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太平年》,钱弘俶软禁兄长、逼得三弟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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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吴越备史》《十国春秋》《资治通鉴》《新五代史》《宋史》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947年十二月除夕夜,杭州,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趁着年关的爆竹声悄然落幕。

宫墙外,百姓忙着置办年货,酒肆里灯火通明,浑然不觉内部正在上演的一切。

就在这个本该举家团圆的夜里,吴越国第四任国主钱弘倧,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从王座上拽了下来,软禁于义和院,整个过程干净利落,等消息传出来,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接替他的,是他的亲弟弟钱弘俶,那年十八岁。

《太平年》播出之后,观众对钱弘俶这个人物议论纷纷。

剧中他处处克制隐忍,最终以和平方式将整个吴越国交给宋朝,被后世称道。

可就在这些广为人知的叙述背后,有两件事几乎从未被正面提及——那场除夕政变之后,钱弘俶的亲兄长钱弘倧从此再也没能踏回那道王宫的大门,在受限的岁月里走完了将近二十八年的生命;另一位兄弟,自947年起在所有史料中销声匿迹,生死下落,无文字可考。

翻开《十国春秋》的原始记录,那几行简短却沉甸甸的文字,让人读完久久不能平静。



【一】一个临安人,在五代乱世里打下了半壁江山

唐朝末年,天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这场乱,说起来不是突然就来的。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地方的控制便一年不如一年,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各路节度使握重兵、坐地方,皇帝的诏令出了长安,很多地方当个没听见。

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朋党倾轧,整个帝国就像一栋外墙还勉强撑着、里头早已朽坏不堪的危楼,随时都可能塌。

875年,黄巢在山东举旗起义,这把火一烧将近十年,把唐朝最后一点元气也给耗干了。

黄巢最终兵败,可他烧过的地方,没有人有能力重建,各路藩镇反而趁乱做大,中央政权越来越像个空架子,只剩一个名分撑着门面,实际上说话不算数。

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自立建后梁,延续将近三百年的唐朝就此覆灭,历史滚入了五代十国那段令人眩晕的乱世。

五代五十三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前仆后继,皇帝换了十几个,没有一个坐稳超过二十年,最短的甚至只坐了几年龙椅便身死国灭。

用今天的话说,这五十多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密集的"政权换届"现场,而换届的方式,基本只有一种——打。

与此同时,南方和西部还同时并存着十个大小不一的割据政权,彼此之间时而联合、时而征伐,整个天下乱成了一盘没法下的棋。

偏偏在这片烽烟里,有一个人把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经营得出奇的稳当。

他叫钱镠,生于852年,临安人,就是今天杭州市临安区那一带。

钱镠的出身说出来不算好听——父亲以贩盐为业,家里并不宽裕。

可这人天生有股劲,年少时走南闯北,把世事人情看了个通透,磨出了一股旁人少有的韧劲和胆气,加上一双看人极准的眼睛。

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往往比出身更管用。

钱镠后来投身行伍,跟随越州地区的军事长官董昌,从普通下级武官做起,靠着打仗不要命加上脑子灵活,一步步在浙西积累起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他打仗有一套自己的风格:遇上能打的就真打,打不过就退,遇上可以谈的绝不硬撑,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

这种务实,在那个一腔热血就敢与强权死磕的年代,反而成了他最难被复制的竞争优势。

907年,后梁建立,钱镠第一时间称臣,被正式封为吴越王,吴越国由此建立,辖区涵盖今浙江省大部分地区、江苏南部一带,以杭州为国都。

钱镠治国,有一套让外人初看不以为然、细想又觉得高明的核心逻辑:不卷入中原争霸,专心守好自己的地盘。

五代那些政权,各个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打来打去,消耗的是自己的血。

然而钱镠心里清楚,以吴越的体量,贸然入场争霸无异于送人头。

他的目标从来不是称霸,而是守成——守住这片土地,让江南的百姓在乱世里,能过上比别处安稳得多的日子。

为了这个目标,他把"称臣"这件事做到了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不管中原谁当皇帝,他都及时称臣,礼数周全,措辞恭顺,把姿态放得低到让人挑不出毛病。

后梁亡了就向后唐称臣,后唐亡了再向后晋,每一次中原换届,他的使者都比别人更早到场,礼物送得丰厚,笑脸堆得到位。

旁人或许背地里嘲笑他没骨气,可这套做法的效果摆在眼前:吴越从未成为任何一个中原强权的首要征伐目标,边境维持了相对的稳定,百姓少受了不知多少刀兵之苦。

守住了和平,才有本钱做其他的。

钱镠在任期间,大力治理钱塘江水患,修筑海塘,兴建水利,从根本上改善了浙江沿海的农业生产条件。

他鼓励贸易,积极招纳北方南下的文人和工匠,吸引了大量中原的人才与技术向南流动。

战乱年代,当北方许多城市在烽火中化为废墟的时候,杭州却在悄悄积累着人口、财富和文化底蕴,一步步成长为江南最繁荣的区域中心之一。

这片积累,为日后宋代江南的繁华埋下了最早的种子,有学者甚至把南宋定都杭州的历史根基,一部分追溯到钱镠时代打下的城市底子。

932年,钱镠在杭州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在位二十六年。

以五代帝王平均在位不超过十年的时代标准来衡量,这份记录堪称奇迹。

他留下了一套家训,核心意思就是:度量自身,顺势而为,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这套逻辑,某种程度上道尽了他一生行事的底层密码。

