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书法人称晚清四大家官居一品，曾国藩却说，江西不出大官怪他

晚清书法四大家之一，此人官至一品，曾国藩为何认为江西难出大员责任在他？

1861年秋，紫禁城里刚刚传出新帝将启用一批“中兴之才”的消息，江西临川一座书院里却只有潦草几名学子。年迈的塾师摇头轻叹：“咱这片书香地，难道真要在朝堂绝声了？”这句嘟囔里暗含的落寞，正映照着同治初政时江西的尴尬——遍览朝班，三品以上的本省大员寥寥无几，能与湖南、安徽那些意气风发的新贵比肩者几乎只剩一个名字：陈孚恩。

追溯到1825年，道光帝举行千叟宴的那一年，年仅二十出头的陈孚恩以拔贡之名踏入京城。江西士林对他寄予厚望：此子天资聪颖，书卷气浓，一手小楷更是被前辈誉为“如流水行云”。入直庶常馆后，他的书法被内务府档案录存，道光帝见后欣然题匾“清正良臣”，赐挂其宅。这一方匾额日后也成了陈宅最显眼的荣光。

官场之路并非只靠笔墨风骨。道光末年，朝廷缺银、军政乏力，京官的位置比往常更显胶着。陈孚恩很快意识到，仅凭一手好字远远不够。他先在兵部积累了几年的案牍经验，又兼署顺天府尹，熟悉京师治安。那时的故宫里，人事沉浮全系于皇帝的眉眼与重臣的言语。穆彰阿识其才，将这位后辈带入自己的政治羽翼之下，一纸荐奏便将他推上刑部侍郎的席位。大漠孤烟、江南细雨，都与这扶摇直上的履历相形见绌。

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咸丰元年，洪秀全在金田村举事，太平军势如破竹，江南一线震动最甚。北京城里，关于地方团练的奏折雪片般飞来。帝王发现，寄望八旗兵已难以支撑局面，眼下只能依托地方士绅自己筹饷练勇。陈孚恩恰于此时被派回家乡，督办江西团练。临别之际，他曾向恩师穆彰阿拱手：“学生若有躬逢战事之机，必不辱使命。”穆彰阿只是轻声回应：“慎之，慎之，风向常变。”简单七字，却埋下了后来命运的伏笔。

南昌被围，是最关头的时刻。1853年冬，太平军三面合围，野烧连天。城头的督抚急得团团转，民气弥散。陈孚恩在城楼上召集文武，指着远处的滔滔赣江，半是劝慰半是督促：“救兵未到，我们自己就是最后一道土墙。”他命人拆庙取木，制炮车，甚至沿袭乡俗请来许真君的神像巡城——此举后来被杭州《钱塘日报》讥为“唱大戏”，却着实稳住了军心。三个月后，洪仁玕因粮道不支而撤围，南昌得以幸存。江西百姓传言，城池之所以未陷，“君子之字，神明可鉴”。显然，比神像更提振士气的，是那位书法家尚书四处张贴的墨迹：力透纸背的“忠义”二字。

同一时期，湘江以西，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操炮，主张“整顿军纪在先，问饷在后”。他在家书里向弟弟曾国荃感慨：“吾辈但求身正，方可御众。”这番务实作风，使湘军在几年内由乡勇演变为劲旅。1864年，天京被攻克，曾氏兄弟功成名就，湖南因此登上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心。

两个省份、两条道路，形成了鲜明对比。江西凭借科举与书香积累深厚，但缺乏可以因时制宜的军事班底；湖南则利用赈务募兵之机，将乡绅网络转化为战斗集团。制度与观念的反差，让一个省份星途黯淡，另一个群星璀璨。

陈孚恩的上升似乎也顺着这条对比线走到极致。南昌解围后，他再入京城，短短数年间连转礼、刑、户、吏、兵五部尚书，被授军机大臣上行走。外人看他“人逢喜事，月上中天”，可真正的暗流，却在皇城脚下翻涌。肃顺以“顾命八大臣”之尊与两宫垂帘暗中角力，穆彰阿屡屡站队不明；陈孚恩自觉背景改易，干脆靠向肃顺，冀图再进一步。有人在议事厅侧门撞见他，低声问：“少默兄，这一步走得可稳？”陈孚恩笑而不答，只抚须点头，如写字时那一笔急转，充满自信。

