。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如何理解科学家精神？

丘成桐：首先，要有开放的视野。其次，要有扎实的学问，再难也要把基础学科学好，数学尤其关键。同时，要重视交叉学科，也要注重人文修养，培养通才。

有开创性的想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美国的学生会问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很有趣，逐渐就走向了创造性的研究。中国学生更倾向于循规蹈矩，不敢发问。我们要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大胆思考，主动发问。

科学家精神，说到底，就是为了探寻大自然的奥秘，找寻科学的客观规律，而非谋取个人名利。我们要给科研人员一个能够凭兴趣探索自然、钻研学问的环境，让他们守住这份初心。不能让年轻人一生的志趣都围绕拿“帽子”、当院士，得到诺贝尔奖。做学问的目标，应当是发现大自然的真与美。

澎湃新闻：我们了解到，您正在积极推动中国香港申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ICM 2030）。目前申办进展如何？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丘成桐：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这是国际数学界规格最高的会议，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数学家都会参加，他们会拿出最前沿、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来交流讨论。我们申办ICM 2030，与日本、英国的竞争十分激烈。我们期望大会能够在香港举办，以此带动香港乃至中国基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传统科技强国在基础研究的影响力、投入有所减弱。而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反而在持续提升，已为全球所关注。眼下正是中国基础研究大有可为的好时机。香港在语言、生活环境等方面独具优势，对海外学者而言更为便利，可以成为对接全球学界的“桥头堡”，吸引大批海外一流学者前来交流、任教，进而带动内地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这些顶尖学者往往是某个研究方向或领域的开创者，我们的年轻学者、学生，甚至是小孩子，都有机会和他们近距离交流、学习，了解相关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是怎样的。

我一直鼓励年轻人要多走出去，这可能比邀请学者来访更为重要。早年德国盛行游学制度，就是让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可以到不同大学交流观摩，往往在过程中能收获一些灵感。我认为中国的年轻学生也应该如此。世界各地的学术发展各有特色，我们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也要晓得全世界的学术发展的趋势，打开格局，中国的基础科学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