然而,这份家训里的智慧,后来的子孙并非每一个都真正读懂了,也并非每一个都走得一样稳当。

钱镠去世后,王位传给了儿子钱元瓘,钱元瓘延续父亲的基本路线,于941年去世,在位约十年。

王位随后传给了他的儿子钱弘佐,是为吴越第三任国主。

钱弘佐继位时才十三岁,但这个少年国主展现出了相当的治国潜力——铲除了图谋不轨的权臣程昭悦,整顿了朝纲,还打赢了几场边境上的硬仗,占领了福州。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少年往后会走出一段不错的路,结果947年六月,他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岁,在位七年,没能留下成年的继承人。

这颗棋,就这样悬在了那里,等待着下一只手来落子。



【二】947年六月至十二月:半年里两场让吴越彻底变天的大事

947年六月,钱弘佐去世的消息传出,吴越国内的权力格局随之出现了微妙的松动。

按照兄终弟及的惯例,钱弘佐之后,王位落到他的弟弟钱弘倧手上。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明面上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

钱弘倧顺利接掌大权,出任吴越第四任国主,表面上风平浪静,没有即时的动荡。

然而,新国主上任没多久,就让某些人开始坐不住了。

钱弘倧是个有想法的人,而且想法相当明确。

他清楚地看见吴越国内长期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积弊:武将势力尾大不掉,各地将领手握实兵,国主的政令在很多方面只是一纸空文,说了等于没说。

这个问题从钱镠晚年便已初现端倪,历经几任国主,始终没能从根子上解决,每任国主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绕着走,拖一天是一天。

钱弘倧不想拖了,他决定从自己这里把这个积弊一并清掉,正面解决问题。

他的整顿方向很明确,矛头直指吴越军中最不好惹的人——内衙统军使胡进思。

胡进思这人,在吴越军中的地位不是一般的稳。

他从钱镠时代便开始积累资历,历经钱元瓘、钱弘佐几任国主,根基之深、人脉之广,在整个武将集团里几乎无人能及。

他在军中多年,手里的关系网密密实实地铺着,朝中上下有多少人跟他走,连他自己可能都未必数得清楚。

钱弘倧整顿军政,绕来绕去,最终都绕不开这个人——想动,就得动这颗最硬的钉子。

可就在钱弘倧秘密谋划如何处置胡进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叫何承训。

何承训是内衙指挥使,起初正是他主动建议钱弘倧动手处置胡进思,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

然而转过头,他把钱弘倧的全部密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胡进思。

被自己人卖了还不自知,钱弘倧这一次,被背刺得彻彻底底。

消息传到胡进思耳朵里,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没有慌乱,没有声张,他不动声色地开始准备。

在那个年代,有些问题不能用谈的,只能用兵。

947年十二月,年关将近,杭州城里张灯结彩,年味渐浓,爆竹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忙着辞旧迎新。

就在这个本该阖家欢庆的除夕夜,胡进思披挂上阵,率领三百名甲兵趁着夜色向王宫逼近。

守门的何承训——就是那个出卖了钱弘倧的人——识相地打开了宫门,兵马涌了进来,守卫根本来不及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

王宫里一片混乱。

钱弘倧身边的忠臣水丘昭券挺身护主,挡在宫前怒斥乱兵,当场被乱刃所杀,鲜血溅到了钱弘倧的袖子上。

当时的记载用极简短的文字留下了这一幕:"杀水丘昭券,刃及于弘倧袖。"

就这几个字,把那个除夕夜的混乱与凌厉,刻进了史册。

就这样,在一个本该放鞭炮吃年夜饭的除夕夜,吴越国换了主人。

政变成功之后,胡进思对外宣称国王"突然中风",传位给弟弟钱弘俶。

这套说辞当然没有任何人真的信,但在那个年代,能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已经算是留了一点颜面。

毕竟,不是所有的政变都还操心着名义不名义的问题。

胡进思随即着手扶立新国主,选中了钱弘倧的亲弟弟钱弘俶——排行第九,时年十八岁,在朝中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积累,在军中连嫡系人马都谈不上。

从胡进思的视角来看,这个人选近乎完美:年纪轻,根基浅,朝中没人脉,军中没班底,坐上去之后,他胡进思依旧是那个真正说话算数的人,新国主不过是个有名分的摆设。

947年十二月,钱弘俶被拥立为吴越第五任国主,正式登上王位,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一年的执政生涯。

