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和林小雅结婚的头三年，“AA制”一直是我们婚姻里引以为傲的相处模式。我们都是从小城镇考拼到这座大城市立足的普通人，骨子里带着对物质的不安全感。恋爱时，为了不给彼此增加负担，我们默契地平摊每一次约会的开销。结婚后，这种模式自然而然地延续了下来。
房租一人一半，水电物业一人一半，甚至连超市里买的米面油，我们都会在结账后用手机计算器按出精确的数字，然后互相转账。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代表着独立、平等，代表着我们的婚姻没有谁依附谁，完美避开了那些因为钱而产生的世俗争吵。
得知怀孕那天，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验孕棒上的两道杠，彼此都有些手足无措，但更多的是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
高兴过后，理智迅速回归我的大脑，我拿出手机备忘录，像往常一样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成本。
我看着小雅，语气平静地说：“既然有了孩子，以后的开销肯定要变大。
产检、生孩子、买母婴用品，这些属于孩子的共同开销，我们还是老规矩，一人一半。你看行吗？”
小雅脸上的笑容微微僵滞了一下。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当时没能读懂的复杂情绪。她没有争辩，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好”字。
那时候的我，愚蠢地以为自己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家庭财务问题，满心欢喜地投入到赚奶粉钱的计划中。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看似绝对公平的“一人一半”背后，隐藏着怎样残酷的剥削。
怀孕头三个月，小雅的妊娠反应极其严重。她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原本红润的脸颊变得蜡黄。
为了保住那份薪水不菲的工作，也为了能拿出她那“一半”的生育基金，她强忍着恶心，每天挤着闷热的地铁去上班。
有好几次，我看到她在卫生间里吐得连苦胆水都快出来了，虚弱地扶着洗手台喘息。我走过去递给她一杯温水，心疼地劝她：“实在不行就请假休息几天吧。”
她漱了漱口，抬起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声音嘶哑地说：“请假扣底薪，这半个月的绩效也就没了。下周还要做无创DNA检查，那笔钱我还没存够。”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说：“我可以先垫上。”
“不用了，”她擦干嘴角的冷水，转身走向卧室换工作服，“说好了一人一半，我不想欠你的。”
她的话像软钉子一样扎了我一下，但我很快就用“她就是太要强”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
我没有强求，依然每天按部就班地计算着我的开支，甚至为了省钱，开始学着自己带饭去公司。
日子就这样在精打细算中滑到了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下班早，路过常去的那家生鲜超市，看到品质极好的牛排。我咽了咽口水，考虑到那是用我自己的零花钱买单，便毫无心理负担地买了一块，打算犒劳一下最近加班辛苦的自己。
我煎好牛排，倒了一杯红酒，正坐在餐桌前享受时，小雅推开门回来了。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她的伞被风吹翻了，半边肩膀湿透。七个月的孕肚让她整个人显得笨重而疲惫，她的小腿浮肿得很厉害，连脱鞋的动作都显得异常艰难。
屋子里弥漫着黄油煎牛排的浓郁香气。她换好拖鞋，看了一眼餐桌上我盘子里切得精致的牛肉，又看了看旁边晶莹的红酒杯。她什么也没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厨房。
我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多买一块的。我对着她的背影喊了一声：“厨房里没剩饭了，我以为你今天在公司吃。”
“没事，我自己弄点。”她的声音隔着厨房的玻璃门传出来，听不出悲喜。
几分钟后，她端着一个缺了角的瓷碗走出来，坐在了餐桌的另一端。碗里是用开水泡开的廉价方便面，上面飘着几粒脱水蔬菜，连个鸡蛋都没有。
我看着那碗泡面，又看了看自己盘子里的和牛，一种强烈的违和感刺痛了我。我皱起眉头，忍不住带着责备的语气说：“你现在是个孕妇，怎么能吃泡面？这种垃圾食品对胎儿不好你不知道吗？”
小雅用塑料叉子挑起一团面条，头也没抬。热气氤氲了她的眼镜片，我看不清她的眼神。
