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一个团投降日伪军，陈毅知道后笑称：他们是孙猴子

新四军有一支部队，整团人马，穿着伪军的衣服在敌人阵地里晃荡了五个多月，最后全身而退，还把敌人耍得团团转。

这不是传说，也不是戏曲，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事。

陈毅听说后，只说了一句话：“这帮人，就像孙悟空钻进了妖怪肚子里。”

那时候，苏中那块地儿正是风口浪尖。

日伪搞所谓“清乡”，铺天盖地来碾压抗日力量，动用了上万人马，还点名要拿下南通、如东、启东、海门那一带。

汪伪那边，张北生、姜颂平这俩人，一个靠着梅机关撑腰，一个混过共产党又投了中统，现在搭上了76号，一南一北，私下里还争着邀功，打着“和平改编”的旗号，想拉新四军的人投降。

这事一被四分区知道，姬鹏飞和陶勇当机立断，干脆来一出“以假乱真”。

他们把本来驻守通海的两支部队合并，组了个新团，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鼎立，政委顾复生。

这三人来头都不小，一个混过国民党，一个家人被日军杀过，一个是陈云推荐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

这仨人凑一块儿，扮演卧底，真是贴脸演了。

汤景延主动联系姜颂平，说要“弃暗投明”，谈判细节讲得头头是道，还说愿意带着人马接受“和平转化”，但条件是防区不动，也不接受改编。

姜颂平一听，笑得合不拢嘴，答应得那叫一个爽快。

其实汤景延那边，一边在敷衍，一边在拖时间，就是不想太早穿伪军制服，免得影响根据地里群众的情绪。

几次推迟“反正”，敌人起了疑心，找来日本人撑场子，想看汤景延的底细。

饭桌上演了一出红脸白脸，汤景延应付得滴水不漏，还顺带提了个“建议”，说要抓茅珵这个“反对和平”的头头，姜颂平更是乐得直点头。

到了4月中旬，汤团正式穿上了伪军的衣服，但队伍里不少人一听是“投敌”，当场就懵了，有人掉眼泪，有人请假，有人逃走。

汤景延只得把真相告诉了三十多个党员，又由沈鼎立在排以上干部中做工作，才算稳住了人心。

装成反正的样子，汤团拉着全团人马在海门边上演了一出“追击茅珵”的戏，还打了几枪，报告说“敌人逃跑了”。

姜颂平一听，以为真成了，立马给汤团发了“立功贺电”。

接下来更绝，汤景延开了个商行，专做粮食、猪羊、蔬菜的“过港生意”，名字叫“协记公行”。

这个商行表面上是赚钱，实则是情报站、物资通道、交通联络点三合一。

顾复生掌账，党员陆飞鹫做副手，设了三个分行，青龙港打探消息，牛洪港转运输，宋季港干扰敌人视线。

为了拉拢更多敌人内部的人，汤景延还到处结“换帖兄弟”，收编杂牌队伍，发委任状，划防区。

日伪那边，张北生和姜颂平看不下去了，争着要把汤团收入麾下，李士群也插了一脚，想拿汤团作为筹码跟日本人谈条件。

张北生一看局势不妙，下令要汤团“验枪”，汤景延一边应付，一边偷偷藏好精良武器。

点验当天，敌人还真以为这队伍听话得很，谁也没察觉那枪只是表面文章。

可没过几天，张北生又下命令，要汤团去南通“集训”，说是提高战斗力，实则是想把他们关起来慢慢改编。

部队进了南通城，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吃住都在女子师范学校，汤景延和沈鼎立被软禁，外头也联络不上。

沈鼎立出了一招，找了个老相识帮忙说情，混进了教官队伍，负责士兵训练。

武器那边安排了自己的文书看守。

汤景延则在城里请客、送礼，拉拢日本联络官和保安处长，还请上海的商人去张北生那边“美言几句”。

通海那边，游击队趁着汤团不在，又活跃起来，三天时间搅得敌人鸡犬不宁。

敌人内部已经开始互相埋怨，姜颂平觉得汤团被张北生“抢”了，汤景延就趁机一边对张说“我听您领导”，一边对姜说“我只听你”。

两边都哄得挺满意，敌人之间的矛盾也越炒越烈。

不过敌人也不是吃素的，张北生又想把汤团的几个军官调出去，换上自己人。

汤景延得知后，直接摊牌，问他：“你要调我，那我的兵你能带得动吗？”张北生被噎得说不出话，只好作罢。

后来又有新命令，汤团要配合日军驻防，分散到各个据点。

表面上是联防，实际是分割包围。

汤景延和沈鼎立一看，干脆就地策应，配合游击队搞破坏。

日军让他们去围剿游击队，他们就提前打枪“通风报信”，等日军到现场，游击队早就跑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敌人清乡越搞越破，76号的人也开始内讧，李士群被毒死，姜颂平被关进公园，整个特工系统一片混乱。

苏中四分区判断，汤团可以回家了，决定配合内外部队发动暴动。

汤景延先把家属接了出去，又在镇上请客吃饭，打麻将抽烟，故意装得无所事事。

晚上十二点，枪响，团部碉堡被控制，特工被击毙，电话里还骗日军说是“手枪走火”。

汤团各部队同时暴动，打掉敌人据点，顺利撤回根据地。

这支队伍后来在东台改编成“联抗”二团，汤景延当副司令，顾复生当政治处主任，沈鼎立任团长。

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专门写了他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