胡进思大概满意地回去睡了个好觉,觉得这盘棋下得相当漂亮,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然而他这次,从根本上押错了宝。



【三】那个被所有人以为只是棋子的十八岁少年

钱弘俶走上大殿、接受群臣朝拜的那一刻,整个朝堂上没有人觉得他是真正的主角。

所有人的目光,都斜着瞟向站在一侧的胡进思。

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被大家都忽略了——钱弘俶在同意继位之前,说了一句话。

他对胡进思说:"若全吾兄,乃敢从命。"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这是他在那个最险峻、最混乱的时刻,用自己手里唯一的筹码——是否配合继位——为钱弘倧换来的一条生路。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那种局面下,做出这样的选择,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挺出人意料的。

胡进思同意了这个条件。

但他的同意,也只是把"杀"字暂时搁置,不代表他真的打算就此罢手。

此后,他不止一次提出要处死钱弘倧以绝后患,理由每次都说得理直气壮:一个废黜的前任国主活着,就是一颗随时可以被人拿来当旗帜的棋子,留着是个祸患。

每一次,都被钱弘俶出面压了下去。

到了某个节点,有消息说胡进思已经私下安排了刺客,打算直接动手。

钱弘俶得知消息,立即调兵护卫,将这次图谋挫败。

所以,钱弘俶不是那个要置兄长于死地的人,至少,他保住了他的命。

但救下一条命,和给人真正的自由,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钱弘倧活下来了,但他再也没有回到那道王宫的大门。

钱弘俶则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另一段人生。

登位之初,他表现得极为低调,对胡进思的态度恭顺有加,政务上凡有拿不定的都虚心请示,把一个年少无经验、事事依赖老臣的新君形象演绎得相当到位。

胡进思在旁边看着,大概觉得这小国主果然省心,没什么麻烦。

然而这份低调,从来都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清醒的判断。

他心里很清楚:根基浅薄,威望不足,军中没有嫡系,朝中没有亲信,此时若贸然出头和胡进思正面对抗,只会死得更快。

唯一可走的路,是韬光养晦,用时间换空间,慢慢攒自己的人脉和班底,等时机成熟再出手。

他等得住,也沉得下去。

在表面顺从之下,他悄悄做了很多事:拉拢与文官群体的关系,结交那些对武将长期把持朝政心存不满的大臣,把值得信任的人一点一点安排进关键岗位,不着痕迹地收窄武将集团可以独自拍板的空间。

一切都在悄然进行,没有正面冲突,没有激烈表态,就像水慢慢渗进土里,等大家意识到格局已经变了,事情早已成了定局。

948年四月,胡进思去世,享年约九十岁。

这位从钱镠时代起便在吴越军中打转的老将,以接近百岁的高龄,在这段乱世里画上了句号。

他生前大概没想到,那个他以为好拿捏的十八岁少年,已经在他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把属于自己的权力捡了回来。

胡进思一走,朝中再也没有能真正制约钱弘俶的力量。

此后的吴越,权力天平开始稳稳倒向钱弘俶这一侧,再没有翻转过。

对外,他继续沿用钱镠那套"向最强者称臣"的外交策略:951年后汉覆灭,郭威建立后周,他及时称臣;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他再次第一时间调整立场,向新政权递上贡表,行云流水,毫无滞碍。

当年钱弘倧想整顿军政,几个月就被政变推下台了。

钱弘俶把同样的目标,用更长的时间、更迂回的路径,悄无声息地走到了终点。

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别,说到底不是能力的高低,而是节奏的快慢,以及对"时机"这件事的把握深浅。

就在钱弘俶一步步稳固执政地位的这些年里,有两个人的命运,以一种最安静、最沉默的方式,被压进了历史的深处。

翻开那段史书,感受到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重。



【四】消失的兄长

就在钱弘俶坐稳王位、开始真正掌控吴越朝政的那些年里,《吴越备史》的笔墨里出现了一种令后来读史的人深感奇异的变化。

与他血脉最近的两个人,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于寻常史书的节奏,渐渐从那些密密麻麻的记载里退场。

一个是他的亲兄长钱弘倧,史书里关于他的文字越来越少,少到几乎无迹可循;另一个是钱氏宗室中另一位兄弟,在《十国春秋》的某一页某一行之后,这个名字就彻底消失了,没有死亡记录,没有流亡记载,什么都没有,就那么干干净净地不见了,像一滴墨水渗进了更深的地方,再也找不回来。

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两处沉默,大家的目光都被更宏大的历史事件所吸引。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那场除夕政变已经彻底画上句号、一切都将向着新的轨道平稳运行的时候,那些被史书用最简短文字带过的细节,却像两根刺一样,悄悄扎进了这段历史的底部,等着有一天被人翻出来细看。

而当真正翻到《吴越备史》里那段最简短的记述,把那几行文字细细看完,手指压在那两个名字最后出现的地方,那片书页之后的空白,让人久久不愿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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