“今天发了工资，”她吸溜了一口面条，声音平静得像在汇报工作，“交完这个月的房租、水电的一半，还有上次产检的一半，再加上我给自己买孕妇装的钱，卡里就剩两百块了。下周还要买待产包，我得省点。”
我急了：“那你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啊！我这里有钱，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终于抬起头，摘下起雾的眼镜，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直视着我：“跟你说？然后呢？是算借你的，还是算你施舍我的？李诚，我们是AA制，我的账还没算明白，没资格吃你的和牛。”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我想告诉她，我是她丈夫，偶尔吃我一顿也没关系。可我突然想起，就在上个月，她随手拿了我买的一盒高档车厘子吃，我当时随口开玩笑说了一句“这车厘子六十一斤呢，你吃了一半，记得给我转三十”，她当时二话没说，直接转了五十，说多出来的算跑腿费。
从那以后，她再没碰过我买的任何东西。
我试图缓和气氛，把盘子里剩下的半块牛排推到她面前：“别置气了，这块你吃，算我请你的，不要钱。”
小雅看了一眼那块带着血丝的肉，突然一阵干呕。她捂着嘴冲进卫生间，再次吐得昏天黑地。我站在卫生间门口，听着她撕心裂肺的呕吐声，手里端着那盘冷掉的牛排，第一次感觉到所谓“理智的AA制”在婚姻的烟火气里，显得如此冷血和滑稽。
那碗泡面最终坨成了浆糊，被倒进了垃圾桶。而我们之间的那层膜，似乎也从那天起，彻底被一层厚厚的坚冰覆盖。
生产那天的兵荒马乱，我至今记忆犹新。小雅的羊水是在半夜破的，我手忙脚乱地开车把她送到医院。阵痛来得猛烈而迅速，她躺在待产室的床上，双手死死抓着床沿，指关节泛白，汗水浸透了头发，一缕缕贴在苍白的额头上。
我站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因为剧痛而扭曲的脸，心里慌作一团。
医生走过来询问是否要打无痛。我连连点头说要打，不管多少钱都打。
就在这时，痛得几乎失去意识的小雅突然睁开眼睛，虚弱却异常清晰地看着我，断断续续地说：“无痛……一千八，回头……我转你九百……”
那一瞬间，就像有人用大锤狠狠砸在了我的胸口。在生死攸关的剧痛面前，在即将为我们共同的生命拼搏的时刻，她的潜意识里，竟然还在算着那九百块钱。
我红着眼眶，大声对她说：“不算了！小雅，我们不算了！都是我的钱，你别想这些了！”
她闭上眼睛，眼角滑落一滴泪，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凄凉笑容：“那怎么行……规矩就是规矩……”
女儿的出生是很顺利的。当护士把那个皱巴巴、红彤彤的小肉团抱到我面前时，我激动得浑身发抖。那是我的骨血，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羁绊。我抱着孩子来到小雅的病床前，她已经虚弱得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本能地用脸颊蹭了蹭孩子的襁褓。
我在那一刻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拼命赚钱，给她们母女俩最好的生活。我要取消那个该死的AA制，我要把工资卡全部上交，我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可是，我醒悟得太晚了。有些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和态度的转变就能抹平的。
孩子出生后的第五天，小雅出院回家。为了让她好好坐月子，我提前请了一个口碑很好的月嫂，费用是一万五。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卧室的木地板上。月嫂把哄睡的女儿放进婴儿床后出去了。我端着一碗炖好的鲫鱼汤走到小雅床前，满脸堆笑地说：“老婆，快喝点汤补补。月嫂的钱我已经全付了，以后家里的开销我都包了，你什么都不用管，安心养身体。”
小雅靠在靠枕上，脸色依然苍白，没有接那碗汤。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感动，没有欣慰，只有一种死水般的平静。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硬面笔记本，递到我面前。
“李诚，”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重磅炸弹一样在房间里炸响，“孩子生完了，这是你想要的一半。现在，我们把剩下的账清一下吧。”
我一头雾水地放下汤碗，接过笔记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每一行都是一笔账，字迹工整得让人不寒而栗。
我一条条看下去，越看双手抖得越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