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在“苏伊士时刻”的历史倒影中看今日美国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和伊朗宣布已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正式签约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在长达三个多月的冲突终于有望走向尾声之际，国际舆论正在加紧复盘和衡量美以伊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的得与失。一些观察人士还放眼国际关系史和大国兴衰轨迹，试图从更加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思忖这场冲突会否成为事关美国霸权走向的一个关键节点，进而为“美国是否正在经历自己的苏伊士时刻”提供答案。

美国在中东战略转向中“破戒”？

按照资源投入、持续时间以及综合影响等标准衡量，美以对伊军事行动已经算得上“一场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但从美国中东政策的演进历程和现实逻辑来看，这样一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

二战结束后，中东地区逐渐与欧洲、亚太一起构成美国全球战略三大重心区域。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几乎没有驻军，也不直接卷入战争，而是实施“离岸平衡”策略。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开始在中东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政策，同时在中东盟国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保持数量可观的常驻军队。2001年“9·11”事件爆发，“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词，中东也因此处于关键地位。但在多年“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发现自己先后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于是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在中东方向上开始战略收缩，并在“亚太再平衡”框架下逐渐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2011年美军撤离伊拉克标志着美国“反恐时代”结束，随后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下滑。在“特朗普1.0”时期以及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将所谓“大国竞争”作为全球战略优先事项，并将更多资源投入亚太和欧洲，在中东则保持战略收缩态势。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经历两党轮替和政府更迭，但从中东抽身的政策总体延续下来，即便偶尔表现出介入姿态，也是出于“防止其他大国在中东影响力扩大”等战略考量，或是想以最小投入继续维持在中东的主导性地位。避免卷入任何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

但这次，美以对伊军事行动似乎使华盛顿“破了戒”。在战事延宕过程中，美国国内舆论界和战略界越来越担心这个国家重蹈过去在伊拉克等海外干预和战争中的覆辙。为什么会这样？正如美国战略界一些人所言，美国这次事前预期过于乐观自信，严重低估伊朗的韧性，开启战端后又暴露出整体准备不足等问题，导致原计划的“速战速决”变成一场迁延日久的消耗战。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敌对状态已经持续40多年。即便在双方关系处于冰点的时刻，美国也主要是通过加码经贸、石油、金融等领域的全方位制裁来对伊朗施压，而非轻易采取军事手段。

那么，是什么导致华盛顿这次作出动武决定？笔者认为，美方决策至少受到以下事件和因素影响：一方面，2025年6月以伊之间爆发“12日战争”，美国直接“下场参战”空袭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在“零伤亡”下成为“大赢家”；2026年1月，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并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夫妇，同样是“零伤亡”。另一方面，前沿科技突飞猛进促使美国国防军事领域经历深刻转型，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高新技术的武器化，使华盛顿认为在非接触、零伤亡情况下进行对外军事干预成为可能。但美以伊战争的实际走势打碎了华盛顿“速战速决”的预期。

没能如预想中那般“随心所欲”

客观而言，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总体代价难以达到伊拉克、阿富汗乃至更早时候越南战争的水平，但已足够人们进行联想和对比。在美以伊战事延宕并演变成一场持久战和消耗战后，美国遭遇的冲击在内外两个层面显现出来。

在美国国内，对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和分裂，成为两党相互攻讦的新议题，民主党人质疑和批评对伊动武的合法性，共和党内部也因这场战争出现分歧和裂痕。同时，国际油价高涨导致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复燃，民众失望和反战情绪加重，相关影响被认为可能波及今年11月份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在国际层面，美国软硬实力均遭挫折。其一，美国长期以来自诩“仁慈的霸权”，在竭力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的同时，不断渲染“美国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感。但这次，美以突袭伊朗被广泛批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在国防军事领域追求较之别国的“绝对优势”以及本国的“绝对安全”，军事霸权成为美式霸权的关键支柱之一。但这次对伊军事行动持续一个多月，美国军事力量没能像华盛顿设想得那样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

其二，彰显美国实力并事实上支撑美国二战以来全球领导地位的同盟体系，嫌隙与裂痕进一步加剧。过去80多年来，美国逐步搭建起拥有50多个条约盟友和正式安全伙伴的全球联盟体系，这成为战后美国重要战略资产。以往一些“危机”或战争时刻，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都曾动员联盟力量，组建多国联合部队。但在这次美以伊军事冲突爆发后，一方面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因设有美军基地而遭到伊朗打击，处境艰难；另一方面是北约几乎立即表态“没有任何计划”卷入其中，欧洲盟国也普遍拒绝对美提供协助，加之美国政府在联盟责任分担以及关税等问题上对盟友奉行“美国优先”原则，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体系呈现分裂加剧之势。

“苏伊士时刻”在霍尔木兹重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美以伊军事冲突爆发伊始，国际战略界和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宏观历史角度着眼，将这场冲突与20世纪6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进行对比，通过回顾当年大英帝国走向衰落的标志性节点，探讨今日美国是否也在经历类似的时刻。

“苏伊士时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领域描述帝国衰落标志性时刻的一个政治术语。1956年，在非洲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的大背景下，埃及时任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随即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起进攻，试图维系霸权和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利益。不过，这一行动遭到已在1945年后成为世界核心主导力量的美苏两国反对，美国通过抛售英国国债、停止提供贷款以及威胁切断石油出口等方式对英施压，苏联则直接动用核威慑，要求英法以立即停火。在国际社会巨大压力下，英法被迫停战撤军。这场“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来被认为正式宣告了大英帝国霸权的落幕。

回顾过去数百年来从西班牙、荷兰再到英国的帝国兴衰史，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总结说：当一个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的主导强国，在财政上过度扩张，在军事上四处出击，又在某个关键通道的争夺中暴露弱点时，就要警惕盟友和债权人信心的崩塌了。20世纪初，伦敦曾是全球经济的中心，英国皇家海军确保贸易路线畅通无阻，资本基于以英镑为支撑的金本位制自由流动，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后，英国霸权时代步入黄昏。如今，在美以袭击伊朗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华盛顿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人想起数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想起那条标志着昔日英国霸权衰落“临界点”的关键水道，据此猜测今日美国是否也因严重战略透支而面临着类似时刻。

客观而言，美国仍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经济、军事、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依然强大。但在这场延宕超过百日的对伊战争中，美国在军事和政治等方面都暴露出力不从心的一面。当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在大英帝国身上投下暗影的那一幕，是否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身上重演？这个问题的答案，飘荡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动荡调整以及历史进程的复杂演进中。（作者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