谁也没料到，辛酉政变的夜风如此凛冽。1861年8月，肃顺被捕，随即赐死；翌日，几张黄纸条贴在军机处门口，陈孚恩的名字赫然在列——革职，交刑部查办。临刑未至，他被改判戍边，发往伊犁。在那条向西的囚车路上，他随身仅带走了两件东西：一方砚台和那块“清正良臣”的匾。同行差役后来回忆：“他一路默诵《正气歌》，夜里仍握笔临帖，好像囚车就是案几。”

伊犁的天山脚下，1864年秋，回乱方炽，城中粮尽援绝。历来主政边地的“充军大员”多自保为先，陈孚恩却挑灯写下一封绝笔，上呈伊犁将军，愿率士卒死守。他终究没能再踏回江南，而那块御赐匾被硝烟焚毁，仅余残痕，被随行亲属带回故里。对此，曾国藩得讯后叹道：“此人若早知斜阳易坠，江西未必至此寂寞。”一句话，道出对故友的惋惜，也折射出他对江西人才青黄不接的困惑。

为什么是江西沉寂？先看科举。自宋至明清，江西进士名列前茅，吉安、临川号称“才子之乡”。然而进入道光、咸丰年间，科举正被日益腐败的捐纳、保举冲击，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单凭文章气骨。湖南则依托团练体系，将地方精英迅速培植为军政干才，既有刀笔功底，又握实权兵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同，就像两条分岔的河：一条缓缓注入书卷江湖，另一条激流直通战场朝堂。

其次看政治气候。江西山多田瘠，赋税吃紧，地方官多半疲于应付徭役和赈济，无力构筑稳固的乡里武装。一旦遇到太平军席卷，这种被动姿态更显薄弱。陈孚恩虽然受命组练，但财政支持有限，器械又要靠募捐，自始缺口难补。相反，湘军的军饷从团练之初就有湘乡士绅输血，加之曾国藩在朝中的斡旋，国库亦滚滚而至。物质与人心同步，便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气数。

再谈派系。晚清官场的“团团”之争不下于前朝东林与阉党。陈孚恩出身书香，却在穆彰阿与肃顺之间反复游移，自觉精进，却在风向突变中成了弃子。江西官场受其牵累，京中时有“赣人不可信”之语，这种口耳相传的标签，一旦贴上，升迁的门就微妙地窄了。湖南系、安徽系却借军功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来李鸿章、张之洞、胡林翼接连入主中枢，形成崭新的权力网络。地方“品牌”由此换人，也让江西在此后几十年里再无分量可比的重臣。

有人或许要问：如果陈孚恩当年不选边站，他是否能像曾国藩那样全身而退？答案并不简单。即便他中立，缺乏实在的武装与财力，江西也难以在风雨飘摇的同治初年赢得发言权。但若他手握重兵、又能适度超脱派系，留在朝中或镇守一方，并非不可能。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被烽烟撕碎的匾额和几帖流散各地的墨迹。

1924年，北洋政府整理故宫盈余书画，偶得一卷“飞白隶书保民安国”横披，经鉴定为陈孚恩年少时所书。笔势轻灵处若鸿雁振翼，顿挫间又暗含刀剑之锋。藏家观毕，啧啧称奇，却鲜有人知那位执笔人曾与曾国藩平座共议军国大事。书画易存，官声难继，这也许正是江西文化与政治在晚清脱节的缩影。

晚清的权力浪潮推涌着无数人浮沉。湖南因湘军而成为“中兴名省”，江西因陈孚恩案蒙上阴影。时代更替之后，人们记住的往往是壮阔的胜利或惨烈的败亡，却少有人细究那些中间地带的无可为者。陈孚恩的残帖如今偶见拍卖行，墨香犹在，却再也盖不住当年那串急转的仕途脚步声；曾国藩的家书则一版再版，时时提醒后人：在风雨里活下来的，不仅要能写字，更要读懂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